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总理的结论和毛主席的讲话

由于高、饶的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与毛主席的原意大相径庭。毛主席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总理尽快做结论。但是，会上批评我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识到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而是进而攻击刘、周，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我决定再不多说一句话。当时会上要我作第三次检讨，我拒绝了。周总理把我的态度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确实是很难作结论的。他是会议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同志在北戴河时，一些同志去看望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他在8月6日召开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批评了我的错误，同时又明确地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小平同志回京后，也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大意是：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小平同志讲了话，会议气氛起了变化，结论就比较好作了。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的结论讲话稿，毛主席通知我这次会一定要参加。会上毛主席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也问到我。我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高岗站起来批评我，说我态度不好时，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指“东北一党员信”）？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指检查鞍钢一事）？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高岗还想为自己辨解，但毛主席的态度十分严厉，他也就退缩了。后来回想起毛主席这些话，觉得他对高、

十— 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245 饶在财经会议上的表演，可能已有某些察觉了。

8月11日晚，在怀仁堂召开大会，陈云同志主持，周总理做总结报告。毛主席对总结报告作了多次修改。他修改的要点是：

1．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毛主席第一次引用了他概括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在引述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四段论述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文字后，毛主席加上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他在修改时，把凡是说我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个字。并明确指出，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2．在报告中讲到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时，毛主席所作的修改甚多。下面这段引文中的黑体字，都是毛主席加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

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3．在报告中讲到我犯错误的地方，毛主席加了一段文字：“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黑体字为毛主席所加）

毛主席对这次会议是非常关心的。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8月12日，他在怀仁堂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

1．说明“三反”、“五反”运动后他主要考虑和警惕的问题。他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而特别重视和警觉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2．批评“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他说，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

3．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他认为，在建设时期，既要反对急躁冒进的、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的主观主义，又要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巩固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

4．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他说，建设“要有狠劲”，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要骄傲、要学习，不能看不起人”，“永远是学习的态度”。

5．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他说：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帐。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

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