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科研、高教、文艺等条例的制定，知识分了工作方向的端正，涉及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包括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做出科学判断的问题。

关于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周总理1956年1月4日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已经明确指出：“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057年后右派斗争后，知识分子就明显地162页）可是从1957年反

被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革命对象”，许多人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科研、高教、文艺等条例制定以后，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但仍然存在很多顾虑，感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还没有解决，要求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座谈会和故 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一言堂”和“五

子登科”（即套框子

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不良风气，并含蓄地重新肯定了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他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5页）。7月19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也批评了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现象，强调团结和使用好知识分子，并提出对知识分子要落实政策，各单位要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批判错了或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纠正错误，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

正是根据这些精神，这年9月10日我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明《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初稿）》时，对技术人员的阶级属性和应采取的政策作了如下说明：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的状况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来比，已有很大的变化：旧的技术人员只占很少数，绝大部分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旧的技术人员，经过历次运动的教育和长期的生产实践，绝大多数在思想政治上有了很大进步，他们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有些人并且已经入了党，有问题的只占少数。比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共有专职的技术人员988人，其中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占80％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占73.5％；党

团员占56％；有政治历史问题，但已经解决了或者已经弄清楚了的占3.9％。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现在许多企业中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些技术人员不敢钻研技术，特别是青年技术人员不敢钻研技术，怕说是走“白专道路”，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一部分工人不好好学技术，一些学徒不尊重师傅，一些新工人不尊重老工人。不少人觉得，现代化企业中技术简单，可有可无。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企业领导人员，在技术上必须尊重技术人员的意见，并且要使他们勇于负责。

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都要给技术人员以一定的条件，使他们有可能努力钻研技术，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这里虽然主要说的是技术人员的阶级属性和应该对他们采取的政策，但已涉及整个知识分子的性质问题。周总理以及陈毅同志的讲话，则进一步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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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童剧创作座谈会，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

3月2日，周总理对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8、361页）。周总理接着说：对于知识分子，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改善关系，帮他们解决问题，要承认我们过去有错误，承认了错误还要改。这事实上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以及当时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总理的这篇讲话，同他1951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和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起，成为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作。

3月4日，周总理动身回北京前，陈毅同志把准备在会上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陈毅同志的讲话，说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陈毅同志3

月5日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3月6日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坦率地说：

他们（指科学家—作者注）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

他还说：

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陈毅同志豪爽健谈，且素有“儒将”之称，他这两次讲话讲得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悲愤交集，使到会的同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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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受感动和鼓舞，在讲话过程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可见受欢迎之程度。陈毅同志说他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这八个字，可谓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心所谓危”，表明他胸有群众，政治敏锐，洞察下情；“不敢不言”，表明他为民公仆，照实直言，高度负责。这种品格和精神是很可宝贵的，尤其需要在我们党内和领导干部中加以倡导。

如果说，周总理、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还是在小范围讲的，那么，3月28日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是面向全国人民的郑重文件了。他在这个报告中说：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1426页）

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同时，党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以下两方面采取了措施。

一是为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是跟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甄别平反工作同时进行的。1961年6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认为1959年的“反右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根据他的讲话精神，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规定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要进行甄别。但是，由于当时认识还不一致，这项工作进展缓慢。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于1962年4月27日批发了经毛主席同意的《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5月11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这个工作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都应该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责任。这样搞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单的办法。”从这以后，甄别平反的工作明显加快。据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的不完全统计，过去几年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001 共807万人，其中党员、干部433万人，群众374万人。截至1962年8月底，已经甄别了695万人，占86％，其中党员和干部甄别了365万人，占84％；群众甄别了330万人。得到甄别平反的党员、干部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可以说，从1958年以来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得到了甄别平反，从而解除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政治包袱。

另外，在1959，1960年两批摘掉约9.9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1961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4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30多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右派分子”帽子，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了初步安置，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困难，重新发挥了他们的特长。

二是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为了减轻三年困难时期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保证他们的工作能够坚持，在1961年7月1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小平同志提出：“应千方百计把科技专家、教授生活搞好，不光解决个人，还要解决他一家的问题，人同此心。”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这个问题再一次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以下决定：“关于改善在京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教授的副食品补助供应问题，由齐燕铭同志负责，成立办公机构，开列名单，制定办法，由国家拨出专款，专门解决。”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同志很快写出报告，中央批示后立即付诸实施。为保证从事“两弹”（原子弹、氢弹）等重点国防工程的科技人员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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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和正常工作，聂荣臻同志还给海军和一些大军区领导同志写信，请他们给予支援。随后一大批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从全国各地运到了这些科研基地，保证了尖端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