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调查研究中诞生

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任务，是1961年6月17

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安排下来的。在这以前，中央书记处组织了一系列的工业方面的调查工作，也酝酿过起草关于工业工作的文件问题。

底，李富春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组织国家计委、经委、一机部、中央高级党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市委等单位的同志

同主，成立调查组， 到北京第一机

一机床厂，就工业方面的问题开始进行系统调查。1961年3月，

3月，响应毛主席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国家计委、经委又组织人力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城子煤矿、华北无线电厂、天津永利久大化工厂、太原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单位做调查。富春同志还亲自带领工

问题。中央政治研究

厂和天津机床厂做了调查。5月3日到6日，国家经委邀集各中央局经委主任和北京、天津、

11个省市主管工业的党委书记，由我主持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一些中央局也召开了摸清工

述调查材料和座谈

到中央。这些材料说明，当时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基本建设工程大批被迫停工，设备损坏严重，事故很多，人心不定，煤矿工人大批逃跑，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指挥系统有不少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严峻

三十三《工业七十条》的诞生

953 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央采取重大步骤，把“八字方

实处，迅速扭转这种困境。

早在3月广州工作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就有搞个工业文件的动议。5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听取我汇报工业座谈会的情况之后，讨论到

示：现在光发个原则性的指示，

难写，二是发了也不 解决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表示：“写各项政策，如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等”。这次议论没有形成结论性意见。

6月12日，以修改《农村六十条》为主要议题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进入最后

后一天。毛主席在全体会上讲话中，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指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实际上就成为制定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缘起。

6月17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钢铁生产和北京工作会议的传达问题。会上确定由我主持起草工业例。鉴于当时钢煤产量急剧下降，涉及整个工业发展的全局，李富春同志提出

要由负责同志分头调查，解决重点企业的问题，并建议华北的石钢、太钢、天津钢厂由他和李雪峰同志包；东北的鞍钢、本溪钢厂由我包。小平同志同意富春同志意见，说：工业比农业复杂得多，究竟如何搞？现在心里无底。只有结合调查研究，条例才能搞得出来，可从各部抽人，必要时找少数大厂的人一块来参加；头10天左右，先把情况好好摸一下。他明确提出企业要整顿，并告诉我们：下到工厂后，工厂整风不要954

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停；条例搞出来以后，根据条例再整一次。“大跃进”开始

后，小平同志对工业企业方面出现的觉得比较早，而且发表过切中时弊的见解。早在月26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在生产方面，同样还要提出加强经营管理，经济

经济核算，责任制。规章制度，只能废除那些必须废除的，有的废除之后要新建，不能统统否定规章制度。特别是大生产里边一系列的问题，就更要有充分的科学的根据，随便乱动不得。大生产应该着眼于搞技术革命，不是搞人海战术。”现在又提出整顿企业问

企业的文件的起草工作，这

业企业和工业交通战线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了比较明确、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的这些重要意见，后来就成为起草条例的指导思想。

这次书记处会议后，我们以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组部分同志为基础，组建了一个班子，带了一大批调查材料和座谈会材料，

料.到沈阳去了。到沈阳后，在东北局的协助下，在沈阳第一机床厂、重型机械厂等单位进行

, 边调查，讨论问题，一边起草条例。参加起草条例的主要执笔人有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张沛等同志。7月初，草拟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稿子。

这个稿子，总题为《国营工业企业管

理条例》，共10 章。第1章小题为“国营工业企业的

任务和体制”， 以下9章，分别讲计划管理、责任制度、技术管理、经济核算等具体问题，基本上属于工业企业的内部关系和各种

三十三《工业七十条》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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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不一 管理制度问题。由于是分头写的草稿，各章体例也

样，还分不出多少条来。我在电话上将情况同李富春同志简单讲过。

7月3日晚，我接到李富春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报，电报说：关

稿，以便大家酝酿，准备三翻四复地修改，要我把草拟的稿子修改补充之后，于7月15日印出送中央。电报还通知我7月25日到北戴河开会，一面参加计划的制订，一面研究工业条例。后来，我才了解，在7月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小平同志曾问到：“一波的初稿何时可搞出来？”李富春同志回答说：“七月二十五日可出初稿。”

这以后，我们带着写出的草稿，

求意见。这时企业的同志提出：企业中的许多问题，都不是企业自身造成的，而是上级领导决定造成的，例如计划是上面下达的，生产指标是上面规定的，原材料供应也是上面决定的。生产建设上的瞎指挥，许多来自上面。外部问题不解决，企业内部的生产秩序即使整顿好，企业工作还是搞不好。根

谈的意见，我们在修 改中，既注意写了企业内部的问题，也注意写了企业外部的问题。经过修改，形成了初稿，题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共15章，80条。于7月16日，报送中央书记处。

在北戴河开会，在听取我的汇报和说明后，进行了

论。大家认为，搞工业管理条例，现在还搞不出来，还是只搞企业管理条例，主要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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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业内部问题，名称就叫《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有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人民公社与企业等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写的也可以写一些，但大部分要放到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指示中去写。《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同志建议在条例中加一段序言。小平同志赞成，并指示他组织力量搞。之后，他找田家英、胡绳、吴冷西同志，还有王力，搞了一个序言稿。

会后，根据讨论的意见，就在北戴河进行修改。除东北局的同志外，华北局也派人参加修改。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修改后的稿子，题目定为《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简化了篇幅，共10章、65条，于8月10日送中央书记处。

8月11到14日，在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行了4天会议，对条例稿逐条讨论，边议边改，最后定为70条，分10章，10章的小标题是：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工资、奖励、生活福利，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协作，责任制度，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党的工作。加上邓力群同志他们起草的总则，总字数约25000字。中央书记处原则定下来以后，我和李雪峰、邓力群等同志又推敲过一遍文字。8月15日，由小平、彭真、富春和我，联名向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条例草案稿，请予审查。信中除简要介绍了企业现存的问题、条例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外，还特别说明了条例草案稿还不很成熟，不很完备，难免有不妥之处，待提到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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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 后，再用草案形式发到各重要企业，一面试行，一面讨论提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同一天，中央办公厅将条例草案稿和我们4人的联名信，印发给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事先阅读，提出意见。

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交会议讨论。小平同志在大会讲话时说：这个条例将采用《农村六十条》的办法，先发下去试行，在试行中再修改。

我在会议上，就草案的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作了说明。我预料到会上不同意见的辩论不可避免，故着重介绍了工业企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说明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

各组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制定这样一个条例，对于兴利除弊、整顿工业企业、搞好企业管理十分必要。有了这个条例后，工业企业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条文很实际，针对性很强，总的倾向是积极的。但是，也有些同志（主要是华东、华北、东北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批评。他们认为，初稿对“大跃进”的正面经验总结得不够，肯定得太少；党的领导问题不突出；大搞群众运动问题不突出；对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阐述得不够彻底；对专业管理写得多，控制得严，而对鼓励企业千方百计地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写得不够；只提到尊重科学，没有提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在企业领导制度方面，对党委领导写得不鲜明，偏重于厂长负责，等等。华东有些同志说，我们办工业有两个时期的经验：“一五”958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时期，少数人办工业，我们自己没有经验，照抄苏联，规章制度太多，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大跃进”时期，虽然管理上有些混乱，应该改正，但这个时期放手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好经验。条例草案稿，对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吸收得多，对第二个时期的经验吸收得少。还有的同志认为，对第二个时期的经验，从消极方面吸收得多，从积极方面吸收得少。有些同志担心，实行这个条例，又将回到“大跃进”以前的老路上去。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情况，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一些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曾将条例草案稿拿到企业讨论。有些企业的于部、工人、技术人员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不过话讲得更尖锐些。例如：北京市12个厂矿的党委书记、厂长和工人代表在座谈时讲到：“看到这个条例，感到有点反冒进的味道，似乎把大跃进的东西都吹了。”“对大跃进的经验肯定得少，看后使人泄气。”有的还统计了条例草案中“不许”、“不准”、“禁止”之类的字眼有多少处。有些同志认为：条例草案写厂长负责制方面很突出，而党的领导方面则不突出；写按劳分配、给钱方面很突出，而对政治思想方面则不突出；写责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众运动方面则不突出；写厂长负责制方面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写政治挂帅方面则是点滴的、不连贯的；写强调尊重科学方面很突出，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则不突出。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发言中可以看出，企业同志上述的这些意见大都反映到中央工作会议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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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对于这些批评意见，中央书记处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凡能吸收的都尽量加以吸收，但修改以后，有些同志仍然不表态。这时，我去找田家英同志商量。因为田家英同志遇到经济工作疑难问题时，好找我商量，我发现他很有见地，很会处理大争论矛盾问题，所以就去同他商量。他说，这很好办。他建议：同中央颁发《农村六十条》草案和修正草案一样，另写一封指示信，全面论述“大跃进”的成就，并对制定这一条例的目的、意义、重要内容进一步加以说明。在各组讨论中，中南组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中央书记处同意这一建议，并指定田家英同志组织人起草指示信稿。这封信，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及“大跃进”时期的许多流行口号都吸纳进去，予以肯定，并肯定工业企业在“大跃进”中取得四个方面的伟大成绩：企业的生产有了飞速发展，企业的技术力量有了迅速增加，企业管理工作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新的经验，职工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这些确实是当时条件下大家的共同认识，因而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了。由于有了这封信，条例草案中某些修饰性的政治语言就删掉了。

9月16日，彭真同志将指示信和修改后的条例草案报送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并附信说明：“六个大区的同志已阅，均无意见，认为很好。”

9月17日凌晨3时，毛主席批示：“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审阅时，不约而同地在条例的题目上，圈掉了“管理”二字，所以，最后定下来的文

稿就叫《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