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你不是电影主角。”
那是蔡斯在“农场”的第三个星期，莱昂凌晨出现，没有事先通知，更没有解释，同来的还有两个蔡斯没见过的教官，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推出门外，一辆孤零零的车停在外面，里面没人，引擎空转着，车头灯刺得蔡斯睁不开眼睛。
“你也不是一个士兵。”莱昂接着说，“遵守你收到的命令，但也不要过分拘泥。不要被风吹草动干扰，但是每时每刻都准备逃跑。”
蔡斯身上套着皱巴巴的灰色短袖T恤和睡裤，赤脚站在水泥车道上，冷得发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是凌晨三点，大多数抓捕会在这个时间进行。理想情况下也许会有五分钟预警，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你跳窗逃走，没时间带证件和武器，只有一辆车，和身上的衣服，而我们有一整个追踪团队和监控系统，还发了通缉令。”
“至少让我穿上鞋子好吗，长官？”
莱昂的回答是打开车门。蔡斯钻进驾驶座，看起来有点沮丧，像只刚刚得知目的地是兽医诊所而不是郊野公园的狗。
“你已经学会了怎样战斗，士官生蔡斯，现在我们该教你怎样逃跑了。”
车门关上。
首先，逃跑并不总是意味着跑在前面。
“你错过了出口。”阿德里安说，回头去看飞速后退的路牌。
“不，我没有。”
“这不是离开市区的路。”
“我们不准备离开巴黎。”蔡斯踩下油门，迅速变道，超过了一辆红色的大众。
“你疯了，这就像老鼠说我不舍得离开捕鼠夹一样。”
“中情局也会这么想，所以他们会把一半精力花在监控机场和铁路上。”
“剩下的一半？”
“和法国对外安全局吵架。”
车流在码头边变慢，笨重的大巴在众多小型私家车里吃力地挪动，像蚁群里的彩色甲虫。停在匝道上的一辆警车突然拉响警笛，阿德里安坐直了，看着它加速，冲向东南面。
“你太紧张了。”蔡斯说。
“不然呢？我应该打开车窗唱歌？”
“你会唱歌吗？”
“十二岁的时候演过《仲夏夜之梦》，这就是我对艺术的全部贡献了。”
蔡斯吹了一声口哨，“让我猜猜，演的是帕克？”
“织布匠，整晚套着驴头面具，所以没有人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根本不知道这部剧里还有这种角色。”
“是个主角。”阿德里安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想。”
“‘还在想’，棒极了，完美。”
“我的上司一直相信随机应变比计划重要。”
“你的上司如果不是极端乐观，就是极端懒惰。”
交通灯转绿，车流像粘稠的沥青一样缓慢淌过斑马线。“我还在训练营的时候，他凌晨三点把我踢出门外，给我一辆车，然后放狗追我。我连鞋都没有穿，路上砸了不知道哪个倒霉鬼的窗，从他家里偷了一双。”
“字面意义上的狗？”
“当然不，我的意思是CIA使出了抓捕炸弹狂人的力气来追我，全境通缉，无人机，六个数据矿工轮班监控，行动处有些闲得无聊的‘猎狗’也加入了，那群疯子开起枪来毫不手软。”蔡斯活动了一下左肩，像是还能感觉到卡在里面的子弹，“这就像某种入学测试，我想。”
“老天。”
“我撑了五天，最后在墨西哥边境被抓住了。”
“这算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从来没有人合格过。”
其次，像个猎人一样思考。
“托比是关键。”蔡斯对挡风玻璃说，“他是个‘驻点’，问题在于是谁在他背后扯木偶线。”
“一个什么？”
“‘驻点’，和我这种‘猎狗’不一样，他们有官方身份，通常是使馆人员或者访问学者之类，只负责观察，不参与行动。”
“在我看来托比参与得异常积极。”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上线逼他这么做。‘驻点’不受单向沟通规则限制，托比一定知道他的上线是谁，而且有他或者她的紧急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托比，就找到这只烂牙，把它拔掉，理想情况下是这样。
“不理想的情况是？”
“如果他还活着，他的上线也许会决定灭口，而我们会毫无必要地暴露在监控录像里，但我不认为情况会这么坏，托比毕竟是个参赞。也许我们需要想办法闯进使馆——”
“太麻烦了。”阿德里安打断了他，“所有医院都连接着CPAM的数据库，就近找一家，编个借口溜进办公室，有必要的话干掉一两个警卫——这是你的专长，我想——检索1月12日至13日入院的所有受了枪伤的病人，名单应该不长，毕竟这里不是大马士革。”
蔡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不。”蔡斯不情不愿地回答，“我没有。”
——
加布里埃·奈穆尔纪念医院门前是一小块铺着碎石的空地，种了两排修剪整齐的矮灌木，与其说是装饰，不如说是用来阻止人们胡乱停车的。前厅玻璃门滑开的时候，实习护士塞西尔·布洛涅正准备结束值班，她必须在十二点前离开，否则就赶不上报税了，她的男友一周前承诺帮她寄出税单，但她昨晚赫然发现信封压在水果盘下面，冲男友大喊大叫了二十分钟。病人走进来的时候，布洛涅护士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把手提包放回原处，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登记表和一支笔。
“姓名，住址，医疗保险卡号码。”实习护士机械地说，看了一眼病人的左手和头上的绷带，“发生了什么事？”
“烫伤。”对方回答，他旁边的金发男人接过圆珠笔，开始填写表格，“见鬼的微波炉。”
“你自己处理过了吗？”
“不算，只是消毒了。”
“在这里等着，先生。”布洛涅护士按了一下铃，“洛朗，急诊室。”
不管谁是“洛朗”，他都没有马上出现。实习护士在电脑里输入了病人提供的医疗保险号码，没有找到任何结果。病人声称自己忘记带钱包，自然拿不出医疗保险卡，他的同伴拒绝承认自己记错了号码，坚持是护士弄错了。十一点五十分左右，布洛涅护士走进办公室，抱怨两个无理取闹的疯子，到衣帽间拿了外套，随后从侧门离开医院。十二点前后，住院医洛朗·莫尔比昂打开急诊室的门，里面空无一人，门厅也一样，他得出了非常合理的结论：疯子们已经走了。
当天记录在案的还有另一场小型危机，呼吸科有三个病人状况恶化，因此当值护士几乎都被调到了医院西翼。没有人注意到办公室有什么异常，毕竟那里的门总是开着的。因为前年被工会投诉过，早就拆了监控摄像头。等到对外安全局鉴证科慢吞吞前来接手的时候，门把手已经被忠实的清洁工消毒了四次，根本提取不出任何有用的指纹。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都是实习生。”蔡斯把一件白袍扔给阿德里安。衣帽间并不比一个壁橱更大，散发着消毒水和旧皮革的强烈气味，挂满了外套和围巾，墙角的一个桶里插着几把雨伞，“如果足够好运的话，根本不会有人问起，不用太担心。”
“每当人们这么说——”
蔡斯打了个手势，让他闭嘴，关上了衣帽间的灯。两人在黑暗里挤在一起，听着外面的声音。从说话声听来大概有三四个人，谈论着午餐，脚步声逐渐远去。
“等等，我忘了我的打火机。”其中一个人说，脚步声又再次靠近。
“见鬼。”蔡斯悄声说，“我很抱歉。”
阿德里安想问为什么，但蔡斯低头吻了他，把他按在衣柜上。门打开了，灯光亮起，那个年轻的医生呆在那里，半张着嘴，瞪着他们。蔡斯放开了阿德里安，毫不退让地瞪了回去。
门重新关上。
“每次都有效。”蔡斯清了清喉咙，“不要傻站在那里，小松鼠，穿上你的戏服。”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一般而言当人们感到尴尬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躲开，而不是质疑，因此——”
“操你，蔡斯。”
“不客气。”
阿德里安大步离开了衣帽间，走向办公室，蔡斯跟在后面，边走边扣上白袍的纽扣。两个戴着口罩的护工匆匆在走廊里跑过，谁都没有多看他们一眼。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医生，埋头敲着键盘。阿德里安选了一张离门最近的桌子，打开电脑。
“1月12日-13日之间，男性，因枪击受伤送医。”CPAM数据库缓慢地吐出搜索结果，“三个病例，没有‘托比’。”
蔡斯凑过去看电脑屏幕，“试试‘劫案’。”
阿德里安重新发起检索，这次得到了整整五页的结果，里面总共有六个“托比”，只有一个在1月12日早上入院。
“托比·韦斯。”阿德里安念出这个名字，“‘外伤’，美国医院，维克多·雨果大道63号。”
两人悄悄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不远处那个专心致志工作的医生仍然没有抬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