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经会议的召开和会上对我的批评

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毛主席5月6日给陈云、富春同志和我的信，我根据这封信于5月22日起草的会议《通知》，周总理6月9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的关于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都列举了会议应予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第一书记兼）。6月12日

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6月13日会议正式开始，我宣读了财政方面的文件，并做了简要解释。

会议第一、二周（6月13日—27日），先是按六大区分组（块块），后是按专题分为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税等四组（条条），讨论财政工作中的问题。第三周（6月29日—7月4日），由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同志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第四、五周（7月6日—18日），主要是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到第五周星期一（7月13日），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有131人参加，由我作第一次检讨。从此会议中心转为批评我的错误，都是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方式进行的这可以说是这次财经会议的一个转折点。第六周（7月19日—25日），到北戴河休息三天。回来后，由李维汉同志作《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第七、八、九周（7月27日—8月13日），继续举行扩大的领导小组会和各种专题座谈会。这次会议原定会期半个月，由于中间发生了变化，一直开到8月13日结束，长达两个月。

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头一个月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24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难。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是由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我在会上作出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总理7月12日夜写给我的信，把毛主席的这个意图传达得很清楚。信上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我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对我进行批评。7月25日，吴波同志在扩大的第24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完检讨，周总理宣布要我27日作第二次检讨。我当即给周总理写了个条子：“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到8月1日，我才作第二次检讨。

在两次检讨中，我都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

错误，但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还是过不了关。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既没有实现毛主席关于讨论总路线的意图，也没有认真讨论五年计划、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当时在思想上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会议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连造成的。据陶铸同志后来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同志没有答应。

高、饶在会上抓住几件事向我猛攻。一是“东北一党员信”。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我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主席。信中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我给毛主席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主席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二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

也大为不满，认为是我专挑东北的毛病。于是，他在批判我的发言中，无限上纲，什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什么“品质不良”等大帽子不断向我扣来。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为了进而达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少奇同志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我的头上加以批判。这种明里攻我，暗中攻刘的“批薄射刘”诡计，明眼人一看便知。高岗调到中央工作后，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他把少奇同志视为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首先把矛头集中指向少奇同志。先推倒少奇同志，再推倒周总理，这就是他篡党夺权的如意算盘。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久，高岗、饶漱石妄图分裂党的阴谋被揭穿。1955年3月21日，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对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所做所为作了结论。他说：高岗利用财经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进攻”。

＋—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