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永泉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月30日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1]减少到七两。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明水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活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地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
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要穿，两双袜子能换什么?
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没有损坏。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即，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锃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
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我们的恋爱关系又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这是块啥表?还好看得很!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镜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不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瞪瞪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想去食堂做炊事员。在夹边沟农场，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虞。
我很奇怪，高高在上的刘政德怎么会到我们这寒碜龌龊的地窝子来。我一动不动，竖起耳朵。
邹永泉说，刘管理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政德说，没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给你拿几个……
拿几个什么，刘政德没说，但我听见了索索的细碎响声，是纸张响的声音。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扑到我的脸上了。我判断这是掀被子或者穿衣裳带动的气体扑在我的脸上了。我稍稍睁了一下眼，发现刘政德坐在铺头上了，他的脸斜对着邹永泉，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邹永泉怀里了，邹永泉惊讶的口气说：
刘管理员，这……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你啥话都不要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刘政德往邹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弓着腰伸着脖子把嘴凑近邹永泉的耳朵又小声说，几个白面馍。
但邹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这……这是为什么?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政德说，不要说，给你，你收下就行了。没啥，这是点小意思。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你怎么见外啦!
邹永泉沉默了，任刘政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馍塞进被子下面。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说，刘管理员，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政德咳嗽了一声，说，嗯……事情是有点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政德又住嘴了。邹永泉说：
什么事，你说呀，吞吞吐吐干什么?
刘政德迟迟疑疑支吾着说，老邹，是这么件事——我听人说，你有块手表……
邹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邹永泉说，是，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是要换粮食。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邹永泉的声音闷住了。过一会儿他才说，噢，刘管理员，你今天到这狗窝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呀?我说呢，你给我馍馍，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拿馍馍来换表的呀。你把你的馍馍拿走。
邹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从被子下边摸什么，但刘政德压住了他的手，有点严厉地说：不动，老邹，你不要动!
邹永泉说，拿走吧，你把你的馍馍拿走吧。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你拿了几个馍馍来就想换走呀?
刘政德说，嗳嗳，老邹，那几个馍馍不是换表的嘛，那馍馍我是给你白吃的。换表的馍馍，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嘛。说实在话哩，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干啥?你管我给谁换哩?反正不是给我换。你就说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我就不换!
刘政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要问，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他说你有块好表，叫我找你问一下，你换不换?
邹永泉不出声了。刘政德说：
换给吧，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刘政德说：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话不好说吧?他是队长，管你的，你有顾虑，是不是?你不要为难，我告诉你，杨队长说拿十斤豆面馍馍换你的表。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不换。
刘政德怔了一下，说，十斤你都不换吗?你可要知道呀，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政德惊讶的口气说，为啥嘛?你为啥不换嘛?你的肚子不饿吗?皮箱里有粮是不是?
我没粮食，我的肚子饿得难受，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解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
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
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十五斤，给十五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十五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五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词很坚决。他说：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口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子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了一马勺，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圆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了，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口，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三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八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
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锨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捋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