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两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称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凉着，一边凉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八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里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吟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镢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米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唯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竟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两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的嗓门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两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钱后拿着药水走了。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了。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了。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厘米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可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锛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些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窸窸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