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长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趴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四十八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二十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二十一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从他开始，后边的二十八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二十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四十五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六十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间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和新疆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偌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
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返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
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听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工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场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场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
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被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
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
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
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
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