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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 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四)历史的教训和启迪
“文化大革命”前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导致了十年动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早在1965年3月3日,彭真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讲过:前一阶段的文艺和理论批判“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他说:“要保护一批”人,“不要随便展开批判”,文化部的问题“不要下面同志都承担责任”,“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岔子出名”,对批判“要有个控制”。他的这个正确意见在当时不仅未被采纳,批判的浪潮反而愈演愈烈。结果连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也被迫进行检讨,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和史学家郭沫
若要求辞职,造成了我国的文化事业长时间内百花凋零的令人痛心的局面。
回顾这场批判运动,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呢?我觉得主要应从如何正确处理好政治任务和文化工作的关系,如何按照文化事业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领导文化工作上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文化,一般是指精神生产及精神产品。同政治、经济、军事等一样,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记得周总理1961年曾明确讲过:“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0页)要按照它的规律办事。文化虽然是政治、经济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为政治、经济等服务的,但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发展规律,它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很独特的,不能用简单的是与非去武断。由于精神产品生产方式的不同,需要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进行个人创造性的劳动。又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经历、条件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体验不同,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风格和流派。只有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才能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那是不会有像样的文艺创作的,更不用说出现伟大的作品了。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是十分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文化战线的作用的,也是力图按照文化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领导的。毛主席的《新民主1
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党正确领导文化工作的代表作。为了适应建国后文化工作大发展的需要,毛主席于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又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要“百家争鸣”,1956年明确提出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为科学、文化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陆定一同志在解释这一方针时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方针做了更加全面、系统的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正是在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建国以后我国科、教、文战线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如果不发生1957
年下半年以后的“左”的错误,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会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
但是,从1957年夏季开始,我们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看得太重了,夸大了,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放到了不适当的地位上,甚至以为把这件事办好了,社会主义就能巩固了。其实,经济才是基础。不仅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顺利发展的基础。因为人们只有解决了吃穿住行用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事业;只有具备了经济实力,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才有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观点和常识。经济搞不上去,不管用多少心思,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有错误不该批判,问题是任何时候批判一个人的缺点错误,批判一项工作、一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或不正确的倾向,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就用什么办法解决,而绝不能牵强附会,绝不能无限上纲,绝不能把什么都往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上靠,更不能搞成一种政治批判的群众性运动。把文化等同于政治,就必然违背文化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越干预就越乱套。我们党吃这方面的亏,确实太多了。至于江青、康生之流,借文化批判“发难”,借此以图私,别有政治用心,则另当别论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我1
们党终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既不忽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又坚决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科学文化艺术事业要按自身的客观规律办事。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9页)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小平同志又进一步阐明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同上书,第185页)在这
些正确指导思想和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十多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十多年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就一帆风顺了。不是的,前进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有些矛盾和问题有时还相当突出。例如,一方面过去留下来的“左”的思想影响尚未完全肃清,不时妨碍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生过“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以致酿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几度泛滥,甚至出现了1989年那样的政治风波,其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有干扰,并不奇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经过多次磨难和各种社会政治风浪的考验,我们的党毕竟从正反两面.经验的反复比较中更加成熟起来了。在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既正确地解决了几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问题,正确地处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朝着既定的奋斗目标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这也就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我深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恐怕不止是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难题;在文化领域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不止是我们一个党存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可能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都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1250
正重大策与事件的回题 下卷
体制和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大都实行了严格控制的方针。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注意对思想文化工作、对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管理、严格要求,以至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实行一些必要的控制是需要的、正确的,但是不能乱加行政干预,不能违反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国内国外的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动不动就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抓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是不能允许的,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危害极大。所以会发生这些现象,这固然有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方面的原因,也与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片面理解和“左”的认识密切相关。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至今仍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防止、排除“左”的右的和其他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仍是我们在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常注意和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讲得好:“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只要我们深刻理解小平同志这一指示的深刻意义,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坚持按照文化事业的客观规律以及反映这种规律的党
律的党的 一系列正确方针办事,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
主义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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