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持续10年之久,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人们的道德风貌都带来1极大的危害。
前期,“踢开党委闹革命”,致使从中央部委、省市自治区委到基层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造反派掌权,运动失控,对各级领导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胡批乱斗,继而闹派性、打派仗,扰乱生产秩序,造成社会动荡,使“三五”计划的执行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用发动全民运动的形式解决党内的问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把干部对某些工作某些决策的不同意见和认识上的差异无限上纲,说成是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视为敌我矛盾,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更是极其错误的。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正是利用这些特殊的条件形成气候的。不难设想,如果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那我们的党、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更大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认为这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
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此,政治上就不
的优良传统就不能恢复,人们的思想就得不到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也就不可能实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大好局面就不可能到来。
1979年我恢复工作后,曾到一些地方做过调查,也翻阅了有关资料,所见所闻,令人感慨万端。
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调整,逐步走出低谷。1965
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20.4%,其中农业增长8.3%、工业增长26.4%。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增长47.7%、重工业增长10.2%。1966年上半年仍保持增长势头,下半年不少工厂停产闹革命,情况开始变化,但损失还较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1966年粮食人均消费量接近1958年的水平,猪
这说 明,国民经济某些比例失调的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可以在新的起点上向前发展了。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又造成1967、1968两年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3.8%,1968年又比上年续减5%。1967年财政出现22.5亿元赤字。就当年各地生产、流通、分配秩序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
这里应当提出的是,纵观1966至1970年这5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1968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他年份都是增产的,1970年达到4850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5年平均年增长4.5%,高于“一五”时期3.5%
3.5%的
年也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的原煤、发电、成品钢
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工农业总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5年平均年增长12
9.6%,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4年有结余,5年合计结余10.5亿元。“三五”计划原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到1970年大都完成了。
线建设和其他重点建设项目,也取得了一些
重大成果。择其要者有:1967年6月16
颗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1月,我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全部建成投产,自己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轮东风号建成投入使用:12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6月,冶金、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5个部门已建成投产项目63项;8月,宝成铁路广元至马角坝段电气化工程建成投入运营;10月1日,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竣工,比同等规模炼油厂的工期提前两1970年4月24日,我国的人
球卫星上天;7月1 日,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12月底,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上马兴建。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并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胜利、对外经济贸易的开展,才能在“三五”末期和“四五”初期酝酿决定引进武汉钢铁公司的一米七轧机,以及13套大化肥,3套大化纤等先进的成套技术装备。在此期间,还建设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等一批自己设计的大型骨干企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社会动乱的形势下,“三五”计划的生产建设所以还能取得一定的成就,有关部门当时曾作了如下分析:“一是经过1967、1968两年大的动乱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追切希望把生产搞上去;二是战备工作的展开,特别是三线建设的全面铺开,要求加快生产
四十一“三五”计划的制定与三线建设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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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的发展;三是随着经济权限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各地纷纷提出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使地方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上述分析无疑也是有道理的,但感到可能是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些重要
这里,根据 我的看法,补充几点:第一,毛主席关
关于“抓革命、促生 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广大关心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而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操纵的一小撮坏人拿“革命”压生产、破坏生产建设的行为则是有力的打击;第二,周总理紧紧地掌握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业务班子的领导实权,并且保护了中央各部委的一批领导干部,也们能够在一定的岗位上坚持组织生产建设工作;第三,大批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忍辱负重,有的甚至白天挨批斗,晚上抓工作,以此表示他们对错误路线和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横行无忌的抗争,表达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正是由于这些基本因素起作用,才使国家的生产建设在极其困难的逆境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三五”计划的部署,实际上是对国民经济的一次全
(1)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力求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2)加强国防战备,在大三线新建一批骨干厂矿企业,一、二线的大批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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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进一步改善工业布局,促进西南、西北广大内地经济的发展。(3)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建设、国防建设中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应该说,“三五”计划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由于当时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使计划执行遇到严重困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事后总结经验,我觉得应着重提出来探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第一,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因而,导致在三线建设的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也过大了一些,这对于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不能不带来一些影响。
第二,“散、山、洞”方针有严重的片面性。三线新建项目的选址,要“分散、靠山、隐蔽”。这是中央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以及西南三线的地貌条件确定的。这个方针无可非议。不分散,如果把新建企业都布置在内地的少数大城市,就会重复沿海大城市工业过于集中,在战时易于被毁,并发生与城市争水、争电等矛盾。不靠山,如果把企业布置在川、云、贵省区不多的平原上,就会占用大片耕地。我国人多耕地少,这一条特别重要。至于隐蔽,是同分散、靠山相联系的,主要是考虑到遇到战争时不容易被敌机侦察到,以免遭到破坏。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我们对人造地球卫星和导弹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先进功能还缺乏认识。
但是,林彪极力主张重要的军事企业不仅越分散越好,而且要进山洞。当时,他是国防部长,后来又是所谓副统帅,他的“指示”在一些部门的影响是很大的。加之在当时备战气氛日趋浓重的情况下,一些部门注重了安全,却忽视了长远经济效益。于是,有些对环境条件要求较高、生产精密设备的企业,也进了川、云、贵的溶洞。由于溶洞湿度很大,又漏水,不得不又迁出洞来。有些企业,摆在山凹里,只要在公路上看不到它,就算是隐蔽了。有的企业,顺山势在60公里长的地区分散布置车间,形成一串“羊粪蛋”。企业这样布点,不仅建设费用增加,给生产组织也带来不利的影响。一些沿海大城市的重点高等学校和科研、设计机构,也到三线建分校、分所,工作难以开展,事后又不得不迁回,造成不少损失。
第三,小三线也有很大的浪费。为了备战,准备敌人入侵后把坛坛罐罐打烂,沿海一些省在它的后方适当地区建设一些企业,是必要的。但是,在布点上也执行“散、山,洞”的方针,把新建企业和老企业一分为二搬迁到山沟沟里,不仅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困难,职工与家庭两地分居,难以稳定。这样的企业,大部分没有维持下去,不仅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使搬迁企业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第四,积累率偏高。“三五”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028.7亿元,比原定计划的850亿—900亿元增加178.7亿—128.7亿元。这说明,基本建设规模还是安排大了。工业基建规模过大,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额增加,使积累和消费失调的矛盾又突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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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1959年的积累率高达43.8%,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调整时期1962年的积累率跌到10.4%,基本建设投资仅为55.65亿元,可以说无所作为。1965年积累率上升到27.1%,稍高于“一五”时期的24.2%,基本上还算是正常的。“三五”的头一年1966年,积累率达到30.6%,显然高了;后两年生产建设不正常,积累率下降到21%多一点;最后两年又猛增,1970年达到32.9‰。
积累率过高,必然影响消费。拿1970年来说,这一年积累额中非生产性的积累仅占26.5%,比“一五”时期的40.2%少得多。五年问,非生产性投资额仅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6%,其中住宅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额的4%,均为历史最低水平。这样,造成住宅、学校、医院、商店等社会必不可少的设施大量欠帐,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历史事实说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必须适当,积累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否则,都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这个国家建设中的重要经验,应经常加以注意,而不可忽视。
在加强三线建设的过程中,集中了我们国家一大批优秀干部、优秀科技人才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三线企业中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活着,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工业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的青春和聪明才智。他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功不可没的。这一大批成绩卓著、经验丰富的科技专业人才,今天仍然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中
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未来的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发展中,在中、西部地区经济振兴中,仍然是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党和政府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以利于他们继续贡献自己的创造才能,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再建新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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