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五月变化”的一种分析
在整顿、巩固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发展新社这两大问题上，毛主席并不是一开始就对邓子恢同志采取批评态度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是支持的，而且可以说是积极支持的。
1955年3月3日，毛主席签署了由全国财经会议提出，并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同志讨论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规定：下年度粮食征购指标减为900亿斤（后又两次减低）。在做好征购工作的同时，“再把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放慢一些，对于缓和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生产情绪，有着重大意义”。1954年12月，中央批准的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建议中提出，争取到1957年全国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达到50％。毛主席在签发3月3日紧急指示前后，曾找邓子恢同志谈话，告诉他：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总农户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子恢同志当时还坚持50％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表示不同意，认为粮食征购已经到了界限，征购任务是900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进度也要放慢。当年5月6日，子恢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结论中，
谈及这次同毛主席的谈话时说：“毛主席这样提出很重要”；“我们当时只想到有些省份今年计划大了一点，还没有怀疑一九五七年发展到百分之五十是不可能的。”“可见毛主席高见！”
随后，少奇同志也找子恢同志谈话，提出第一个五年发展1／3，第二个五年发展1／3，第三个五年发展1／3。现在，有些著作把这段话说成是毛主席说的，当时，也有这样的传说。经查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8月间的会议记录，针对当时的传说，子恢同志曾一再声明：这段三个1／3的话，不是毛主席说的，而是少奇同志跟他说的。
还是3月上旬，毛主席听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谈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时，毛主席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日发。”当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停、缩、发”三个字，是对1月10日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所提出的分不同地区实行停止发展，适当收缩、适当发展三条指导方针的简化说法。“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停”、“缩”、“整”是所谓“反动方针”，纯系无稽歪曲之谈。
1955年春，一些地方曾发生农民闹事。有些同志把个别地方较大规模的农民闹事称为“暴动”。毛主席在上述谈话中，借用“暴动”一词，对农民中出现杀猪宰牛现象，作了精辟的论断：“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邓子恢同志5月6日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结论中，还谈到毛主席春天关于合作社发展方针问题的一个意见，说“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下来，以后毛主席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天再看，停止一年半”。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关于第二天开幕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和毛主席多次谈话精神相一致，书记处会议提出：当前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会议提出“合作社已发展到67万个，其中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二三万个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是按照这个精神召开的。
毛主席认识上的变化，是发生在5月。
继5月6日警告邓子恢同志不要大量解散合作社之后，5月9日晚，毛主席约见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同志，周总理也在座。他提出：下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原定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两三年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邓子恢同志答：上次说1／3，还是1／3吧！毛主席勉强说道：1／3也可以。
5月17日，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提出：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
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虽然重申“停、缩、发”三字方针，但重点是强调“发”。他说：“对于合作社，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缩，不是停，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就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经过讨论，他在作结论时，提出了新区各省下年度（1955年秋后到1956年秋前）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控制指标：“河南7万，湖北、湖南、广东各4.5万，广西、江西各3.5万，江苏6.5万。”他说：如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回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一下，讨论解决。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这两次谈话，特别5月17日会议，标志着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看法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对邓子恢同志部署的工作，已由支持开始转变为批评了。
邓子恢等同志也察觉到了毛主席思想的变化。这些年来，有些历史研究著作中把这称为“五月变化”，但都尚未涉及或说不清导致变化的原因。弄清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根据
看到的材料和自己的回忆，试着对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作些分析和推测。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一项工作任务的提出，工作部署的轻重缓急，总是同对现实形势的分析和一定的估量相联系的。形势缓和，提出的任务就高一点，步子就迈得快一点；形势紧张，指导思想就特别慎重，步伐更力求稳妥。凭经验，我推测，毛主席在1955年内，对邓子恢同志的工作，从支持转向批评，可能同他对农村形势估量的变化有关。
1955年春季，毛主席支持放慢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其“缓进”的程度，有时甚至为邓子恢同志始料所不及，主要原因大概是基于对农村严峻形势的考虑。
1954年，长江中游、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其他地区平收或丰收。由于要以丰补歉，国家向非灾区多购了大约70亿斤粮食，不少地区购走了农民的口粮。其中两广和湘南部分地区，当年9月到1955年5月上旬又持续干旱，春季无法插秧，而且一场严重冻灾把原定春季收获的红薯冻死。因此，1955年春季全国农村形势比较紧张。尤其是两广和湘南冻灾旱灾区，情况最为紧张。除了自然灾害以外，从工作上来说，固然首先是因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形成继1953年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的粮食大风潮，但与1954年秋季以来农业合作化步伐发展过快，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粮食统购任务紧张，县区干部几乎全部投入统购，无人顾及合作社发展工作，以致许多新建起来的合作社搞得很粗，许多
经济政策问题处理不当，农民以为合作化就是“吃大锅饭”的误解没有消除，影响生产积极性。例如，有些地方提出“三年合作化”的口号，规定土地与劳动力分红比例是“一三七、二二八、三年归国家”（即第一年三七开，第二年二八开，第三年取消土地分红），农民就不往地里投肥了，而且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由于“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又偏低，价款又不按期归还；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人耕畜所给的报酬过低，于是有耕畜的农民往往在入社之前卖掉耕畜”（引自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大力保护耕富的紧急指示》）。这就加剧了畜价狂跌和滥宰耕畜。
毛主席对邓子恢同志和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在春季里是相信不疑的。3月3日他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一开头就指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说来，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产生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比如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某些措施不尽合理，农村供应工作有缺点等。”这里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与邓子恢同志1月4日简报的估计基本是一致的。
四五月间，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从5月开始，他对
农村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要变化。认为“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少奇同志10月4日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大致说明了中央和毛主席对农村形势认识的转变过程。他说：春夏之交，“当着这些“糟得很＇的叫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耳朵里的时候，我们首先判断关于粮食问题的叫喊是不真实的，或者绝大部分是不真实的。而关于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有些怀疑，但是，不久，毛主席发现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至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先讲在粮食问题上认识的变化。三四月份，正当农村粮食销量大幅度增加，而缺粮喊声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央收到了一些典型材料，说明所谓缺粮并不都是真缺粮。其中有山西省闻喜县宋店乡的材料。这个乡原要求供应10170斤，经过对统销工作进行整顿之后，不仅不要供应，而且还多余6200斤机动粮。有些户本可自给自足，看到别人向国家买粮食，自己也跟着喊粮食不够。有些户本来有余粮，只因为害怕别人批评自己售粮太多或前来借粮，故意和别人一起喊叫缺粮。有些基层干部因为自己多买了粮或包庇亲友多买了粮，对于缺粮的叫喊，明知是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由于没有经验，
统销办法不规范，也助长供应不公平或宽打窄用。不缺粮而喊缺粮的人中，各阶层都有，而以富裕中农为多。类似宋店乡这样的一批典型材料，不仅使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缺粮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叫嚣”的判断，而且决定大力整顿粮食统销工作。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依靠群众整顿粮食统销工作》，25日李先念同志在紫光阁作报告，向各界人士说明粮食问题的真象和整顿统销的意义，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整顿结果，效果如所预料，从5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主席认为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形势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一些类似1953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尽管这些同志出于好心，但大家知道，毛主席是不大愿意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种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上述这一系列情况反映到毛主席的头脑里，不仅使
他改变了对春季农村的形势的看法，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的对农村形势的估量。
毛主席在各地的巡视，以及5月17日的会议，发现不少地方同志对办农业社是积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家认为农业社“好得很”。有些省在5月17日的会议上，还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一点怨气。这使毛主席感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也是不真实的。
既然原来放慢合作化发展步伐，主要是鉴于农村形势紧张，现在，对农村形势的认识改变了，加快合作化发展步伐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邓子恢同志却“跟不上”这种变化。我想，这可能就是导致毛主席对邓子恢同志的工作由支持到批评的转变的主要原因。
毛主席这次外出巡视工作，是他对农村形势认识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他沿途所看到和听到的，了解和发现了不少新情况，有些是先前不曾了解和发现的，有些过去虽然了解可能这次发现事实有出入，他所说的大家办社很积极，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沿途向毛主席汇报的材料，无疑大多数会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其中也可能有不那么真实的，或者包含汇报者某种主观成分，或者有些以偏概全，或者甚至可能有虚夸的东西。看来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现实生活和党内生活是很复杂的。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而要真正做到它是很不容易的事。主观上非常愿意这样去做，但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而实际上
难以做到。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都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这种现象对于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是很危险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我看要从上下两个方面努力。上面的领导者在了解下情、实地考察时，要善于明察细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要特别警惕那些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的人；下面的同志一定要据实汇报，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这样，我们对形势的估量也好，作各种决策也好，才能建立在比较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防止和减少认识上、决策上、工作上的失算和失误。同样，决策上、工作上出现了问题，也应从上下两个方面来找原因找教训，共同取得教益，得到提高。而不是简单地去追究哪一个或几个人的责任，或者搞几次批判就能解决问题的。这可以说是我们各级、特别是中央、省市两级做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要经常加以注意的一条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