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

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纪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