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误会”的解除

财经会议结束后，尤其是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到八大

期间，从毛主席的多次谈话中，从中央对我的工作的安排上，我深深感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随着对事情的真相一步一步地了解，对我的“误会”也在一步一步地消除；对财经会议上对我不恰当的批评也一步一步地作了修正。

8月14日，即散会后的第二天，我找陈云同志谈了一次话。我向他表示了三点意思：一是承认我确实有错误；二是请求撤销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的职务；三是请中央考虑我的工作问题，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我都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请他把这个意思报告周总理，转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小平同志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免除我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由我协助小平同志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当时我还兼任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公安部劳改委员会主任。我觉得，我的工作性质已有了改变，不适合再担任这些职务，都请求予以免除。

8月22日，毛主席找我谈话。在此之前，我思想上产生过想下去工作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报告了陈云、小平同志，也报告了周总理、少奇同志。他们都说，你直接去同毛主席谈。毛主席这次同我的谈话，虽然对我的错误尚无谅解之意，但语气亲切、温和，使我深为感激。他说：这次会议，原意是要引导大家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图进行。对于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他没有谈及。接着毛主席说：一波同志，你这

个人是努力做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听说你要求下去，想到哪里去？我说：包钢是156项工程之一，正在建设，想到那里从头摸一个大企业。他说，不行，中央还需要你工作。我说：我现在有点抬不起头来，在中央不好干工作了。他坚持说：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我答应不再要求下去了。他劝我找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谈一谈，还说你今后还要在中央工作，还要和大家共事。我回答说现在不找他们。毛主席又说：那你去找朱德、彭德怀同志谈谈，如何？我说：两位老总那里，我一定去谈谈。毛主席最后鼓励我说，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

我先找了朱总司令，又到彭老总那里。两位老总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彭老总对我说：一波，我了解你，你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他还说：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8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指在延安召开的历时40天的整风座谈会—作者注）不是大批评了我一通吗？用湖南的土话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从来不把它当包袱。有些事一时说不清的，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总之，不要怕批评，要继续做好工作。我听了他的一席

话，很受感动。

8月27日，毛主席把一个部门负责同志对工作的检讨送给我看，并写便函说：“薄一波同志：此件可以一阅。其中，有许多和你在中财委和财政部的情形是相似的。”他的意图很明显，是希望我正确对待批评，注意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于9月5日复信给毛主席，表示送来的材料“可以帮助我进一步认识我的错误”。并报告他，我已获得陈云、小平同志的允许，将于9月7日到外地去看看，时间一个月左右。

9月7日至10月17日，我到保定、石家庄、邯郸、太原、忻县、大同、归绥、张家口等8个地方进行了40天调查研究，听取了省、地、市委的汇报，召开了有21个县市的县、区、乡干部和农业社干部、劳模参加的小型座谈会。11月7日，我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关于解放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以及华北地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等情况，并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认识自己在财经工作方面发生的错误。毛主席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个报告，几乎每行都划了线，并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及有关财经部门党组阅看。”11月间，毛主席派陈伯达、廖鲁言找我，转达他的意思，认为我的报告内容可取，要我在中央正在召开的第三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上讲一讲。我照办了。几天后，毛主席对我说：我是让你到全国各地跑一跑，你只记得一个华北！

12月24日，我接到通知，要我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得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毛主席在会上说，北京

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指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接着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少奇同志通知我，并说在会上大家都要作自我批评。不久，会议开始揭发高岗、饶漱石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少奇同志建议我不参加为好，我就没有参加后来的会议。

经过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篡党夺权阴谋的揭露，大家对他们在财经会议上的活动看得更清楚了，毛主席也意识到会上对我的批评过了头。为了帮助我轻装前进，他曾经示意一些同志同我谈谈心。我记得，当时来谈的几位负责同志谈得都很融洽很诚恳，相互都作了自我批评。

1954年6月3日，毛主席通知我和刘澜涛、安子文同志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一进门，我还没坐下，毛主席就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还难以解除。我当时表示：我确有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毛主席说：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以后再犯，当然还是要批评的。我感到这次谈话以后，我的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

这年夏天，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要我再主持一次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我表示犯错误不久，恐怕担负不起这个责任。周总理说：1952年你领导增产节约运动很有成绩嘛！至于财经会议对你的批评，毛主席已经同你谈过了，文件（指《结论》）就不必收回了。

十一 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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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9月，中央在西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知我主持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即重工业口）的工作。1955年5月，毛主席托周总理转告我，指定由我组织一个有各主要工业部部长参加的大型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业方面的一个大会。回国后，我们建议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均被中央采纳，并任命我为国家建委主任。以后又把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合并到经委，主管工交各口生产并负责年度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中央又调我任经委主任。每次工作调动，毛主席都找我谈话，勉励我做好工作。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毛主席指定我在会上发言。我讲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回顾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全过程，我的总的看法是：建国初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财委为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物价、平衡收支、争取财经状况根本好转和开展有计划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努力去做工作的。但是我在工作中，由于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受到批评是应当的。而且，我从这些批评中确实受到了教益。特别是在财经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帮助、鼓励和教诲，更是铭记在心，终生难忘。党内的矛盾和斗争

虽然是复杂的，在复杂的斗争中，发生一些误会、委曲和失误也是难免的。但是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党的领导骨干和丰富经验，误会可以消除，委曲可以澄清，失误可以纠正，而任何分裂党、毁坏党的事业的行为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这正是我们党的强大生命力的表现。看看1953年财经会议的前前后后，我以为是很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信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