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嘉峪关
1957年12月2日这天，由酒泉劳改分局代管的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干事陈毓明被人叫进会议室。在全队干部和部分工人面前，队长宣布：给极右分子陈毓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宣布送夹边沟的还有工程师夏普。
前两年他参加过夹边沟农场的规划和测量工作，所以他清楚夹边沟农场的历史：1954年创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管教队。但是农场创建之后，由于许多劳改农场的犯人劳改期满，而中央的政策又规定劳改犯期满释放后大都不准回原籍，夹边沟农场就改成了专事收容就业人员的农场。这儿有三百多名就业人员，它的分场新添墩有一百多名就业人员。有四十多名管教干部。
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挨批判的日子里，就业人员已被转移到下河清农场，夹边沟已被改造为右派们的劳教农场。他到达的时候，这儿只剩下几十名赶马车、喂猪和打杂的就业人员，空旷的房子和田野专等着右派来住来耕耘了。
他和夏普是第一批到达夹边沟的右派!
转天来了第二批右派，酒泉运输公司的七个人。过了几天，陆续又送来八九个人，此后就停顿了。
他是劳改系统的右派，在这儿搞过测量，和场长熟悉，场长便在十七名右派面前宣布：陈毓明是你们的临时负责人，你们有啥事先跟他说，由他找领导反映。
他领着这十几个人搞卫生、喂猪、积肥，干了两三个月。春节过后，大批的右派潮水般涌来。他又被宣布为农业大队第四队的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拐棍。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陈毓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陕西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三边回汉支队的大队长。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时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牺牲，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那位战士在下山找粮时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供出了他。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那位战士说他，你怎么不找组织呀?他说坐了两年多班房，脱党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次偶遇，组织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问题是，他被俘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下了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潮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五十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夹边沟农场当副场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任省政府某厅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刘振宇历经坎坷命运不济。夹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卧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夹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才幸免于难。
刘振宇其人，皮肤奇黑，脾气暴躁，但是他对陈毓明极富同情之心。陈毓明到夹边沟不久，其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女人也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在副业队喂猪。刘振宇曾两次指示农业大队的队长梁敬孝：叫陈毓明到他女人的房子住两夜去。陈毓明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劳教，和另外两个女右派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陈毓明来到女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右派早被梁队长临时安排到其他房子去了。
刘振宇还把陈毓明叫到自己家吃过几顿饭，叫女人做的拉面条。
陈毓明当个拐棍，每天领着几十名右派种地、挖排碱渠、去清水挖沙子，工作很累很繁忙，但他很负责任，尽心尽力。
这是1959年7月的一天，刘振宇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今年的菜种得不好，缺肥料。领导研究派几个人到嘉峪关积肥，我的意见是叫你带着他们去，你看好不好?陈毓明知道，这是刘振宇体谅他在清水筛沙子身体累垮了，给他安排个轻松工作。右派们都愿意做外派的工作，自由，没有管教人员监督。他说，那好那好。哪天走?刘振宇说，明天你一个人先去，在那里找下一间房子，那几个人后天去。陈毓明说，我就担心有人跑了，我负不起责任。刘振宇说，你放心，你放心，给你安排的人都是牢靠人，不会逃跑。
翌日清晨陈毓明就出发了。他把行李捆好，放在宿舍里，等后边的人捎过去。他自己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背了两天的干粮——小小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经刘振宇特意关照伙房才给他的。书包里还装着漱口缸子、水碗、毛巾肥皂。另外还把自己的破棉大衣捆了个卷儿背在身上，还斜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发的。从夹边沟去酒泉走近道也就二十几公里，中午时分他就到了酒泉，坐上了去嘉峪关的公共汽车。坐在车上他才吃了两个馒头，喝了几口水。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已经过惯了，他决不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了明天就要挨饿。
嘉峪关市是建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新城。除了新修的沥青马路和建筑物，到处是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长着芨芨草的沙包。那时的嘉峪关仅仅有个雏形：两条马路相交的大十字，中心有一个栽了几棵小树的转盘。大十字的东南角有个五一工人俱乐部——一个电影院，东北角是一座两层楼的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市政府、酒钢招待所，西南面有个蔬菜商店。这几座建筑是嘉峪关市最显著的建筑，其次，沿着四射的马路两侧断断续续盖了些房子，向四方延伸二三百米。这些房子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饭馆、商店、照相馆之类。在东西向马路的南侧，是三九公司的家属区，也都是低矮的平房。
在大十字东北方向的深远戈壁滩上，是兴建了几年却又停工的酒泉钢铁公司。到处是建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炼钢炉。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夹边沟出来之前刘振宇对陈毓明说，酒钢下马了，空房子多得很，可是陈毓明跑了半天，家属区的房子都满满当当，找不到一间空房。他进了街边上的一间新盖好没装门的房子，结果旁边商店的一个人把他撵出来了。那人看他叫化子的打扮，以为他要偷东西。后来他跑到工业区，修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空旷得像一座死城。他甚至跑进一座没有人烟的炼铁厂去了，看见了炼铁剩下的矿石和出炉后的炉渣。这里有空着的工棚，但他觉得这里没人。积什么肥去，就往回走了。
这时天已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去了，他顺着东马路沙哒沙哒地走回市区来。他想找个过夜的地方——马路边盖了半截的空房子。突然，他的眼睛看见马路南边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土墩子。土墩子迎着他的这面有个黑窟窿。他灵机一动朝着黑窟窿走去。他想，反正天热冻不着人，就到那个窟窿里窝一夜吧，明天再找房子。他下了马路，踏着满地的鹅卵石走过去。走近了禁不住大喜过望。这不是个黑窟窿，这是个窑洞，里边有十多平方米，地下散乱着一堆麦草几块破砖头，墙壁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这里住过人!可能是打工的民工挖出来的，门口还有风干了的马粪。窑洞门的两边栽了两截椽子，其中一根上还绑着一片柳条编出来的筢子。柳筢子倾倒了，看来是个简易门板。近一段时间这里好像没住过人，窑洞里有许多粪便。
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认出这是个古代的烽燧，两三丈高，顶上还有个木制的很高的三角架，三角架用黑白油漆漆上了斑马线。
他走到南边的沙滩上掬了一大把芨芨草——芨芨草正是开花的季节，它的羽毛般的花序已经充分地展开，洁白无瑕，茎秆也变白了，柔软而坚挺——又在马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芨芨草扎成个扫把。他先把窑洞里的粪便用脚小心地踢出窑洞，然后简单地扫了一下，就在麦草上坐下来吃馒头、喝水，接着就躺下来睡了，把大衣当做枕头。他睡得很香。
天亮之后他开始大搞卫生，他先把麦草扫出门外，把砖头码在墙角，然后把窑洞的墙壁刮墙皮似地扫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和碎草都扫出去，然后把麦草抖搂干净再抱进来铺在窑洞的里边半截，再把砖头摆了一道只有一层砖的小墙，把麦草拦住，里边就成为一片地铺了。
后来他又把门口的粪便扫远一点，扫出一块空地来。
干完这些之后，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又回到窑洞里站着看了看，很满意地跑到大十字接人去了。
从兰新公路上来的汽车和从嘉峪关火车站来的旅客都是从南马路进入大十字。他在五一俱乐部门口的花坛上坐着等呀等呀，黄昏时分一挂他熟识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和他一样破烂的人。车上还拉着行李，锅碗瓢盆，一堆芨芨草编的筐子。他站起来迎上去喊，你们来啦?
那几个人下了车和他说话，问房子找好了吗?他叫大家上车，他也上了车，叫车把式把车赶到东马路上，再驶向大土墩。马车轮子轧在鹅卵石上，有人叫了，哪里有房子呀，你叫我们住到沙滩上去吗?他不吱声，叫车把式把车赶到土墩旁边。他跳下车喊了一声：到了!
人们看清了窑洞，有人说，这就是你找下的房子呀?陈毓明说，哪个人把房子给你们修好了等着你们来住?你们当成你们是啥人了，是省委的检查团吗?叫你住酒钢的高级招待所吗?有个窑洞住就不错了!进吧!
劳教分子，吃苦吃惯了的，地窝子住过，帐篷也住过，他们嘴里咋呼，可是进了窑洞看看，又都说好。大家出去卸车，把行李粮食和锅碗用具拿进来。把筐子放在了门外。
窑洞很窄，并排只能睡四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包括车把式——陈毓明就把自己的行李铺在进门右侧的地上，和车把式睡一起。因为劳累，这天他们没有做饭，只是啃了点干粮就睡了。
夏季的河西走廊很少刮风。这天夜里有点闷热，正好柳筢子门歪倒着，深夜里大西北干燥凉爽的空气钻了进来。他们睡得很香。
翌日清晨他们做了一顿饭吃。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独一处的饭馆，是从天津迁来的，陈毓明叫张家骥去要了一桶水。他们在门外用锹挖了个坑，把锅坐上，用沙包上挖来的碱蓬烧开水，煮了一锅汤面的糜面疙瘩。他们每个人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四斤，按说应该很好地计划粮食，但由于可以自主地做饭吃了，大家一致决定吃一顿饱饭，至于以后够不够吃的问题暂且不管。于是做了一大锅稠稠的糜面疙瘩。
吃过饭车把式套车返回夹边沟。右派们出来送他。陈毓明嘱咐他：这里的情况你回去给刘场长说一下，我们今天盘灶，收拾一下，明天就开始拾粪。
马车走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出去到马路边新盖的房子旁边捡砖头，然后在进门后靠左手的地方盘了个狗爬炉。没有炉条，陈毓明也跑到路边的房前房后去找，捡了几根铅丝回来，凑合当炉条。顺便把歪倒的柳筢子门拴好了。挨着炉子又砌了个砖墩子，捡来一块木板做菜板。粮袋和蔬菜放在砖墩子旁边。中午休息了一下，下午大家又去拣砖头，重新把铺用砖头圈了两层。麦草显薄了，有人说出去找些草，有人反对说，没事了坐着歇会吧，等遇着了再拾也不迟嘛，非现在去找不可吗?遂作罢。
干完了这些，张家骥站在窑洞门上说，哎呀，真格局呀，就像布置洞房哩，就差个新娘子了。几个人都笑了，都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后来看时间还早，陈毓明说大家到街上转一转吧，熟悉熟悉街道，以后也好拾粪。于是五个人都上街玩了。那时候的嘉峪关，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个大十字，大十字东北角的百货公司。他们逛完了百货公司就没处去了，但是谁都不想回窑洞去。大家坐在十字路口的大转盘处观看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这正是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很热闹。后来人稀了，夜幕降临了，路灯亮起来，他们才往回走。肚子也饿了。
因为早饭粮食超支，这天的晚饭是糜面糊糊。面糊糊里放了很多饭瓜，撒了点盐，咸咸的。
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菜，但是这晚上谁都不想早睡。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到深夜。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下一顿少吃点，可以坐着说说话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他们突然说起了昨天的这个时候——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们还在夹边沟的田野上加班加点翻地呢，不管身体多么疲劳，不管干多长时间，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天一亩的定额，否则就不给晚饭吃。接着他们又回忆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车站筛沙子的劳累，帐篷里还没有炉子。在高台县板桥乡的山里挖云石，没有炸药，用洋镐刨石头，手都震裂了。石头滚下来把人砸死!一年半，他们苦死苦活地干了一年半……后来，他们又说起了明天开始的拾粪，大家一起笑了：拾粪，拾粪不就是担着筐到处走吗?
他们五个人，若论年龄，最大的当属俞青峰，五十岁出头，刚来农场是个圆脸，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现在他的脸已经很粗糙很消瘦了。他原是兰州市张掖路高昌皮货店的老板，解放后积极靠拢政府，思想进步。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从青海入藏的工作，把商号的骆驼队拉出来为解放军驮运入藏物资，骆驼都累死在路途上了。他自己也跟着解放军进藏并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才返回兰州。公私合营之后，领导任命他当了省商业厅所属的甘肃省皮毛公司的经理。论职务他也是县级干部了。其次是通渭县副县长徐敬宣，四十几岁。这是个来自老区的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说话实在老实巴交。他因为进城后没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就娶了个年轻姑娘犯了重婚罪，加之又有错误言论被送来夹边沟。老三是高克勤，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平的侄子。陈毓明是老四，三十四岁，大学肄业，1949年参加革命。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几年，1955年调省劳改局，省劳改局又将他安排到驻酒泉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最小的张家骥三十二岁，毕业于陕西武功农学院，在山丹军马场生产科长的位置上当了右派。
陈毓明之所以定为右派是因为整风中提过意见：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辞。
通过聊天陈毓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他在心里说，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原来都是当官的。
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个人全都起床了。他们生起火来，煮了一锅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
大家都在整理粪筐的时候，俞青峰跑到马路上去了。他在对面的墙根里找了一截粗铁丝，把柳筢子门关好，用铁丝拧紧。陈毓明说他：你不准备粪筐把那拧那么紧干什么，怕贼偷吗?俞青峰说，嗳嗳，事情还是防着些好。真叫贼娃子偷了怎么办?张家骥说，老俞有钱哩，怕贼偷。俞青峰笑了，有多少钱放在窑洞里?我是怕贼娃子把我的皮箱偷了。那皮箱是进过西藏的，有政治意义。张家骥又笑他：有什么政治意义，无非是炫耀你的光辉历史!你算了吧，你的西藏的光辉历程也免不了劳教的下场，你还总把那一段挂在嘴上。俞青峰说，还真是的，我真有点想不明白，我对共产党最拥护，结果落个这下场。陈毓明觉得奇怪，在夹边沟的时候，这些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谈政治性话题，但到了嘉峪关嘴上就没把门的了。他说，注意些，把嘴把牢些!但张家骥还是说俞青峰：算了算了，你不要想不通了，人家徐敬宣抗战就参加了革命，尚且难免劳教，你还委屈什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老徐!徐敬宣说，不要扯我，你们说话不要扯我。我是真有罪，但我不反对党。人们都笑了，笑声中张家骥又说，你不反党?你真不反党吗?可我听你们通渭县来的右派说，你说过——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劳动人民夏天晒得油淌哩，冬天冻得淌哩——这样的话，对不对?徐敬宣说那是前几年下乡哩，和人闲谝的话。张家骥说，闲谝的话?你呀，丑化劳动人民，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么恶毒!多么恶毒!徐敬宣说，反正我不反党，反正我不反党。
人们哈哈大笑，担着粪筐走了。
陈毓明穿过东马路。走到独一处饭馆的后边去。马路边一溜排开建了许多商店、理发馆之类的房子，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空房子。房子后边就是沙滩。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环卫设施不健全，公厕很少；行人都在墙角、墙根和房后的沙滩上解手。他顺着这种地方走，把风干了的或者不怎么干的粪便用粪杈铲到芨芨草筐子里。
不到十点钟，他就拾满了两筐粪。他担着粪筐回窑洞去。
走到土墩跟前，他看见那四个人都回来了，因为粪筐放在指定的土墩西边。但是当他走过去倒粪的时候，却发现四个人拾的粪和他一个人拾的一样多。他心里有点不高兴，进了窑洞，压住自己的不快问，你们几点钟回来的?四个人在地铺上并排躺着，不应声。他提高了嗓门：说呀，你们几点钟回来的!俞青峰慢腾腾坐起来说，九点钟回来的。他又把脸对着张家骥问，你是几点钟回来的?张家骥躺着没动，说，八点半。再问高克勤和徐敬宣，回答是刚回来。火苗噌的一下蹿上他的头顶：你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不是说好拾到中午吗?大家都不说话，张家骥腾地坐起来说：
操!丢死人了!
陈毓明一怔说，噢，你们是嫌拾大粪丢人呀!
张家骥和那三个人都不说话。陈毓明原本是想问明情况后好好训几句话的，但此刻他有点犹豫。他在自己的铺上坐一会儿才说，嫌丢人?你们的脸皮还薄得很呀。
张家骥大声说：不丢人?你担着粪筐子满街走没觉着丢人?
陈毓明闷声闷气说，有啥丢人的?
张家骥叫了起来：哎呀，我和你的感觉怎么不一样哩!我担着粪筐走在街上，就觉得街上的人都看我。他们说话，我就认为他们是在说我：看那个拾大粪的臭死了!
陈毓明看着张家骥情绪激动的脸说，张家骥，你娃娃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呀，就凭你说的话，还得改造你三年呀!在夹边沟掏厕所、拾牛粪怎么不嫌丢人?
那里都是右派，桌子板凳一样高。
到嘉峪关你就嫌丢人了?
不一样呀，在夹边沟和嘉峪关不一样呀。嘉峪关都是自由自在的人，走到街道上不光是觉得人们都看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人家都是自由公民，我一个劳教分子掺杂其中，丢人死了!再想到人活到拾大粪的地步，的确是无地自容啊，不如死了算了，还活个啥!你就没这种念头?
陈毓明听张家骥说完，沉默了一下，慢腾腾说，念头能没有吗?就是想法不一样呗。我想的是嘉峪关又没有熟人，谁也不认识我，谁还笑话我?陌生人笑话?我不认识!
张家骥说：你是个阿Q，精神胜利法。
陈毓明勃然大怒：我是阿Q，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嫌丢人?蒙受了耻辱?那你不要拾粪了，你回夹边沟去!你回去呀!
看见陈毓明生气，张家骥笑了：陈队长，你想叫我回去?我才不回去!就是拾大粪我也不回夹边沟了。操。
陈毓明回答：那就好好拾粪，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脸面收起来。
拾粪的生活是很平静的。他们每天拾两趟粪。在拾粪的路上遇到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煤炭，就捡起来。每个人的筐子外头挂个布袋，专门捡东西用。他们用拾来的木柴烧开水、煮饭。有时候某个人看下哪儿有几块没人管的木板，几个人就一起去搬回来。他们没有安排专门的做饭人，那样拾的粪就少了。谁回来早谁就做饭：拿桶去打水，点火，做糜面疙瘩或者散饭[1]。做饭时烟雾太浓，不做饭的人就到窑洞外头坐着。饭熟了也端到外边吃。如果是傍晚，大家就在窑洞外坐着说话，直到睡觉的时候才走进窑洞。有时候他们吃过了饭就到大十字转一圈，路灯亮了才回来。他们还集体去了一次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古城。只是他们去的日子不对，没赶上开放。他们就在城外走了走，在古城所在的山丘下边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两个小时。那里长着绿油油的牛毛草，像地毯一样，坐上去没有一点尘土。草地上有几眼泉，泉水被社员们引去浇地，他们在泉水里洗了澡，并且洗了衣裳。把衣裳晒干穿上，他们就回住处了。
一切都好，就是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
饥饿对于他们的折磨太残酷啦!他们都是在清水筛过沙子的人，那半年的时间，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却要干超重体力的活，只要车皮一到，半夜里都要起床去装车，把百米外的沙子抬到车上去，跑着抬……他们已经累垮了，这才另调一拨人去把他们换下来。他们瘦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可是回到农场后却吃着二十四斤的定量，而且是带皮的原粮。这点粮食只够维持生命，哪还有力气劳动呀!
饥饿的威胁对于高克勤、俞青峰和徐敬宣来说稍轻一些，因为他们的家境好，家里人不断地寄点炒面、饼干、罐头什么的，每顿饭后自己再补充一点儿，可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来说，却是巨大的威胁：每时每刻处在饥肠辘辘之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从第一天拾粪开始，陈毓明和张家骥对于家属区的垃圾堆就特别关注。遇到垃圾堆就在里边翻腾很久，一根萝卜呀，一片菜叶呀，居民们扔出来的一块猪皮呀，都捡回来。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俞青峰在那儿吃饼干，陈毓明和张家骥就洗菜叶子，洗猪皮，把毛拔干净，然后煮烂吃下去。
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捡破烂，俞青峰还表示过鄙夷：你们也不嫌丢人，在垃圾堆上翻来翻去的，叫花子也不干那事。但张家骥的嘴很厉害，他说，操，你当过大老板，家里有万贯家产，有人给你寄来。我们家里穷，不拾垃圾怎么活?民以食为天呀!俞青峰说，那还有人格问题，你总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叫花子的水平上吧?张家骥又说，操，叫花子怎么啦，叫花子是自由公民，比你这劳教犯下贱?
俞青峰住嘴了。
张家骥不光捡吃的，他还在一些工厂倒出来的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捡些钢筋呀铁丝呀电线呀，捡回来放在窑洞里。俞青峰嫌脏嫌乱，说他：你拾吃的就行了呗，把这些垃圾拾来干什么?张家骥说，我拾垃圾碍你什么事了?他说，太脏，太乱。
为垃圾的事两个人拌了几次嘴，可是这个月底他们的粮食断了——吃超了，缺三天粮。就在大家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家骥把钢筋什么的背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买回来十几个议价烧饼，叫大家吃。再后来捡来垃圾，俞青峰也不嫌脏了。
拉粪的汽车半个月来一趟，把晒干的大粪拉走，同时捎来粮食和蔬菜。八月底的一天中午，汽车又来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还有一个袁队长。
袁队长是农业大队的管教干部。大队除了正副大队长，还有四五个干事，劳教分子们把他们都叫队长。这是个管教干部中最凶狠的人!夹边沟农场有些管教干部打人，但大部分不自己动手；这个袁队长亲自打，亲自捆人，打过多人，捆过多人。他从驾驶室一下来，大家都惊了一下，陈毓明马上迎上去问，袁队长，你来啦?袁队长不搭理他，背着手往土墩后边去了。陈毓明知道他是解手，趁机对张家骥说，老张，你那里还有钱吗?张家骥问，做啥?陈毓明说，快去，快去买几个烧饼去，再买上半斤酱肉夹上，烧饼夹肉。张家骥说，没钱了。陈毓明急得说，好我的张老弟，你就买几个去吧，我求你了。
袁队长解完手，绕着土墩转了一圈，看着晒在土墩西边的大粪说，这是你们拾下的粪?陈毓明忙说是是，袁队长，你进窑洞嘛，外边太热。这时候右派们都出来迎接袁队长，都说进窑洞。袁队长就进了窑洞。他站在窑洞里打量了一下又说，嗯，这就是你们住的窑洞?陈毓明说是是是。但是他立即又说，你们把褥子铺好些嘛，你们看，把个铺搞得像狗窝!
陈毓明回答，拾粪才回来，乏了，躺一会儿。袁队长，你还没吃饭吧?
徐敬宣正在做饭，袁队长说，你们也没吃饭吗?
陈毓明说，没吃，才做。你跟我们一起吃吧。坐下，你坐下等一会儿，饭就熟了。
袁队长坐到铺上之后就问拾粪的情况，陈毓明汇报。一会儿饭熟了，是一锅糜子面糊糊。陈毓明给袁队长端上一碗，紧接着他把夹肉烧饼拿过来放在一张纸上。袁队长喝了一口糊糊，咬一口烧饼嚼着，说，伙食不错嘛。
陈毓明嘿嘿地笑着说，这是张家骥家里寄来的钱买的。
吃过了饭，他们几个人装车，袁队长和司机睡觉。车装好之后陈毓明把他们再叫醒。他们走出窑洞看了看车上的粪不太满，土墩旁的粪已装没了，袁队长说，半个月拾不下一车粪吗?你们真会磨洋工!
陈毓明忙说，袁队长，我们尽力了。袁队长说，嗯?尽力了吗?你要看着他们好好干。要是下次再装不满一汽车，叫他们回去，换一帮人!
这天下午他们没有出去拾粪。袁队长临走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陈毓明就此召集几个人开会，研究怎么多拾粪的问题。他说，大家都听见了，袁队长说，不行了重新换人。大家看，是好好拾粪，还是回夹边沟去。
张家骥说，谁没好好拾粪，操。
张家骥有个习惯，几乎每句话带个操字。有一次徐敬宣说他，你的嘴怎么这么脏，嘴里总操、操的，你改个名字吧!叫张操。张家骥脑子好使，说，哎呀你可是抬举我了!三国演义有个曹操，古书里讲就是因为他爱骂人才把曹孟德改成曹操的，你给我一改名字我就和曹操齐名了!大家都笑，后来还就叫他张操。
研究了半天，大家觉得在嘉峪关还真是不好拾粪了，因为公共厕所的粪是包给嘉峪关公社的，而人们随便排泄墙角屋后的粪便已经被他们拾得差不多了，供不上他们拾了。张家骥说，粪这个东西，有了才能拾；没有，你还能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拉到我的粪筐里来!
还是陈毓明提出个建设性的意见来：分两个人去大草滩火车站和黑山湖火车站拾粪。听人说前两年酒钢上马期间，许多设备都是在那儿卸货，再由马车汽车拉到酒钢来，那两个车站人多。
有人就有粪，大家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陈毓明就把高克勤和徐敬宣送到大草滩和黑山湖了。
经过人员调整，积肥小组终于能够完成任务了：嘉峪关的三个人每天早出晚归，能拾下五个人拾的粪。在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两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拾一车粪。过了一个月，袁队长再次来到嘉峪关时，对他们能完成任务表示：嗯，这还差不多。但是他在背后严厉地训斥了陈毓明一通：你胆子大得很，没经过请示就敢把两个人放出去。他们要是跑上一个，你负得起责任吗?陈毓明回答，你们挑选下的人能跑吗?他在那边要是跑了，在这边也能跑了!袁队长说，在这边你不是看着他们吗?他说，我能看住吗?这拾大粪是单干的活，我能跟在屁股后边看着吗?你要信不过就叫他们回嘉峪关吧。人跑了我还真担待不起。袁队长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谅他们也不敢跑!一个是当下县长的，一个是省委书记的侄子。
最后，袁队长说他：以后一星期给他们送一趟粮食。粮食少了不容易起歪心。
袁队长这次来过之后，再就几个月也没来看他们。嘉峪关的五个人平静地生活着。只是十月下旬嘉峪关下了头场雪，河西走廊的冬季降临了，他们的日子变得难挨了：寒冷!为了克服寒冷，他们每天除了拾粪，还要去捡煤核，去停工了的煤厂捡焦炭，生炉子取暖。门口的柳筢子门上绷了一块麻袋片，用以挡风，但又不敢封得太死，因为炉子没有烟筒，他们怕煤气中毒。
寒冷还增加了拾粪的难度!天冷之后，野外的粪便少得多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必须跑更远的路，甚至要跑到五公里外的火车站去拾粪。河西走廊的西端白天的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几度，拾一趟粪回来，全身都冻僵了，暖和过来之后全身的骨头痛。抵御寒冷需要更多的热量，他们愈是饥饿。于是，陈毓明和张家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垃圾堆上，拾菜叶子、肉皮、别人扔掉的馒头，以填补自己饥饿的肚子。俞青峰家里多次寄食物给他，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燃料”。“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常常对煮菜叶子吃的陈毓明说，你就胡吃吧，说不定哪一天食物中毒，后悔就迟了。
还真叫他说中了。春节前夕的一天，陈毓明在家属区拾粪，拣回来十几个苤莲。这是酒钢的职工家庭在入冬前储备的蔬菜，在房子里放的时间久了，已经干巴了，萎缩了，在年前把它清理出来倒在垃圾堆上，恰好被陈毓明看见捡回来了。陈毓明和张家骥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加工：用刀砍去外边干巴多皱的木质层，洗净切成块儿放进锅里加点盐煮熟。由于是整个儿囫囵的苤莲，也没腐烂，和以往拣来的烂菜叶不一样，这天晚上俞青峰忍不住也吃了两小块——他嫌味道不好，放久了的苤莲有一股甜味，仅吃了两小块。剩下的一大锅，全被饥不择食的张家骥和陈毓明吃了。
不料吃完苤莲一个多小时，张家骥和陈毓明的胃就痛起来了。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得两个人呻吟不止，大汗淋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下也不是。这两个人吓坏了，判定是食物中毒。俞青峰说不会是食物中毒，因为他也吃了两块的。他说，要是有毒我的胃怎么不痛，肚子也不痛。他断定他们两人是吃多了，胃撑破了——胃穿孔。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胃穿孔，反正都认为活不成了，马上就要死。于是张家骥口述，俞青峰代笔，替张家骥写了一封给父母的遗书，内容是不孝儿张家骥不能孝敬父母，今日要死了。陈毓明也请俞青峰代笔给女人写份遗书，遗书说，我真是对不起你，由于我的错误牵连到你，把你也搞成右派拖进夹边沟来了。现在我又要死了。我是对不起你呀，也对不起孩子，来世我再报答你吧。万望你善待孩子。最后还劝女人：将来你要是释放回家了，能遇到个好男人你就改嫁吧。
遗书写完后，两个就躺下来等死，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死亡并未降临，只是胃部的疼痛有增无减。这时俞青峰突然醒悟：你们的胃并没有破裂，要是撑破了，还能活到这时间吗?他从铺上抽了两块砖头放在火上烤，烤热之后用破布裹起来叫他们两个人焐胃。
焐了一个多钟头，两个人的肚子咕噜噜响了，后来放几个屁，打几个嗝，又跑出去解个手，胃和肚子就不痛了。
虽然有过一次食物中毒了，但他们还是要到垃圾堆上找生活。长期的饥饿的积累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思维，早晨一睁开眼睛，首先就想起吃。更为严峻的是六零年元旦过后每个人的口粮又减少了几斤。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代食品充饥。
好在这时候他们又找到了其他可以充饥的东西……
陈毓明每个星期给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人送一趟粮食、蔬菜和盐。有一次到了大草滩，高克勤给他煮白菜吃。那白菜很薄，嚼起来如同牛皮纸，木质化了，味道很差，但却能吃。他就问高克勤从哪儿搞来的?高克勤说从仓库弄来的。原来大草滩火车站有两间大仓库，是一年前专门储存从外地运来的蔬菜的。那儿有许多风干了的白菜和圆白菜，没人管。于是，陈毓明每次送粮都背一包风干菜回嘉峪关去。风干菜虽然很难吃，也没什么营养，但却可以填满肚子。这一年的新菜下来之前他们一直拿风干菜充饥。
陈毓明每次送粮都是顺着铁道走到大草滩吃午饭，然后再走十五公里到黑山湖火车站。到黑山湖天就黑了，住下，第二天返回。徐敬宣住在一间废弃的工棚里。这工棚是以前拉运货物的车老板和装卸工们住宿的，因为工棚附近有一片变得空荡荡的停车场，到处是马粪。酒钢没下马的时候，它的许多机器和设备是从东北和上海运来卸在大草滩车站的几间大仓库里，然后由一百多辆马车日夜不停地运往嘉峪关。虽然是简陋的工棚，但徐敬宣并未挨冻。到处都是木头，捡木板烧火煮饭和取暖很方便。春节后的一天陈毓明又来到黑山湖，晚上喝了两碗糜面糊糊之后徐敬宣拿出一碗煮好的咸豌豆给他吃。他问豌豆哪来的，徐敬宣告诉他旁边的停车场有很多马粪，马粪里有许多牲口没消化的豌豆，他捡来的。他问，这豌豆能吃吗?徐敬宣说他吃了一星期了，没闹过肚子，就是味道不好闻。他吃了半碗，的确味道不好闻；豆子吃完了睡觉，还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天亮后他和徐敬宣去停车场收了很多马粪，拿回工棚放在洗脸盆里，倒上水，把粪末子淘出去。淘洗出来了三四斤豌豆。
这天陈毓明没有去大草滩背菜而是直接回了嘉峪关。他走了七十多里路，到家时那两个人还拾粪未归。他把豌豆倒了一半在锅里，洗了洗，煮烂了，再把糜子面撒进去做了一锅很稠的散饭。
他们很久没吃过这么稠的散饭了，所以俞青峰和张家骥拾粪回来，他把散饭舀给他们吃，他们吃得很香。就俞青峰说了一句：怎么有一股怪味?陈毓明说，豆子捂了吧。等到吃完了饭，他才告诉他们豆子是从哪儿来的。俞青峰脸色就变了，过一会儿噢噢地呕吐起来。
吐完了肚子里的食物，俞青峰两眼泪汪汪的，脸变成了茄子色。他骂陈毓明：你个瞎熊，竟然把马粪里的豆子给我们吃，想害死我们吗?
陈毓明辩解：我在黑山湖吃了，啥事都没有……
剩下的豌豆陈毓明不敢做散饭了，拿水泡了两天煮成咸豌豆，每天吃过饭之后吃一点。再也没出过什么事。看他们吃着没事，俞青峰也跟着吃了。俞青峰也是饿得受不了啦：进入1960年之后他家也很少寄食物了，因为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
最为寒冷的一月和二月，他们拾的粪不够多，因为担着粪筐出去，不到半个钟头身体就被寒风刮透了。每当夹边沟的汽车来拉粪的前两天，他们就跑出去偷粪——偷公共厕所的粪便——以凑够一车粪。
三月中旬的一天，估计又要来汽车了，他们三个人又出去偷粪。陈毓明去的是大十字西南角的家属区。嘉峪关的公共厕所后边的粪池大都是有围墙有门的，钥匙都在嘉峪关公社拉粪的社员手里；但这个厕所的围墙不知为什么倾倒了一截，可能是被汽车撞的，有一个豁口。他从豁口进去，把粪筐放在粪池边。然后就跳进粪池，站在围墙倾倒后掉下去的一块砖柱上。因为天已转暖，每天下午池子里的薄冰就化了，他把粪杈捅到池底捞大粪。捞上一杈子举起倒进粪筐里。再捞再倒。如果厕所里有脚步声，他就停止捞粪，静静地站着，免得惊动解手的人造成尴尬。这天他捞了很多粪便，粪筐快装满了。正好这时有人进了厕所，他听见了沙哒的脚步声，便决定结束捞粪。以往，他把粪杈扔到外边以后双手捺住池沿往上一跳，身体就能蹿上池沿，再把一条腿蹁上来人也就上来了。可是这天他往上一跳，胳膊却未能撑起身体来；身体又掉了下去，双脚差一点掉进稀汤子里。他心里惊了一下，咦，没上去!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大意造成的，就重新扶着池沿双腿用足力又跳了一下，结果仍然没上来。这时候他的心里突然就明白了，是自己的身体太过虚弱了!他静静地站着休息，他想聚攒精力，然后再努把力跳出粪池。然而就在他站在粪坑里眼光呆呆地看着粪池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呔，你在这儿干什么?他掉转头看看，是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墙壁的豁口处看他。他回答了一句：我是拾粪的。小伙子说，拾粪的?你是拾粪的你怎么不拾粪，站在那儿往里看!他听了这话脑子嗡的一声响，脸就羞红了：小伙把他当成坏人了。他急忙解释：我是捞粪累了，站着休息一下……小伙子嗓门更大了：休息?妈了个屁!你休息也不找个地方去，跑到这里来休息，这是你休息的地方吗?他说，哎年轻人，你怎么随便骂人?小伙子更来气了，大骂起来：操你妈，骂你?我还要打你个臭流氓!那小伙子一步跳过残垣，抬腿就向他头上踢来。他吓了一跳，身子往粪池里一蹲才躲过了那一脚，然后就很尖厉地叫起来：哎——你怎么打人!哎——你怎么打人!他大声叫的目的是引起别人的关注，结果还真有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妇女从男厕所和女厕所的两边绕了过来，问那小伙子出了什么事了。小伙子气呼呼说，你们看这个流氓，他趴在这儿看人解手!陈毓明慌忙解释：不是不是，我是拾大粪的……小伙子说，有你那么拾大粪的吗?我在厕所里解手，听见后边有动静，走过来看，亲眼看见你站在那儿半天不动弹，眼睛往里边看。那女人也说，我也听见有动静……陈毓明说，我真是拾大粪的，我的身体虚得很，捞完了粪没有力量爬上来了。那小伙子说，王大爷，你听你听，你信他说的话吗?那么个坑他说他上不来……陈毓明说，真的，老大爷，我真的是身体虚弱上不来了。那老大爷可能觉得事情蹊跷，走近两步问：你是哪里的人?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你怎么拾大粪呢?
陈毓明看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很是尴尬，便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夹边沟的右派，领导派出来积肥的，就住在五一俱乐部东边的烽火台下的窑洞里。老人听完了他的叙述，说小伙子：别打他，别打他，唉，可怜兮兮的，你给拉上来吧。但小伙子哼了一声说了句我才不管，吐口唾沫走了，那女人也转身走了。还是老人迈过残壁来伸手把他从粪池里拉了上来。他连声说谢谢，谢谢老大爷。老人又问：你怎么连这么个坑都上不来。他说，不瞒你说，老大爷，我是饿垮了，吃不饱……老人听他说挨饿的情况，抿着嘴唇摇了摇头，后来说，来吧，你到我家来。老人把他领到家门口，端出两碗玉米面倒在他的帽子里，说回去烙块饼吃吧。
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陈毓明两手摸着双腿怔了好久，说，我的腿肿了。
五月初的日子，在嘉峪关只要穿绒衣就可以了，但陈毓明还穿着破棉袄。这是他在公安厅工作时发的棉袄，那种部队黄棉袄。解放初的政府机关是供给制。他所以到这种时候还穿棉衣，一是这件棉袄已经很旧，不那么热，二则粪不好拾了，走的路越来越远，真要是变天来点风呀雨呀，也可以抵御一下寒冷。
这天陈毓明走到火车站来了。
每过一个星期，他就顺着南马路往南走，穿过兰新公路，往火车站方向拾趟粪。去的时候从西边走，拾路边上行人们排泄的粪便，回来走东边。从市中心到火车站大约四五公里，一星期一趟几乎能拾两筐大粪。
每次到了火车站，他都要穿过铁路，到车站的南边去走一圈，因为那边正在建设支线，有很多铁路工人在筑路基铺铁轨。而那边没有厕所。枕木堆和沙石料的后边是他们解手的处所。
那时的嘉峪关车站还不完备，出站口也没人查票，只要走上一个小斜坡就可以进入车站。这天陈毓明刚刚走到斜坡的地方，一大群下车的旅客走出来了。他知道自己又脏又臭讨人嫌，所以就把粪筐放下来休息，给旅客让道。可是不知怎么的，有个旅客走过他面前时突然站住了。陈毓明原先是看着别的方向的，他不愿把自己的面孔正对着出站的旅客。他只是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有个人站在了他身旁，且有点奇怪的是那人站住就不动了，看着他。他心里觉到了蹊跷，扭过脸看了一眼，心就陡地跳了一下：这是一张很熟悉的脸。是自己在公安局工作时的同事。立时，他想扭转脸去，装不认识，那个人却问他：你是……陈毓明吧?
他有点尴尬，说，哟，你是麻……
那人说，对，我是麻建斌呀。你认不出来了?
他说，噢噢，想起来了，哎呀，我看着面熟，不敢认。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麻建斌说，我调到嘉峪关几年了，就是你调劳改局的第二年。老陈，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陈毓明尴尬地一笑：哪个样子，你看我是哪个样子?老麻，我成了右派了。
麻建斌一脸惊骇：什么，你成了右派了?什么时候……
1957年嘛。你不知道吗?
我哪里知道呀。酒钢上马，我就调到嘉峪关来了。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嘛，这筐子……
老麻呀，一言难尽。在劳改局成了右派，然后送到夹边沟。现在领导把我们派出来拾粪……
就在嘉峪关拾粪吗?
啊，在嘉峪关拾粪。你呢，在公安局?
在公安局。
升了吧?当官了?
咳，什么官呀，就是个副局长嘛……
麻建斌的脸始终处在一种惊愕的状态当中，说出当副局长的话，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陈毓明明白，老同事怕刺激他。但老同事没想到他的谦虚使得陈毓明更是尴尬和羞愧。陈毓明突然拿起扁担说，老麻，你快去坐车吧，一会儿公交车走了。我也要拾粪去。
麻建斌说，对，对，我是要坐公交车。可是，可是……
麻建斌突然忙乱起来了，他的手在胸前的制服口袋里摸着，又在其他口袋里摸来摸去，然后把一沓人民币递过来，结结巴巴说，老陈，我出差把钱都花光了，手头就这几十元，你先拿着用。有时间你到我那里去，我再给你拿些……
麻建斌的手碰到了陈毓明的手，但是陈毓明像是被烫了一下把手躲开了：老麻，我拿你的钱干什么?
他一弯腰担起粪筐就想走。但是麻建斌一把拉住了他的扁担，嚷叫一般说，老哥，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这样走了，就太看不起老弟了。但是陈毓明拿定了主意不要他的钱，他说：老麻，你这是可怜我……
陈毓明把麻建斌的手掰开了。
麻建斌看他真不要钱，便啧啧地嘬牙花，说，啊呀，你这个人呀，还和从前一样耿直呀。算了算了，钱我就装上了，不过老哥你要答应我一句话：这两天你一定要到我那里去一趟。
陈毓明被麻建斌的诚心感动了，说：我去，我一定找你去，有时间我就去。
其实，陈毓明并不想去见麻建斌。他嫌丢人!麻建斌是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厅的老兵。当时他在二处专案组办案，麻建斌当了两年他的助手。现在他成了右派，麻建斌当了嘉峪关市的公安局副局长，相差悬殊，他自觉没脸去见麻建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不得不改变想法。自从来到嘉峪关积肥以来，人们的粮食总不够吃，每个月都有缺口——断一两天粮食。以往断粮，三个人总能凑点儿粮票钱或者把捡来的破烂卖掉买点儿吃的对付过去，可是六月底发生大的危机——断了四天粮。这时候他们都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平时捡的垃圾也是随捡随卖随吃了。
断粮的第一天，他们从垃圾堆上捡菜叶煮着吃，还拾了一趟粪。第二天早晨起床，俞青峰和张家骥如同商量好的一样，跑到垃圾堆上找吃的去了。陈毓明犯难了：饿着肚子拾不了粪，不拾粪吧汽车来了拉什么?说不定就拾不成粪了，领导一生气，大家就得打道回府了。下大田吧，叫管教干部吼着骂去吧，在人家的眼皮底下干活去吧!
他想来想去，决定去找麻建斌，找他要点粮食或钱。
他担着粪筐出了门。
嘉峪关市政府办公楼设在西马路上离大十字很近的地方。公安局也在同一栋楼里。他担着粪筐到了门口，把粪筐放在马路边上，然后对站岗的警察说，我找一下公安局的麻建斌。警察看他破烂的穿着，说，你找麻局长干什么?他说我是他的朋友，找他有点私事。警察说，麻局长出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警察说中午下班前你再来看看吧。
这时候才八点半钟，他决定先去拾一趟粪。他担着粪筐从市政府办公楼和酒钢招待所之间穿过去，沿着建筑物的墙根往西走，拾粪。
他走出去很远，拾了半筐粪，又绕到西马路。看看太阳，也就十点钟左右，他想再去公安局看看麻建斌回来没有。不料他刚刚走到酒钢医院的大门口，正好和一位抱着孩子走出来的女人相遇。那女人喊他：大哥，帮个忙行不行?他看见那女人哭得眼睛红红的，就问，你要我帮什么忙?女人说，我的孩子没了，请你帮我埋掉行不行?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他的心突然一动——这不是瞌睡碰到枕头了吗?他说，行呀，只要给钱就行。女人说给你钱。他问给多少钱?那女人说三十元行吗?他心里惊了一下，三十元。天呀，埋掉一个小孩子就给三十元?就在他一怔的功夫，女人以为他嫌少，又说，五十，给你五十元还不行吗?大哥你就帮帮我吧。我就这点钱了，钱都交了医疗费啦。他立即回答行。
看他同意了，那女人把孩子交到他的手里，然后掏钱给他。接过钱装在口袋里，他又在怀里倒了一下孩子。孩子很轻，抱在怀里简直就像棉花包一样轻。他估计是个婴儿，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哀，问了一句：孩子得的什么病?
女人说，肺炎。怎么，你害怕传染吗?不传染，真是不传染，是感冒引起的肺炎。
他忙说，不是怕传染，我就是问一声。才多大个孩子呀，就……
女人哇的一声哭起来：二十天，才二十天呀……
女人一哭，陈毓明心酸得厉害，便劝女人不要哭，然后说，好了，那我就埋去了。他左手抱着孩子，弯着腰，把扁担放上肩膀。但是拾粪杈子掉在地上了。他又弯着腰拾杈子。结果左手的孩子就横了过来，引得那女人叫起来：你看，你把孩子倒过来了!他想说倒过来有啥关系，但忍住了，手忙脚乱收拾粪筐和粪杈子。这时女人又说了一句：你把粪筐放下吧，埋完了回来再拿。他说，那可不行，丢了粪筐拿什么拾粪?女人说谁偷你这个?他说，偷是没人偷的，可是叫人清理走了我也没地方找去呀。
女人不言语了。陈毓明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女人，可是走了几步，他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扭脸看看是那个女人。他惊奇地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女人说?我看你埋到哪里去，埋好埋不好。
陈毓明站住了脚说，大姐，你看这干什么呀，一个小月娃子，我给你埋掉就行了，你跟着去干什么?以后你还上坟去吗?
女人说我怕你埋不好。
陈毓明说，这你就放心吧，我拿了你的钱，就一定把事情办好。办不好我不是对不住你吗?你把我看成啥人了?
女人说，你打算埋到哪儿去?
陈毓明朝西边扭了一下脸说，我往那头走，那里是一片沙滩；埋到那边你看行吗?
女人点头。陈毓明一手抱孩子一手扶扁担下了马路，往西走。西马路很长，但马路边的房子并不多，不一会儿就走完了。这时他站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女人还在人行道上站着。
那个孩子，他把他埋在西边的沙滩上了。他理解那个女人悲痛的心情。所以用粪杈子挖了个五六十厘米的坑把孩子放进去。他也说不清楚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放进去之后又拿出来，解开小棉被看了看孩子的脸，然后又重新包好埋了。
他把沙子又填回坑里，还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他知道，那女人今后不会来这儿找这个孩子的，起个坟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想这终究是一条生命，一个人，不是一只死狗死猫，就给他堆个坟吧。将来有人经过这儿，或者城市将来向外发展延伸盖房子或者建工厂的时候，叫人们注意，这里有个小人。
这天他没有再去找麻建斌。他回到窑洞后把五十元钱拿出来，叫张家骥去买议价粮。这样，他们度过了断粮的日子。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他们讲，那个娃娃圆圆的脸很白，白得如同石灰。
很多年以后，他都记得那个娃娃的脸。
八月底的一天，夹边沟农场的大道奇又来拉粪了，同时到来的还有袁队长。大家都觉得奇怪，袁队长上次拉粪来过一次，这才不到半个月，怎么又来了?陈毓明想，说不定有什么事吧!于是，当袁干事在他们的粪堆前转了一圈走进窑洞的时候，他陪着小心说，袁队长，你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什么呀，有啥事叫司机王师傅传个话就行了嘛。袁队长往铺上一坐说，我是来看一下，你们拾下的粪够不够装一车的，要是够装一车的，你们今天就跟我回去!
陈毓明的心猛地沉了一下，最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扭脸看看正在烧火做饭的张家骥和俞青峰，发现张家骥正在往锅里拨疙瘩的手停住了，俞青峰手里捏着往炉灶添加的木柴扭过脸看袁队长，并急切地问，不拾粪了？
袁队长说不拾了。
他问为啥不拾了?
袁队长一瞪眼睛：不拾了就不拾了呗，还要说个为啥?
俞青峰不说话了，往灶里添柴。张家骥把面疙瘩拨完之后说撒泡尿出了窑洞。但他朝陈毓明使了个眼色。张家骥出去半分钟，陈毓明也跟了出去，看见张家骥在粪堆那儿站着。他走过去问有什么事，张家骥从怀里掏出几十元钱和几斤粮票，说，老陈，你把袁队长好好招待一下，不要叫我们回去。陈毓明问他哪来的钱，他说1958年来夹边沟时从家里带来的。一直保存着，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陈毓明留下了二十元钱两斤粮票，其他的都塞回他的衬衫口袋，说，钱你还装着吧，不要全花了。他忧心忡忡地又说，就是怕白花钱呀。拾粪不拾粪，不是他能做主的，那要场长生产股说了算。
陈毓明跑到独一处买了几个烧饼，半斤烧酒，一碟炒肉片回来给袁队长吃。袁队长问，你哪来的钱，他说昨天遇上一个公安厅的老同事，看我孽障，给了我几元钱。你今天来得真巧。袁队长问他同事的情况，他把几个月前和麻建斌相遇的事扯来说了一通。袁干事一边吃肉一边说，人啊，真是说不来!你要是不当右派，说不定也当上科长处长了。我在部队上也是干到连长了，转业到劳改队，这不是才当个干事吗!
趁着袁队长真情流露的时候陈毓明说，袁队长，我们在这拾粪好好的嘛，为啥又要回去嘛?是领导嫌我们拾的粪少?
袁干事说，哪里的话。你们干得不错嘛。我这次来，是刘场长叫来的，叫把你们拉回去。夹边沟的人要转移了。
陈毓明忙问，往哪里转移?
袁干事说，省上要在高台县上马一个大农场，要开几十万亩荒地，建成全省最大的农场。农场的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各农场抽。要上两三万人哩，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和干部都要过去。
嘿，这么回事呀!
陈毓明听完就不再说什么了。袁干事又喝了几口酒说，我看出来了，你们还想在这里积肥，你们不愿回夹边沟去。这里总是活泛些……是吧?这么办吧，吃完了饭，我先到黑山湖大草滩去，把那边的粪和人拉回去；你们在这边再拾几天粪，凑够一车了再叫汽车来拉你们!
喝完酒，袁干事就上了汽车。大道奇嗡嗡地驶上了马路，左拐驶远了。三个人在窑洞门口站着，很久很久，张家骥说：
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