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和各个领域批判的开展

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虽然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已经逐步展开，但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还是在毛主席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

第一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这期情况汇报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毛主席看后，于1963年12月12日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同志，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

四十二 文化领城的大批判

1221 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下面，毛主席还做了如下的批注：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后来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前一段批语的第一句，将两段话联在一起，题为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毛主席把这个材料批给彭真、刘仁同志，说明他对文艺工作特别是北京文艺工作的不满意。

第二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第一个批示做出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还未定稿，江青就抢先把它送给毛主席。6月27日，毛主席在这个报告草稿上写下了如下的批1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主席的这两个批示，对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对文联所属各个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大多数刊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应该说，我国的文学艺术，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就拿戏剧来说，建国以后虽然创作了不少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并对一些旧剧目作了整理和改编，但与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动的旧戏相比，还是显得太少。当然，对于旧戏不能一概否定，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健康的，有的是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的传统美德的，有的还含有治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深刻启示，对人们有积极的教育作用；有些虽然没有什么教育作用，也没有明显的不健康的内容，可以调节群众的文化生活，使群众在劳动、工作之余得到娱乐。特别是有一些剧目，经过长期的千锤百炼和艺术家们的不断创造，具有优美的唱腔、音乐、舞蹈和脍炙人口的唱词，可以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品来欣赏，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上，旧戏毕竟不应占据主导地位，应该多创作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提高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以激励人民的斗志，使他们为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开拓、创新、不断地团结奋斗。就文联所属各协会和他们掌握的一些刊物来说，工作中确实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毛主席对这些缺点提出批评，是应该的。

但是，毛主席的批评显然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建国以后，文联所属各协会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努力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工作，各个方面都出了不少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总的来说，我国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各个艺术部门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然而，由于毛主席对“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两个批示对各个文艺部门和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竞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不符合客观实际了。另外，批示中对一些问题的性质也过分夸大了，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好像旧戏等过去的文艺统统是封建主义的，外国的文艺统统是资本主义的，反映这些东西就是“死人”统治着。这样，就把古代的、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否定了。采取这种态度，必然导致否定一切、横扫一切的“左”的错误。

本来，毛主席历来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讲分析、大有益；提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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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全面地看问题，主张多一点唯物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这些倡导都是很必要很正确的，并且在党内教育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和党员。然而，他在做两个文艺批示时，由于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根本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失误，观察问题的方法也就随之扭曲了，离开了科学的方法论轨道，自己违反了自己所倡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这个不幸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这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文艺界立即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同志受到批判。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同志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现在重新回顾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两个批示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历来认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他们是历史的主角，因而他们在文艺舞台上也应该是主角。可是在旧戏中，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成了主角，劳动人民只是配角，只能跑龙套，有的甚至被丑化了。他认

为这是不公正的，应该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把这种局面改变过来，对旧戏加以改造。早在1944年1月9日，他在延安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之后，写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从这之后，他一有机会，就阐述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总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为戏剧事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正确的方向。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毛主席对旧戏并没有一概否定。他对于《西厢记》，《白蛇传》、《宝莲灯》、《十五贯》、《打金枝》，《刘三姐》、《生死牌》等剧，都曾加以肯定甚至表扬过。直到1962年12月21日，他在同华东省市委书记的谈话中，在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表扬“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的同时，还认为“有害的戏少”，《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

但是，随着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和国内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毛1

主席就逐渐把文学艺术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同阶级斗争和所谓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在1962年8，9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在强调大抓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提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尖锐地指出有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工作，在了解各地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又提出文化领域的问题，并首先对戏剧提出批评。12月21日，他在同华东省市委书记谈话时指出：“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

后来，随着国内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的发动，毛主席对文艺界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了。1963年5月8日，在制定《前十条》的杭州会议期间，他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11月，毛主席又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尖锐的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根据毛主席对文艺界的这种批评和认识，他做出两个批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毛主席对文艺界和文化部继续进行了多次批评。1964年7月5日，他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8月20日，我向毛主席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化问题时，他又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11月26日，他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他甚至说：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对于文艺界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因为他是主席嘛，所以提出不应责备陆定一同志。1964年9月4日，他在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说：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20年前我就讲过，文艺界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15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同华东局委员们的谈话中指出：对中央部门，我们这些人抓迟了。唱京戏，文艺工作，在20多年前我放过空炮，这只能怪我，谁叫你放了空炮，不实际抓呢。结果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子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在台上跑，让劳动人民当主角。要根本一风吹，把旧1228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戏里帝王将相吹掉。由于毛主席认为过去自己没有很好抓，没有抓紧，文艺界才发生了那么多问题，现在要“改正错误”，要亲自抓，要抓紧，于是接连做出了两个批示。

两个批示的做出，与江青、康生等人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文艺界的问题肆意加以渲染和夸大，也是分不开的。

江青早就有政治野心，一直对她不能“参政”心怀不满。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以后，她伺机而动，立即向毛主席反映了很多所谓文艺界的“问题”。至于康生，早就与江青互相利用，这时更一拍即合。

在1961年前后，康生、江青曾极力从右的方面干扰文艺调整工作，强迫一些剧团演出久已禁演、停演的戏给他们看，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时他们又换了一副“左”的面孔，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等进行全盘否定。1964年6月11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把部分演员的高薪直接同所谓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说：“这一部分人如果不好好地改造，他就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6月23日，康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又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京剧剧目大部分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的忠孝节义那一套，真正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好东西很少，或者没有”，这是“严重的问题，而十几年来，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接着，江青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说明在舞台上“主要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早两年还有一些牛鬼蛇神”。她说：

这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会起破坏作用的，这绝对不是替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而是替“地、富、反、坏以及资产阶级分子”等少数人服务。

对于江青、康生的活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1963年2月，他在上海的春节团拜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说不演十三年的戏就不看。随后在他的支持下，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组的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剧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些“喧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采取解决的措施。12月25日，他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又指责说：戏剧工作“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柯庆施同志的“幕僚”张春桥，则与江青直接联系，一再制造事端。

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于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看法，认为文艺界已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不能不有所影响。在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曾同康生一起插话说：唱戏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康生在谈到高薪演员等属于高薪阶层时，毛主席补充说，包括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1230

若干重大决

家。对江青6月23日的发言，毛主席也很欣赏，于6月26日批示：“已阅，讲得好。”

当时对一些文艺作品和演出的大批判，也是由康生、江青等乘机发难、策划和组织的。例如对长篇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就是由康生支持搞起来的；对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同志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则是在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江青组织人写文章的；对《红河激浪》，《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等十多部电影及田汉同志写的京剧《谢瑶环》的批判，也是由康生、江青最早点名的；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是由康生报告毛主席并由他亲自组织的；对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的批判，是康生首先作出批示的；对孙冶方同志经济观点的批判，也是首先由康生，陈伯达定性并报告毛主席的；戚本禹在史学界的“革命”，是直接得到江青支持的。后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更是由江青一手策划的。这些事实说明，对这些批判的开展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康生，江青等人起了始作俑者或者推波助澜的极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