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二月提纲》，即由彭真同志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与毛主席当时的谈话精神有明显的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提纲呢？这要从1965年底毛主席与彭真同志的谈话说起。

上面已经说过，1965年12月22日，毛主席曾向彭

罢官”。但是， 彭真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向毛主席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

说吴晗的问题两 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12月26日彭真同志由杭州到上海后，向张春桥等人转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意思。

正因为毛主席同意（尽管比较勉强）先不对吴晗的问题作政治结论，所以才有1966年2月3日彭真同志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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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由毛主席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和康生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

主席接着要康生 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在7月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彭直同志汇报了毛主席要成立五人小组以，网工

的事情，会议决定：根据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并以彭真同志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在1966年2月3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许立群、胡绳同志等七人列席了会议—作者注）上，彭真同志提出了“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同志还说：像郭（沫若）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许立群同志在发言中谈到关锋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

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同志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

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

护，并且要依靠他们做骨干，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当时两种思想的初步交锋。会

副部长许立 后，彭真同志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群、姚溱同志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他修改定稿。2月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送给常委同志，并让许立群同志在会上做了汇报，他插话做了说明。2月8日，彭真同志又和陆定一、许立群同志专程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主席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主席说：

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回北京后，彭真同志让许立群同志代中央起草

平同志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汇报提纲》不可避免地也带有一些“左”的提法。但是，《汇报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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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千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

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另外《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

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很明显，《汇报提纲》是针对当时那些“左”的主要观点而写的，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混乱，其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但是，《汇报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许多提法，是同毛主席的意愿不相符合的。2月8日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

上是不同意的。1966年3月28、29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

，当时我没有明确指 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4月22日，毛主席在杭州的讲话中又说：二月三、四、五、六、

-五天嘛，不忙那 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

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由于《二月提纲》这件事，毛主席进一步加深了对彭真同志的不满。

至于江青、康生等人，对《二月提纲》更是不能容忍。在彭真同志主持制定这个提纲的同时，江青到苏州请求林彪支持，她后来说是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支持

她发动进攻。然后，她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写成纪要送给毛主席，这就是所谓《林彪同志委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予以全盘否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定要

化线L6

“坚决进行一

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说：“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毛主席亲自对《

修改了三遍，作了11处修改，加写了如下的一些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

再斗争”；“过

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将《纪要》批发全国。指出：“

出：“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这个《纪要》的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表明毛主席已下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

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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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在1962年被撤销，意思是中宣部不要像农村工作部一样因“犯错误”而被撤销—作者注）。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同志在电话中讲了“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

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官。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他还要康生告诉彭真同志，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道歉。

从这几次谈话，可以看出毛主席已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由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急转直下。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总理，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三次谈话。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彭真同志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会议对彭真同志进行批评，康生系统地批评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同志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14日，毛主席对《通知》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1

常委扩大会议。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毛主席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29日，毛主席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并说：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至此，彭真同志的被打倒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已是无可挽回了。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从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并于5月16日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主席做了八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作者注）。这个《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

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主席在修改时加上了这样几段特别尖锐的也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指针性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容许有什么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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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这样，批判和夺权就不再限于文化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府和军队等各个方面，而且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完整地制定出来了。所以这个《通知》一发出，一场“政治大革命”即十年动乱就全面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