第四节 关于苏共改革失败原因的思考
一 关键在于选择了方向性错误的改革路线
通过前面大量的论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引导下，戈尔巴乔夫们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错误的政治思想方针造成国家领导核心的丧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族际关系等各方面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
此外，在改革的具体进程中他们又犯了一系列错误。
1．缺乏改革的理论准备
苏共对改革的理论准备不充分首先表现在改革初始，苏共受多年来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影响，在面临世界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却不能提出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苏共仍然坚持过去的立场，从而对世界社会发展的认识失去了战略优势，丧失了仍然固守计划经济的观念，不能把其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联系起来。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仍然坚持实际上是重工业优先的“加速战略”。由于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思想已经消耗殆尽，苏共不能得到新的思想武装，提不出能够把人民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
其次，没有改革的完整纲领，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不明确。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口号：“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这里“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和表现形式，“更多的社会主义”又“多”在什么地方，完全不清楚。就是说其政治改革要达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经济改革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其改革思想只是综合了某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设想，仅仅是修改以前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如改变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等等，其所体现的革命性仅在承认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339] 就连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也承认改革开始思想准备不够。他说一开始并没有改革的详细计划，对要建立的苏联社会发展模式也没有分析。就如雅科夫列夫所说，1985年时的思想状况是“相当幼稚”的，把改革仅仅理解为：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看来，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对改革也是缺乏设计的。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的发展道路就没有预见性，成为一条不断左右摇摆的“之”字路线。
2．对苏联国情缺乏了解
戈尔巴乔夫谈改革，可又确实不了解苏联社会，尤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甚至到1987年时仍然如此。按照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说法，苏联社会发展的停滞主要是经济原因、粗放方式、经济机制等等。因此，他最初的改革方式是试图借助于20世纪30年代搞工业化的经验——即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实行改革，确定“苏共中央总路线——加速战略”，以此指导全国的行动。改革仍强调“计划规律”，“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规律”，恰恰未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用这样的形式搞改革在苏联历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尽管也采取了全民支持的形式，但并未经过充分的讨论，故而成效不大。 [340] 当此之时，又匆忙转向政治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重新评价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关心如何认真严肃地分析本国充满矛盾的历史，分析本国的国情，应当改掉什么，保留什么，目的却是以此突出自己的“政治形象”，即“改革”的形象。为此又导致了全盘否定历史。
1990年，当有人问雅科夫列夫：“假如回到1985年，您如何改革，从何入手？”连他也承认：“如果当初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在经济方面，特别在财政方面的问题，认真评估一下实际商品资源，详尽分析一下军事工业的整体实力，对农村形势，其中包括农产品的收获、加工、贮存及充满自负的土地改良计划草案等等都作一番调查研究就好了。” [341]
3．对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
开始改革时，由于理论准备不够，对解决问题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原《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指出，最简单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需要的四个条件：商品、基础设施、干部、市场调节经济法规，一样也没有。在着手实现如此巨大的改革时，却又没有一个明确的应当怎样做的概念，以为仅仅靠提高现存经济体制的效益就可以改变一切。而到后来，又不知道从一种高度集权体制向另一种社会体制过渡，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学说，特别是要在没有社会震荡和政治动乱，没有社会解体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过渡。
戈尔巴乔夫等人把复杂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还表现在，认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以为能够解决按其内容是不容易同时解决的矛盾。
例如关于改革发展的逻辑顺序。改革之初，苏联的改革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生产结构改革（如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经济体制改革（或经济机制改革）和多少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但对这几方面改革的顺序和相互联系却谁也没有想到研究一下。
最初实行的是结构改革，同时也很小心地有一点涉及经济机制方面改革的内容。
但很快“完善经济机制”方面的步伐就超过结构改革，在1987—1988年达到顶峰，使事情朝另外的方向发展。国有企业和劳动集体管理部门权力的重新分配，使以机器制造业为中心的结构改革停滞下来。
在1988年，政治改革又成为中心。即便在“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也主要指的是管理体制的民主化，如民主选举企业领导人等。
苏联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完全忽视中国已有七年之久的改革经验——即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中先进行结构调整，再进行体制调整。否则多头同时推进，必然各方面都搞不好。何况其政治改革又造成苏联社会政治领导力量的削弱，更意味着对经济管理的削弱。 [342]
4．用行政命令方式搞改革
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最大弊端，便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挥生产。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其所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方案都深深带有旧体制的烙印。
实现加速战略的主要方式靠行政命令。他当时有一句名言：“仅仅依靠劳动纪律的提高，和对产品的严格监督，就可以提高生产”，还是摆脱不了旧的思维方式。“加速战略”中首先强调“整饬纪律”和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便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关于“禁酒”的法令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本书前面所述，由于主观决策，不尊重经济规律，最后遭致惨败，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迷恋行政命令措施还有一个突出表现是其干部政策，以为仅仅凭撤换一些干部就可以改变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一上台便大规模地撤换干部。实际上其干部调整也没有制定一套完备的民主选拔程序，而是主观意志，任人唯亲。结果在干部大撤换中，把一些从各方面特征看是属于造成混乱的人加入到党的上层。 [343]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别切涅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终习惯于旧的行政命令方式。在改革进程中他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作为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越来越把垄断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这就和他自己倡导的民主方式产生了矛盾， [344] 最后甚至抛弃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
5．忽视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苏联解体以后，一部分俄罗斯学者在分析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时，认为“类似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教训看，或迟或早都是要解体的。而不管你是用‘铁腕’或是‘自由主义’的管理方法。所以苏联解体是历史对1917年苏联产生的政党的一个报复”。 [345] 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占优势的趋势是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所以苏联这个最后的殖民帝国瓦解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346] 这种把苏联解体看成是“必然性”的观点，忽略了苏共70年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的失误首先表现在低估了苏联民族矛盾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所以在改革初期苏共没有任何事先拟定好的民族政策。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也承认的，“我们当时都在为各民族的团结友谊干杯”，以至于在当民族分裂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惊惶失措，应对乏力。
其次，当各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暴露时，又缺乏良策来处理好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他们或者是沿用过去苏共的老办法，以为简单的撤换共和国领导人就可以达到目的；或者借助于强力机关，以为派出警察、部队就可以平息骚乱。忽而“左”，忽而右，在没有仔细研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时就匆忙为苏德条约下结论，最终遭致更大的混乱。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化”、“公开性”下导致的民族矛盾的尖锐。维护苏联多民族国家团结和巩固的主要因素在于苏共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当“改革”导致苏共领导力量的削弱后，当联结各民族的统一思想瓦解后，就促使了“帝国的崩溃”。今天，俄罗斯学者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指出：“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实行政治民主时可能就没有看到这一点：在1988年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他们所确认和赞同的民主改革，实际上就已宣布了苏联的死亡。” [347]
6．“左”、右倾思潮和政治势力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导致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也是致使改革初期一系列失误的主要原因。但同样必须注意到当时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
极“左”思潮在苏联历史上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主要表现为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教条主义和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合时宜地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扩军备战推进世界革命等等。其中，反对改革的思潮也是很突出的。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在勃列日涅夫身上就有明显体现。他常常引用据说是列宁的一句话“我们有许多人喜欢改革一切，结果导致了我从没有见过的大灾难”，认为“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革，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和检查执行的情况”。 [348] 所以他曾经对1965年柯西金的改革不感兴趣，他说：“他能琢磨出什么？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能明白这个？我们需要的只是良好的工作，再也没有别的问题。” [349] 由于改革必然触及相当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官僚阶层的利益，在一部分人，尤其是特权阶层等保守势力反对1985年兴起的改革就不足为怪了，这也对改革初期的进展造成了困难。
思想理论上的束缚是集中的表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尽管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正确的斗争，但他在某些方面却是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为武器，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因而对一些改革措施加以反对。例如，他对吉洪诺夫院士提出的“立即解散大部分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并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建立私人农场”的建议十分反感，认为这会导致私营企业家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350] 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下的私有经济的一种误解。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只能是清一色的公有经济，否定任何形式的私有经济，实践证明这种思想完全是不合时宜的。以他为代表的这类思想在当时不在少数，在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中也表现出过分的欣赏和赞美旧体制成就的情绪。当然这不仅无助于改革事业的发展，而且以这种思想反对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显得苍白无力。
7．忽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以后，通过对剧变的反思，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学者已认识到：“苏联解体是西方帝国主义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他们借助在苏联内部被其收买的、贪赃枉法的一帮人直接实现了这个目的。” [351]
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希望。在通过和其初步交往后，纷纷发表赞扬的讲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戈尔巴乔夫对各种主张都是豁达的和不报偏见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戈尔巴乔夫说话“直率明确”，他将会“十分大胆地利用世界局势”。英国《华盛顿邮报》说新的苏共总书记“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生气、待人随和”，是一个“新型的苏联人”，他的上台“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7月初，美国前总统卡特在访苏后发表谈话，认为“戈尔巴乔夫也许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全世界都期待着他在苏联进行有益的改革，期待他在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进一步限制军备和核武器方面取得有益的进展”。
西方领导人和舆论当然不是无目的的赞扬戈尔巴乔夫，其最终目标是希望戈尔巴乔夫能把苏联绑上西方的战车。因此在其上台之初，是不断地给他各种赞扬和荣誉，巧妙地满足他的虚荣心，以期他沿着“公开性”、“民主化”的道路走下去。而戈尔巴乔夫恰恰对其在西方的“开明君主”形象又特别在意，这就为其日后不断倒向西方、满足西方各种要求打下基础。
当由“公开性”、“民主化”引起苏共领导人的分歧之时，外国报刊又及时地利用这一点扩大分歧，对“民主派”以公开支持。例如，在戈尔巴乔夫的桌子上经常摆放着路透社、英国《泰晤士》报、法国《世界报》等，都是把利加乔夫发表的所谓与戈尔巴乔夫有分歧的言论断章取义摘录下来。这果然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快，造成与他的争吵。所以后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对此说过：“高层领导人所引发的危机被外国特务机关巧妙地加以利用了。” [352]
不能说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是完全倒向西方的，这段时间苏共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还基本上承继过去的传统，还有斗争的一面。但西方已看见了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多年来西方梦寐以求促使苏联演变的战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思潮下终于看到了实现和平演变的曙光。
二 戈尔巴乔夫等人应负的历史责任
前面我们分析了导致改革初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失误的因素。其中一些原因：如事先没有关于改革的详细计划；对改革艰巨性没有估计到，特别是低估民族问题；对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没有准确的评价；对苏联的社会发展模式没有分析等等，这些原因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后来也承认的。这当中自然包括他们个人及领导集体决策上应负的责任。但有一点却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承认的，那就是他们个人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与失误的关系。
世界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一个制度的崩溃往往与个人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这个人对于崩溃起了加速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353] 斯大林在总结俄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时也指出：“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 [354] 那么，为什么这些领袖人物“不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不善于预见和利用胜利可能性”呢？除了前面我们分析的苏共领导集团决策的失误，还与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有关，尤其是其政治素质。
1．从动摇到背叛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等人改革一开始就想背叛社会主义，有一个搞垮苏共的想法，恐怕还是不确切的。但这些人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环境气候一变，政治目标就随之变化。这种左右摇摆的政治品质，对作为领导如此重大改革事业的大国领导人来说就十分可怕了。
改革之初，在戈尔巴乔夫各种讲话中，在苏共的各种文件中，都信誓旦旦地保证改革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进行，目的是“更多一些社会主义”，是完善社会主义。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开始一步步抛弃原来的立场：从遵循党的领导作用，党的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到赞扬多党制的思想，到最终屈从于反对派的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党的领导作用；从遵循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到承认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从遵循苏联国家的不可分割和不可动摇到容许修正这个基础；从事实上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到背叛这个运动…… [355]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是怎样变化的呢？1991年他在追溯自己思想变化的轨迹时说道，他“比其他人更明白改革的含义，即必须换掉这个体制。但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准备好，那就什么也得不到。我明白，这件事是同向新的生活形式过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也将导致冲突”。 [356] 就是说，当改革形势进一步发展之时，他逐渐动摇了原来的信念，抛弃了过去的立场，“忘记”了他曾经许下的诺言，从而搞乱了党的思想。
雅科夫列夫也曾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捍卫者。1972年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的他在《文学报》发表《驳反历史主义》的长文，引经据典，对文艺界出现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曾说过：“在一个人的转变过程中未必会有一条明显的界限——今天这样，明天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可是，直到1989年他还说“我至今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357] 然而在私下里同一个他却说：“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即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358] 后来，则更公开地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信仰不断改变的人，却长期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规划改革的蓝图。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谢瓦尔德纳泽也曾明白无误地说过其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1991年他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道，“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以上所述十分清楚地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和他们是如何背叛他们改革之初向苏联人民公开承诺的誓言。苏共高层领导人这种动摇的政治立场，对苏联改革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正好应了列宁的一句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359]
2．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
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同时体现着两种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遇事优柔寡断、动摇不定；另一方面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他早就习惯于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抛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经过党的领导集体决议，直接找某个执行者而不需要商量和讨论。这与他大吹大擂提倡的民主、公开原则形成绝妙讽刺。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他的世界观和性格。他热衷于其在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公式，实质上他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培养他并把他推上权力顶峰的那个机构的产物。苏共历史上的领导人大多有独裁专制的作风，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的“主观唯意志论”等等，曾经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点，想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但却又忠实于旧模式和旧方法。
例如，他最初保证不会重犯勃列日涅夫等人的错误，即一人担任党和国家两个领导职务。1985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总书记应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而不应在国家领导中占据位子，所以他保证将不担任国家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提议由葛罗米柯担任此职；然而，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是他提出应由苏共总书记兼任国家首脑。他说，“没有党的领导作用……就不能解决改革的问题”，因此“必须推荐党委第一书记担任相应的苏维埃主席”。 [360] 表面上他是强调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为了大权独揽，这重复了苏共领导人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传统。据戈尔巴乔夫身边长期工作的人回忆，他是一个“权力欲”者。他时时、处处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因而不允许与别人分享权力。他到处巡视，不断讲话、演讲、报告、会谈。仅在1985年10月就达15次。而其所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的观点不协调，也不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他或许是有意识地使自己越来越置于苏共监督之外。
3．夸夸其谈，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领导人中以“能言善辩”著称，具有很好的口才。他本人热衷于讲话和写文章，常常迷恋于自己的演说效果，沉醉于国内外，尤其是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他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大量的文件还没有看。” [361] 雷日科夫也说他“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只喜欢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 [362] 他本意还是想一上台就建立“丰功伟绩”，但把其讲话和文章在国内外引起的轰动反映看成了“丰功伟绩”的一部分，不注意落实计划中需要付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制定了一些正确的改革方针，却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际措施。所以人们常常讥笑他的领导风格是“以说话开始，以说话结束”，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决议被束之高阁，而他这种作风基本上贯穿改革过程的始终，使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矛盾得不到克服，很多任务不能完成。
他陶醉于上台后国内外舆论对其一片赞誉声中——其中一些出于真心，而另一些却是出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考虑。所以对自己的“历史面貌”过于关心，这就妨碍了他采取坚决而又必要的，但又是不受欢迎的措施。他想让任何人都不能指责他搞专制，而与此同时国家却陷入混乱状态，人民生活变得极为艰难，某些地区进行着自相残杀的战争。所以他的一些同事认为他在处理国事中具有一种明显的“学究气”，不是求真务实。
4．缺乏大国领袖的人格魅力
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人格魅力：他或许有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们所强调的高级领导人应当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说明领导人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道德品质完善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到后来，那些他最亲密的助手，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先后离开了他，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等，还不包括后来的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他的同学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作风常常搞得下属无所适从。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会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而奋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面对民主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取得成功。他忽而高度评价苏联历史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忽而又攻击苏联70年的政治体制是“集权官僚体制”，是“斯大林模式”，要用“自由的、民主的”体制取而代之……所以“总书记观点的‘多元化’使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两派人士都怀疑他的诚意”。 [363]
戈尔巴乔夫常以对其“忠诚”的程度来衡量和使用干部。谁如果是契尔年科的“老臣”，是曾经反对过他的，这个人就很难再得到重用。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多尔基赫曾是苏共总书记的候选人之一，戈尔巴乔夫为了限制其影响便发动一场反对他的秘密战争，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也是在与其争夺总书记职务失败后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当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谁如果一段时间在报刊电台上多露了脸，戈尔巴乔夫便会心生妒意。据长期为戈尔巴乔夫服务的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回忆，“当他知道某些人受到的赞扬超过他时，他就会失去自制。我根据经验知道，这些人很快就会完蛋，总书记将会使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364]
戈尔巴乔夫在其同事或下属受到不正确的攻击时，常常诿过于人，不能为他们主持正义和公道，这也使他们感到寒心。大家看到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工作得不到支持，很快便消沉下去，失去了工作的兴趣，最后逐渐都撒手不干了。这正是那些从前的战友疏远他、离开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365]
戈尔巴乔夫每到关键时刻不敢出来承担责任，性格软弱、胆小怕事，缺乏主要领导人应有的勇气和魄力。他的这个特点在后来“8·19”事件期间看得更清楚。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现在已经很清楚，对苏联瓦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主观因素，即当时的领导人软弱无力，胆小如鼠，最后发展到公开叛变。” [366]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苏联面临巨大转折时期，面临极其艰难的政治经济改革事业时，担当了苏共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显然他是不称职的，是完全无力承担如此复杂艰巨的任务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决定苏联命运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苏联解体是综合的因素促成的，戈尔巴乔夫当然也难辞其咎。值得深思的是什么原因培养和选拔了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