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车上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五十八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得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时间真是难挨，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十六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

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啰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地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叫你白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会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三十年啦，我们三十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到，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1]。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米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我们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厘米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米四五十厘米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挨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遽地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2]，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地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拃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搞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3]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尻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唰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安，我可知道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

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

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

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之……

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涨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挨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说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只能活一辈子，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地干，死了是有价值的。你死到这山水沟里，有什么价值，不觉得冤枉吗?我沉默了。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一拳接一拳地打在我的心窝上。两年半以来，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熬煎着，扭曲着，痛不欲生。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看我不语，魏长海又说，老李，你是个好人，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要是别人，我才不管他呢，死掉就死掉去，关我的什么事。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咱们一起走吧。

魏长海的话终于叫我动心了，我说，老魏，我是怕跑不出去。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发软，身体也虚，没那个体力呀。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所以才叫你和我一起走。你真要是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一帮你。我苦笑一下说，帮我?你怎么帮我?我真是走不动了，你说，你怎么帮我?你是能扶着我走，还是背着我?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说，背你就背你，你以为我背不动吗?说实在话，老李，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叫你一起走。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就是搀着扶着，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他的话说得很真诚，我怦然心动，并且十分感动。我从前是瞧不起他的，觉得他太自私，品格低下，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为伍。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是利己的，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古道热肠，我的确是没想到。我静默片刻说，好吧老魏，就这样定了，咱一起走。只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要是跑半截叫人家抓回来，怎么办?

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自从我们迁徙到明水乡之后，隔三差五的听到有人逃跑的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有人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的人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然后就被送到严管队。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这时不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

魏长海说，抓回来就再跑!

说走就走，这天深夜两点钟，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趁人们熟睡之际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这天的月亮很亮，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阴历中旬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亮了山水沟，月光朦胧，暗影浮动，山水沟一片宁静。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离着我们七八里路就有个小火车站。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我们知道，自从有人逃跑以来，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防止劳教分子逃跑。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这是我的主意。七八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声东击西才能迷惑追捕者。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东方迸出灿烂的霞光。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片村庄，也见不到一棵树木，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杂以黑色的戈壁石。魏长海说了一声，歇一下吧，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啦。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

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们累了，也饿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想搞点吃的东西。我手里还捏着几十斤粮票几十元钱。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但找了司机才，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最后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搞到了几把沙枣。这是喂牲口的饲料，我花了十元钱买的。真是无奈得很，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有点钱，但谁知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食堂就不卖加餐!

沙枣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很好吃，但噎嗓子。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吃点沙枣之后继续走，我们便遇到麻烦了。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我就栽倒了。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还是摔倒了。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我的身上立即渗出一层汗来，心脏跳得又急又慌。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问我怎么了，走过来拉我。我说腿不听话了，掐着都不觉得痛。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歇会儿，再歇会儿。我坐在地上歇着，心里想，是走得猛了，但主要的原因是体质太弱，疲乏无力的原因。

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这一次没有摔倒，但心跳得还是那么急那么慌，我慢慢地往前走。走一截就坐下来休息，喘息。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大约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高高地挂在正南方的天空，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魏长海拉我我也站不起来了。我对他说，不行啦，我真走不动了。看我在地上坐着，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这才走了多远，也就四五十里，你就走不动了，那后边的路怎么走!清水还远去啦!我没吭声。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此刻我想，他这阵可能也后悔了，不该和我做伴。看我不回答，他又说，说呀，你说呀，你不走怎么办，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老魏，我可不是装的，我是真走不动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可你得走呀，你坐在这里，有车来接你吗?我又不吭声了，我还说什么呢，我已成了他的累赘了。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走呀，你站起来走呀!挣扎着走呀!你坐着不动，像个死人一样哪行呀?我还是不出声。他又说，松包，你真是个松包!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走了，不管你了!我已经被他骂急了，这时便回嘴说，走吧，你走吧，说实在话，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那一阵，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走吧，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捕捉我。

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的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吧。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在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的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至。

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三百米，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米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三十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二十四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三十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旁边等。这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越是在那儿站着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见过这个人，而且是很久以前见过的，不是近来见过的。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老同志，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还说年纪大了，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一开始他说没票了，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过会儿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他像是魏长海。我从他的眼光分析：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否则为什么多看我一眼呢!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同志，你是不是姓魏?他没回答我，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李天庆，你是李天庆吧!我说对呀，我是李天庆。你不是魏长海吗!他说对，我是魏长海。哎呀，今天遇见你老哥了，真巧呀，咱可是三十年没见面了。我说是呀，三十年啦，你的头发都变白了。他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呀!你现在干什么啦?我说你看看我这身皮，还是干公安呀，在王家坪农场。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汉接两个逃跑的犯人，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告诉他，我们是三个人，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说买一张，你就是买三张，我也要给你解决呀。我告诉他不要三张，就买一张。我们是自己掏钱，买一张票轮流休息的，买三张回去无法报销。一听是自己掏钱他就说，出公差还要自己掏钱呀?算了算了，你就不要买票了，前边的列车员车厢还有一张空铺。你们就轮流休息吧。我觉得列车这么拥挤，能给咱补一张卧铺就算不错了，钱还是应该付的，就拿钱给他，并说，老魏，我还是交钱吧，别叫你犯错误。他竟然说，老李，你就别客气了，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叫你花钱呀!后来，有几个乘客来补票，我看他忙，就告辞了。告辞时他又问我在哪节车厢坐着，还详细地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他说现在他当班，等他晚上下了班，他来找我，到餐车去坐一坐，老朋友聚一下。

我问科长：他几点钟找你的?这顿夜餐够水平么?李科长回答，大约十点多钟，旅客应该睡觉的时候他来找的我。饭菜还算可以吧，餐车上，又不是什么饭店，就是一碟盐水虾，一碟红烧排骨，还有炸丸子、炒虾仁什么的，总共五六碟。看起来他交待过炊事员的，我们一到餐车，菜就端上来了，很快。他还从餐车的柜子里拿来一瓶古井贡酒。一开始他不喝酒，叫我喝，他说过几个小时就要当班，不能喝酒的。我说我不能喝酒，他说一定要喝，他陪我喝一点儿。可是一喝起来就把一瓶酒喝干了。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我问科长：你们都谈些什么?谈夹边沟的事了吗?科长回答，谈了。我们先是互相说说1960年那次分手以后的经历，后来深夜了，谈得很投机，就又说起夹边沟的生活来了。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说，老李，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做点贡献吧……

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天色已经大亮。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两天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犯人回答：在田野上锄草时，他们两人挖了两个长方形的浅坑。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他俩躺进坑里。第三者——一个不逃跑的同谋——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并撒上一些锄下来的杂草。傍晚和第二天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几乎踩到他们头上但没有发现他们。第二天夜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才爬起来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