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就和局限

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科研、高教、文艺等条例的制定，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左”的干扰和束缚减少了，他们的积极性重新得到了发挥。当时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的生活普遍都很困难，很多人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但他们没有怨言，一心一意地扑在科研、教学、文艺等工作上。可以说，这几年是建国以后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较好的时期之一，也是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积极性高的时期之一。

由于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过去几年造成的混乱现象得到了纠正，因而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著名的大庆油田，就是在1960年至1962年这三年中初步建成的。1964年，又相继建成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我国的石油已全部自给。这些油田的勘探和建设的成功，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两弹”（原子弹、氢弹）也是这个时期开始研制的。1961年，中央做出以研制“两弹”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003 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总理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曾深情地回忆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在教育方面，《高教六十条》等三个工作条例下发以后，学校迅速走上正轨。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受到尊重，一批质量较高的教科书、课本、讲义很快编印出来.学术研究、学术讨论重新活跃。大、中、小学的学生认真读书蔚然成风，学习质量明显提高。这个时期的教育工作质量，至今仍令人怀念和津津乐道。可以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有许多是这个期间培养出来的。

在文艺方面，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电影、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的调整，还为后来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政策和条例虽然后来有的中断了，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在新时期工作的展开和新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十一届三中全会1

以来，党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同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调整时期的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

这个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也存在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对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一些“左”倾观点、错误认识，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清理，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因而对这些领域发生的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而且不久就出现了反复。

这种情况，从《文艺八条》的制定和修改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条例从讨论初稿到定稿发出，经过了将近年的时间。如果拿1962年4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的《八条》与1961年8月1日下发征求意见的《十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当时顾忌不少，某些规定在修改过程中有所后退。

关于制定文艺工作条例的目的，《十条》指出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好作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优美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热情，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本来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在《八条》中，却改成是“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样一改，政治性明显地增强了，而调整文艺政策的目的却不那么鲜明了。

《十条》的第一条，本来是“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005 关系”。这是文艺界一直感到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中尖锐批评了混淆政治与文艺界限、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并明确提出：我们“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可是在《八条》中，这些内容都被删掉了，换成了概括的正面论述，并把这一条与第二条“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多样化”合并为一条，题目改作“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改，好处是“双百”方针突出了，但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及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内容被冲淡了。

《十条》的第六条为“加强文艺评论”，其中详细地规定了如何“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但在《八条》的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中，这部分内容被压缩后移到了别的条目中，而增加了“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的内容，强调“凡是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作品和论文，就是毒草，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驳斥”。这一改，强调的重点显然不同了。

《十条》的第九条原为“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八条》把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原来的内容压缩成了第一点，又增加了关于加强思想改造和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这两点。这一改，重点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继续加强改造了。

如果把《八条》中新增加的内容单独抽出来看，当然1

没有什么错，但当时是在调整政策，删掉或压缩了原文中的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正确内容，而增加的多是历来所强调的政治性很强的内容。这些修改，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顾虑和政策调整的局限。

即使这样，当时做党政工作的一些同志，对这些条例仍有看法。对于《科研十四条》，做党政工作的干部就一面欢迎，一面又不放心，认为是不是有些矫枉过正，甚至怕知识分子“翘尾巴”，怕“走老路”。教育部到北京大学等三所高校征求对《高教六十条》的意见时，一部分党员干部既表示拥护，又有或大或小的抵触情绪。

如果仅是基层干部对这些政策和条例有不同意见，问题还不大，可以通过工作逐步使思想统一起来。重要的是党的高层领导中，意见也并不一致。周总理、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就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柯庆施同志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同志的讲话。在周总理要求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主席也没有说话。到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8月13日，当有的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的时候，毛主席又插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陈毅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007 同志9月11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小平同志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主席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到了1962年10月至11月中央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特别是中南组，在讨论中分歧很大。11月26日陆定一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小平同志完全支持周总理的意见：“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小平同志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

对于给划错了的“右派分子”加以甄别的问题，党内的分歧也很大。统战部曾几次提出对划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应该进行甄别。他们1962年7月

1

26日给中央的报告，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可是8月17日《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虽然同意“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明确表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认为统战部报告中所说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主席9月29日在反映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做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工作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直到1978年后才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改正，几乎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时间已相隔了15年。

正因为还存在“左”的倾向，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政策的调整和各项条例的制定，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存在着不少疑虑。《科研十四条》下达以后，做研究工作的人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009 员就一面感到兴奋，一面又缺乏信心，怕不能贯彻，怕不久“行情”又变了。教育部到北京大学等征求对《高教六十条》意见时，广大师生也是既表示拥护和欢迎，又对能否真正落实有些担心。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们希望政策不要再变的殷切而又担忧的心情。

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的政策调整不仅有一定的限度，而且已经潜伏着出现大反复的预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突出强调阶级斗争，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条例很快就被搁置了，许多政策又出现了大的反复，政策调整的许多成果不仅被否定，而且“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在十年动乱中，我国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受到更加严重的摧残，教训就更为沉痛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左”的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不仅仍然是一种需要继续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一种主要力量。1957年5月25日，毛主席在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半资产阶级分子。既然如此，当然要不断地强调加强教育和改造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总是对知识分子感到不放心，甚至认为书读得越多越1

蠢，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斥之为“臭老九”。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党在长时期内对知识分子采用的口号，是“团结、教育、改造”。建国初期这样提，是有道理的，也起了好的作用，但长期把知识分子看成“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不承认他们是党和国家的依靠力量，就不对了。

把知识分子都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逻辑很荒谬，好像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品，一有知识，就归到资产阶级队伍里去了。这种提法，也是没有理论和历史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脑力劳动者，其中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剩余价值创造，受资本家剥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第一卷，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明确地把知识分子，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称为“劳动阶层”之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长期以来也是把知识分子看作劳动者的。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献很多，1933年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1月16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给中央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电报，1950年8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都有过明确的规定。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规定和看法，未能贯彻始终。掌权的某些工农干部不信任甚至排挤知识分子，是普遍的现象。1962年周总理、陈毅同志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后，很快又变了。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011

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的错误认识，可以说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偏见和失误，也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

部署》中，曾提出 我们对知识分子问题没有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在反右派斗争后的20年里表现得更为明显。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掌握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运用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地位越来越重要。环顾全球，世界各国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文化教育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重视人才，不发展文化教育，不发展高科技，在当今世界就没有立足之地。值得庆幸的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重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整个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文选》一七五—一九八二年，第86.83页），向全党和全社会发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伟大号召。这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称之为“科学的春天”和知识分子的“第二次解放”。事实确实如此。从这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又走上正确的轨道，不仅纠正了过去的偏差，而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 新天地。近年来，小平同志又提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

1力，而且是

生产力的观点，进一步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进一步地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全党同志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尊重识，尊重人才，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尽管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做得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会逐步改善的。广大知

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建设

业中大显身手，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人们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是对的，很有道理的。那么，无“士”（指知识分子，也泛指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又会怎样呢？自古以来，特别是文明时代以来，“士农工商”构成了人类的四种主要社会分工（或

一日

日四种主要社会职业），尽管其地位和作用不同，但缺一不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支基本力

本力量。我们在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时候，似乎也可以力

上“无士不兴”。让 “教育兴邦”、“科技兴国”的道理深入人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党和全社会蔚然成风，并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工人、农民也应人人有知识，懂得科技，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这是实现振兴中华的希望之重要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

以来的经验教训表 明：要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和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有长期稳定的正确政策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和作用，要有马克思主义全面的正确的

三十四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013 认识，决不能因一时的社会现象而左右摇摆。我相信，只要我们善于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支宏大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知识分子队伍，一定能够形成和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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