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十三条》制定前后的思想分歧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原想在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一些领导同志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后来实际上开成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

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先讨论了少奇同志在12月15日提出的关于农村“四清”、城市“五反”的几个问题，然后起草文件。12月23日写出文件的第一稿，内容比较简单，共十六条。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又反复修改为十七条。毛主席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同志批发了中央811号文件，印发了这个《十七条》，会议就准备结束了。

但是，在这段时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从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他在我报送的陈正人同志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

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在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少奇同志说：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主席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陶铸同志表示赞成。毛主席则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还引用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少奇同志仍然坚持：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十七条》中明确指出：关于运动性质的几种提法，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但是在讨论中，与会同志的意见仍然不一致。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12月28日的1

讲话中强调说：“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交叉的教育运动。一九六二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1965年1月5日，当陶铸同志谈到形势的新特点时，毛主席又说：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搞法，前已说过，少奇同志强调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少奇同志的这些主张，毛主席在会上从一开始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在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虽然说“现在还是反右”，“不可泼冷水”，但又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

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

在这个期间，还发生了三件

事是毛主席过生日。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

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

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第二件事是毛主席在12月28日的讲话。他是自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在讲了社会主义

主义教育运动 的性质和工作态度这两个问题之后，他接着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

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第三件事是《十

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

的”，“在幕 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同时批示：“照1132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

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

31日经少奇同志同意，中央办公厅发出814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指出这个文

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由于这个文件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在一个小

个小型会议上不点 地批评了小

青”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

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

冷冷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

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

。根据毛主席 讲话的精神，将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变为二十三条，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修改过程中，毛主席加写了一些很严厉的话。如：“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

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月14日

阅后，正式发出，会议至此结束。

席对少奇同志的批评这样尖锐，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

三十八

清”运动

1133 生了严重分歧这个

这个主要原因外，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

，以及陈伯达在其 间所起的不好作用有关。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代表们也普遍认为各方面的形势

1964年12月27日下午，朱德同志在会上说：“对基权也要一分为二，有好

权派，点上摸的情况 是好的不多，应该还是好的

子的多”，“这次人代会反映的问题也很多。两个会议两种反

，一分为二”。1965年1月5

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时，毛主席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

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

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而陈伯达看到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不满意，便

12月27日下午的发言中，顺着毛主席的话，从

话，从“理论”上 加以发挥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

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

违林

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

这个发言，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毛主席修

条》时，特别把这个意思写了进去。原来制定的十七条的停发，也是由陈伯达建议的。很显然，陈伯达的发言和建议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已发生的分歧中，起了不良的加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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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

的那张《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

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对中央领导层中的这些分歧，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不知道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提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够的重视。倒是《二十三条》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

动中一些“左”的做

大批干部，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已搞了40％以上的有辽宁、河北二省；北京、上海二市基本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

以上。其他地区，则普

。全国的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县以上

县以上各级机关和大、中、小学校及三十八 开展城乡“四清”运动

1135 文化单位，则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地的“四清”运动虽然仍在抓紧进行，但是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对这场运动已

动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的“四清”运动已无法搞下去了。1966年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

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在几年的时间中，前后有几百

几百万各级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投入了“四清”运动。他们满怀革命热情，到农村、企业认真实行“三同”，与广大贫苦农民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他们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这场运动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解

不正之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好的作用。在运动过程中，工

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另外还应该看到，这场运动虽然发生了严重偏差，但由于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中央对一些政策做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运动中的偏差也进行过一些纠正，因而这场“四清”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它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联系，但又毕竟是有所不同的。

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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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后来这些问题同“文化大革命”搅在一起，加剧了一些地区和单位的混乱，甚至发生严重的武斗。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例如，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实行的包产到户、自负盈亏，本来是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生产责任制，在“四清”运动中却当作“单干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又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集市贸易，本来是搞活经济、搞活流通的必要的正确的措施；一些地方为解决农民生活困难而多留一些自留地，也是必要的正确的措施，可是在运动中都被加以批判和“纠正”。在工业方面，许多规章制度特别是《工业七十条》的有关规定，本来是正确的，在“四清”运动中却当作资本主义的“管、卡、压”加以批判，并认为很多企业单位“烂掉”了。记得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一次关于“四清”的大会上说，工业企业烂掉的占一半以上，有的城市占三分之二，听者无不心惊。对烂掉的当然要进行所谓夺权，这就不能不造成混乱，影响工业生产的正常秩序。

从以上可以看出，尽管“四清”运动在性质上和错误的程度上与“文化大革命”不同，但同样是以“左”的思想为指导的，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某些思想理论准备。按照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也就难于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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