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党的建设

这十年，在党的建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有严重的失误。这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想到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的各级领导人保持普通劳动者面貌，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

1962年5月11日，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当时的形势时说：“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说不是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但是，“政治形势是好的”。“这就是说，党是团结的，人民是团结的。”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60年代初期，我国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今天的年轻人所想象不到的。但是，那时社会却比较安定，比较团结，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好。尽管我们党的工作发生了那么大的失误，给群众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但群众仍然把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党要求群众配合的事，号令一出，仍然同过去一样，齐心协力，尽力完成。1961、1962年内精减一千多万职工、减少两千万城镇人口，顺利实现，就是人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样的人民多么好啊！1981年小平同志在回顾这十年的情况时指出：“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1288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66页）党和群众心连心，社会比较安定团结，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最主要的区别，这里，在党的建设方面，肯定有些好的东西值得我们挖掘和总结。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党的各级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1957年的整风，因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的消极影响联在一起，其积极方面就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了。我认为，它的积极方面主要是，比较有效地反了一下当时已经出现的那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做官当老爷的态度，那种官、暮、骄、娇之气。在整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种试验田的制度；将军当兵的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制度；领导干部除年老和生病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抽出几个月轮流离开办公室，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制度；以及后来的蹲点制度等。这些制度虽然并不都适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执行中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确实密切了党群关系，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把按劳分配体现的平等权利当作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加以批判，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当时毛主席提倡发扬战争年代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号召各级领导干

部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对人等，却很受群众欢迎。那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各级领导人确实经常同群众在一起。许多同志也对自己能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引以为荣。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干部的要求是很严的。1959年初发现部分干部有多吃多占等特殊化作风，就把特殊化作风列为“五风”之一加以批判和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现商品走后门严重，就严厉地提出禁止用国家商品谋取个人私利的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颁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反映对工作人员的思想行为准则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个时期涌现的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先进典型，更为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树立了学习的样板。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党风虽然存在着带有那个时期特征的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离开实事求是原则，我将在下文阐明），但是，共产党不谋私利，广大党员和干部同群众同甘共苦，风里来，雨里去，这是群众看得见的。现在群众最痛恨的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少的。大批党员和干部，能发扬党的好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群众同甘共苦，犯了错误，又能切实改正，这是60年代初期我们党能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经验我认为是很宝贵的，值得史学家们系统地加以总结，把它继承下来、发扬下去。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是健1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

1957年7月，毛主席在青岛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段话，虽是在反右派高潮时说的，但它本身是正确的。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具体奋斗目标，我认为，直到现在，仍不失它的指导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受排斥打击，而一些看风使舵的人物却受到提拔重用。这也就迫使一些同志不得不“只磕头，不说话”，或“只照抄报纸说套话”，或“昧着良心说假话”，或发些违心之言。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这个话虽不能代表一般，但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毛主席总结经验教训，提倡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包括言之有物的反对意见，同时又为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几百万人平了反，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又开始活跃起来。令人十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1291

分惋惜的是，好景不长，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强调以阶级争为纲，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又死水一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踢开党委闹革命”，以致党的组织陷于瘫痪，广大共产党员一度被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

，十一届五中全会颁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五届人大五次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党和国家才又开始向毛主席当年提出的目标前进。20年的曲折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是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

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验理

的讲话中，谈到关于实践是

讨论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

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丈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3页）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个中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而保证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扎实工作，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并坚持“两手抓”，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推动有中国1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互统一的。

统一的。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左”也不右，所以也就是实事求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

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对于实现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又快又

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总之，我们要切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间，一定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

第三，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

我在本书第三十五篇中已经介绍了“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原因的分析，那次会议一致认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是“大跃进”以来我们

会发展工作中犯错误的重要原因。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认识到这里，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七千人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照样受到破坏，甚至更严重的破坏。不仅经过中央工作会议集体讨论对经济形势做出的分

析，可以作为“黑暗风”加以批判，人代会、党代会可以随

而且经过党代会、全国人代会选出的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可以随便打倒。这就要求我们对那些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受到破坏和怎样保证民主集中制不

受破坏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以研究。

我看关键在于人治还是法治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国人民

成的。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胜利，这是许

许多老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得出的认识。但是，由于国际

国际共运长期没有

我国历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的消极影响，由于我国

史上长期缺乏民主传统，随着对毛主席信仰的提高和普及，个人崇拜现象也逐渐滋长起来。关于毛主席本人，我在本卷第三十篇中讲过，从遵义会议以来直到50

期，他在执行

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是做得好的，对集体决议是尊重的。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

于一系列的胜利，由于国内国外的种种因素，加上他个人不

谨慎了，也不像过去那样尽

面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了，于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就日益发展和严重起来了。他不仅接受个人崇拜，而且还出了一些个人崇拜的理论。大家记得，1956年党的八提出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毛主席没有表示不同意见。1958年初批判反冒进时，他却提出了一些与

毛主席神不相符的观点。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

对列宁，说列宁独裁，

卡卷

1294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毛主席在这里，显然是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起来了，

一般政治生活来说，也是违反我们党一贯遵循的准则的。林彪、康生等人，1958年以后，正是利用“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刮起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风。什么“顶峰”呀！什么“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呀！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呀！都是他们在这个期间提出来的。此外，其他一些同志在这个期间，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例如：在成都会议上，有的负责干部提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

从到盲目的程度”。总之，我认为，没有一定的个人崇拜，“大跃进”发动不起＋来，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批判“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也很难批起来。而“大跃进”的发动，对反冒进、对彭德怀等同志，对“三风”的批判，不仅导致了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而且也导致了对党章、宪法和法律的严重忽视。党内歪风

谬误践踏了真理。“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动，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手段，一种作风，更重要的是，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的制度。搞社会主义建设，无疑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必须有充分的民

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训 1295 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4，136页）小

是对历史经验深刻的科学的总结。1957年以来发生的曲折，很多不是与主要领导人意见中途改变或注意力改变有关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为了坚持民主

制，除了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弄清阶级、政党、领袖的关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关系外，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确实有效的监督机制，并且使之制度

化，以保证领导集体中每一成员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保证每个党员、每个公民有揭发、批判党政干部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小平同志也根据历史经验，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

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3页）我完全赞成小

志的观点。我们在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切实研究解决对领导人的监督机制和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问题。领导人个人的权威是重要的，应该受到尊重和维护；但尊重和维护这种权威，应该建立在尊重和维护党章、宪法、法律的权威的基础上。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任重而道远，还需要若干代人的持续不懈的奋斗。在这一点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政府官员的监察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不无借鉴之处。

怎样避免党和国家的工作因领导人观点的变化或领导人的交替而出现某些失误甚至发生某种曲折的问题，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积多年之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持实行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之一法。

研究历史，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开辟未来的事业，使之少犯错误，少付代价。这里，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教训，共写了13条，其中：阶级斗争方面3条，经济建设方面4条，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3条，党的建设方面3条。这些意见可能不一定适当，权把它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特别是史学界、理论界的同志作进一步的探索。

1297 后

记

1988年4月，我向中央提出撰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一书的夙愿，化了整整五年的工夫，总算实现了。

这本书能写成现在这样，首先归功于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得益于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和支持。

写作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求是》杂志社、社科院工经所等部门提供了方便或帮助，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五年来，协助我写作的工作班子的同志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中自始至终参加上、下卷工作的主要有滕文生、陈威、易之、陈斐章等同志。还有些同志为本书出过力。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对建国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进行研究，本书还只是做了一种初步尝试。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如实地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并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必须把个人的回忆和对历史档案、党的文献、中央领导同志的选集、文选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重大问题的总结和根据新情况作出的新的重大决策的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我力图照此去做，但仍感做得不够。书中讲

到的，只是反映了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和认识，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热切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薄一波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于北京中南海

阶级斗争理论中又一重要观点。

以上所述，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按劳分配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产生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等等，这一系列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构件。这一系列理论观点所以是不正确的，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们都从根本上脱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经济基础的主体已经是社会主义的。

第三，切实按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和“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坚决同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多次发生的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方针划清界限。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党高层领导，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问题，发生过四次争论。这就是1958年关于反冒进问题的争论，1959 年庐山会议的争论，1962年关于所谓“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问题的争论，1965、1966年关于“四清”指导方针问题的争论。四次争论的起因、焦点、过程和结论，我已在本书第二十四篇、第三十篇、第三十七篇和第三十八篇中，分别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现在需要总括起来，讲讲其中的教训。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剧烈，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党的高层领导无论在运动的发动阶段、高潮阶段、运动过后的调整、整顿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如能按照延安整风时形成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一系列原则，按照“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这些党内的争论，以达到比较符合实际的统一—的认识，那样，1958年以后的一系列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减轻的。不幸的是：不仅没有遵照而是背离了这些原则和公式，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那一套。除第一次争论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成阶级斗争（但说过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50米了）以外，其余的三次争论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与毛主席意见不同的一些同志，被看成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被打倒的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一次又一次的党内争论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积累下来，就把国内政治局势估计得极为严重，以致认为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没有解决问题，需要“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从而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因此，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如实地指出过，他们当时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1265 在国际工人协会或党内面临的一些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党内的矛盾和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党内矛盾和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的观点，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联共党内和第三国际内比较流行，并且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和我们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理论根源。斯大林本人的著作也从理论上论述这种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所以是社会阶级矛盾的反映，根源有二：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斯大林全集》第9

第9卷第10、11页）毛主席在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时，曾提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311页）这就从理论上同那种把党内的矛盾和斗争都看成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划清了界限，在政策上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划清了界限。如果说，在阶级社会，在民主革命两大对抗阶级的激烈搏斗时，都不能把党内的矛盾和斗争都看成阶级斗争，那么，在地主、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之后，再把党内的矛盾和斗争，都看成阶级斗争，就更是没有根据、更是错误的了。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几次处理

党内争论所发生的错误，都是同毛主席本人早年清算王明教条主义错误时所提出的正确理论和正确政策背道而驰的。

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在上述四次党内争论中，除第四次，关于“四清”指导思想之争是非比较复杂以外，其余三次被批判的同志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随意上阶级斗争之纲，不仅无法分清是非，而且把是非都颠倒了。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党内斗争就经常使用 “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一类概念。1959年以后，又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常用的“修正主义”概念，引进我们的党内斗争。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究竟什么是路线错误，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在党内并没有做过认真的深入的研究，也没有提出过科学的解释，因此运用起来，就很容易随心所欲，弄得十分混乱。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使用过“急机会主义”，“慢机会主义”一类概念，并把这个地方能办到而别的地方办不到的，也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见本书上卷第 395、396页）。1958年以后，就进一步用计划指标的高低来判断你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了。八届十中全会又将 “右倾机会主义”改名为“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又在“修正主义”之前，加“反革命的”定语。总之，这些用法，由于没有统一的客观依据和客观标准，都是不科学不确定的，主观随意性很大。1979年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央在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说到以反修防修为目的

的“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时，指出是因为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1981年6月小平同志建议以后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72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采纳小平、剑英、陈云等许多同志的建议，不仅为一切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的同志平了反，而且一般地不再使用“路线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一类的概念。我认为，这样做，标志着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的问题上更加成熟了，不仅重新恢复而且发展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同国际共运和我党历史上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彻底划清了界限。

（二）关于经济建设

1980年初，我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我国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曾讲过四条意见。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全党工作着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工作一定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做基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在不平衡里边力求平衡，搞好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要正确地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这四条经验、教训，主要是就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情况讲的，是十

多年前的认识。这篇讲话，已收入我的文选。重复的就不讲了。这里讲今天的认识。

第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探索中前进。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原来又是一个经济严重落后的穷国。经过第一个五年的建设，虽然打下了一点工业基础，但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只占很小的比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的社会虽已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但是1957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不过142元。而且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路怎么走，既不能照搬书本，也不能照抄别国经验。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探索中前进。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多做调查研究，博采各方面的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经过实践证明确实是不对的就改之。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从党的七大以来，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一连串的历史性的胜利。正因为“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严

重低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以为只要运用战争和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能指日可待。结果，适得其反，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多长时间？毛主席在 1958年前，有过一些设想。1954年6月14日，他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宪法草案说明时说：“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955年3月2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毛主席又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同年10月11日，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改为：“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7月，他在青岛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又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十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这说明：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尽管认识也还很不够）。但是，到了1958年，沉醉于 1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美妙幻想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就被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了。头脑最热的时候，提出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两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还做出第三或第四个五年内赶上美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

遭遇挫折之后，头脑又开始冷静下来。1960年6月 18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60年12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时又说：“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搞，不能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快。”并恢复了“大概要搞半个世纪”的估计。1961年8月23日，在庐山工作会议第一天，毛主席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的会议上说：“现在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郑州会议犯了错误，分三批开，一批开一天，我打通你，略知梗概，不甚了了。经过六个月，到庐山会议。会议顶住了彭德怀的那股风，是对的，不顶不行，但也犯了错误，不应一直传下去。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这段话，尽管对错误的认识还不彻底，但是，已认识到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经验，没有把握，这就是一个重大进步。那时，人们还不大兴使用“探索”这个词，但毛主席这段话已清楚地表明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实践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1271

中探索的思想。少奇同志在主持起草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时曾说过：立三路线时，宣传只要

就能打倒国民党，结果，打了十年，自己越打越弱了，才道打倒国民党要做长期的努力

认识到打倒国民党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是民主革命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一样，经过严重挫折，认识到社会主设的艰巨性、长

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只能在探也定社会主文建设中一项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应该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

认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物质生产各部门之间、再生产运动的各个环节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比例协调，则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比例失调，特别是工农业之间、消费和积累之间等重大比

会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秩序的紊乱，造成社会财富

浪费。因此，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始终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

有效的宏观调节，一般可以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来实现。陈云同志在八大的发言，提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原则，是对传统体制的一个重要改进，而且是提得很及时的。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我国1958年以后的国民经济本来是可以在“一五”计划胜 1

利完成的基础上，继续高速度而又协调发展的。但是，跃进”以来，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对商品经济和按劳分

制搞“一大二公”，政府进一步依靠行政命细加强对生产单位（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经济活

的全地。而动的控制，市场调节手段几乎

佳意志论盛行的情况下，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不

，不是被打乱，就是被取消。这是因为：（1）“大跃进”中提倡留

提倡留缺口的“积极平衡”，实际上是否定了保留一定储备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平衡；（2）“大跃进”提倡三本帐，为高指标、层层加码、朝令夕改开了绿灯；（3）实行“以钢为纲”，使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仅其他部门受到严重损害，钢铁工业也未

4）实行权力大下放，鼓励以大协作区，甚至以

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或国民经济体系，助长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割断了地区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和协作。因此，可以说，“大跃进” 三年，我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基本上没有宏观控制的无计划或半计划状态中。1961年6月12日，毛主席在北京

违反客观规律，受

惩罚。所谓违反客观规律，我理解，主要的一条，就是违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实际上打乱和取消了宏观控制的结果。

1961年开始的调整，主要是把被破坏了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消费和积累两大战略性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为保障恢复宏观控制和调整的顺利进行，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

的经验与教训

1273 中央决定，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的人权、

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中央各部直属企业行政管理、生

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后来的实践证明：在当时经济十分混乱、又没

观控制的条件下，收权还是必要的，执行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当然，从历史发

因为传统体制的根本弊病，是不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应当拥有相对独

经济利益和自主权。当时，无论放权也好，收权也好，都只是调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关系，并有触及企业自主权这个关键问题。

今天的情况和当时完全不同

。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治乱。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抓住当前有

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问题。当年治乱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今天没有现实意义了。不过，“大跃进”给予我们

训：经济发展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急于求成，大轰大嗡，必

须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尽量避免盲目性，则是我们在经济建设的进程中应该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注意的。任何时候都不

的历史教训。

第三，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在研究资产阶 1

级古典经济学中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时，概括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代表新兴农业资产阶级的重农学派

性别

的部门，无疑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他们的思想中也有合理的成

里的成分。马克思正是在肯定其合理成分时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第26 卷第1分册第28—29页）

不顾其他的错误，毛主席在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开幕的头一天，提出让会议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关于农、轻、重的次序问题。他说：过去是两条腿，去年丢掉一条，重挤掉农、轻，也挤掉了商。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为农轻重。1960 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根据毛主席指示草拟的《中共中央关

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其中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思想应当成为全体干部全党全民一致的认识，并且真正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毛主席、党中央把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发展历史进程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原理，运用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工作中来，在理论上是一个创造。当时，尽管对“大跃进”的教训的认识，还只是初

待继续巩固，但是，这个总结却是科学的，是从沉重的代价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思想成果。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不但反映了经济规律，而且也反映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

训 1275 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牢

首先是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多耕地少的大国，要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农业问题始终是一个头等重要的战略问题；其次，因为农业建设周期长，农业投资的比较效益低，稍一放松，就很容易被挤掉。农业是国民经

思想，把人们对农业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境界。在实行

今天，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蓬勃发展，重温当年揭示的这个思想，不断深化

基础地位，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绝不能因为全

因为全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就忽视和削弱农业这个基础地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今天仍然可以这样说，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和最终获

的中心问题。任何时候忽视、削弱农业和农村经得成功的中心

确处理农民问题，都会犯极大的历史性错误。第四，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1957年整风、反右派和随后的“反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回应， “大跃进”本身就是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的结果。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可是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巨大困难，掀起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继续大跃进

，更清楚地显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带来的恶果。

1959年底、1960年春，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走，就

是跟着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风向走。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实际经济工作，也跟着做出一系列“反右倾、鼓干劲”的决策：工业方面，重搞三本帐，高指标，名目繁多的“大办”；年初搞“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农业方面，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 等那一套。财贸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反“瞒产”，高征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和发动“继续大跃进”这两个错误，虽紧密相连，但导致错误的认识根源毕竟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涉及的是怎样评价“三面红旗”的问题，后者涉及的则是对当时的实际经济情况的估价问题。如果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对前一个错误已无力抵制，那么，如果还能坚持把“路线斗争”同实际工作分开，后一个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缩小的。因为当时经济工作面临的情况，确如毛主席刚上庐山时讲的那样：“问题不少”。那时虽不允许讲比例失调，但物资短缺现象是个严重客观存在。就拿涉及建设全局的钢材来说吧，上庐山前，估计年内可分配钢材900万吨，庐山会议前期一算，只有750万吨，一下就少了150万吨，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会后，全力突击，虽把钢、煤产量勉强搞上去了，但运输和其他方面却更加紧张。这说明，当时实际情况不允许继续“大跃进”，只能继续调整，处理“大跃进”以来积累的问题。把“路线斗争”同实际工作分开，本来是毛主席提倡的思想。庐山会议后没有坚持这样做，应该承认也是一个重要失误。作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副总理，我在这个方面，也是有责任的。

1960年夏，苏联单方面取消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布加勒斯特会议又整中国。国际政治斗争加剧，因而全力以赴炼“争气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越跑就离实际越远了。

接受庐山会议“反右倾”同时发动“继续大跃进”的教训，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就有意识地注意到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这以后虽然批判“黑暗风”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批判而停止“八字方针”的执行。政治斗争的弦虽然越绷越紧，但经济指标不再随风涨了。在工作部署上，也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政治斗争不影响生产，例如：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在整个运动中间，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包括集体副业）生产上来。”1964年9月10日修正后的《后十条》，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生产的关系，作了更全面的论述，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是增产，还是减产” 作为评价运动好坏的标准之一。前后历时4年的“四清” 运动虽然也给工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但同1959年、 1960年反“右倾”斗争比，影响要小得多。因此，调整期间5年的经济工作，又为经济决策不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经济决策最忌时而大上、时而大下的“折腾”。为保证经济决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大上大下的“折腾”，认真总结和记取过去的有关经济决策不能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有益的。

（三）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这个方面的具体经验与教训，我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农村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和试办托拉斯等几篇中，已经讲了。这里着重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失误谈三点意见。

第一，清醒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

我在本书第二十七篇中已经讲到：1958年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曾经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心里的底数，大体是：从 1953年算起，15年到20年，即第三个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基于这种估计，人民公社就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应运而生了。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的政策，部分供给制（当时把供给制看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和部分工资制相结合的政策，限制和批判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的政策等。

结果事与愿违，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我觉得，基本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之接力奋斗的崇高理想，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径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都很低，肩上还背着沉重的几亿人民吃饭的包袱和历史包袱。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3页）我们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在发展中的国家中还是等而下之的，更不用说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那种“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 的社会主义水平相比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称之为 “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把苏维埃俄国准备着手建设的社会主义叫做“最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 版，第38卷第113、37页）。1958年时，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会比俄国的“最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高。在那样的水平上，就要在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难道不是不知自己处于什么历史方位吗？

毛主席思想的深邃性毕竟是高于常人的。1960年1

月，他邀集几个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的中译本。在谈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他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表明毛主席在此时已意识到在历史方位上有失误之处了。可惜，这个基本正确的思想只是昙花一现，没有用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而且在这前后，甚至就在这个读书会上，还讲了许多鼓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话，以致就在这次读书会的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又刮起了一股以急于过渡为特征的比1958年秋冬更加猛烈的“共产风”。

真正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弄清了我国现在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观点。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确认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 “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至此，我们党已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在处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年犯错误的根本症结所在。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1281

第二，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一定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能从这样或那样的主观臆想出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是总结建国后32年，特别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生产关系变革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从1958年到1960年，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始终盘算着几个过渡：第一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过渡；第二是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第三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第四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时的认识是：集体所有制单位都过渡为全民所有制之后，就实现了“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建成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主义建成之日，也就是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第一个过渡1958年靠“刮风”实现了，第二、第三个过渡，力争在第三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内完成，到时再开始第四个过渡。

我在第二十七篇中已介绍过毛主席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评论。他说：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 1

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毛主席认为实现 “一大二公”，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的根据。同样，他所以提倡或赞成其他几种过渡，也是认为后一种所有制形式较之前一种所有制形式更大更公，也就是说：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比生产队的小集体，全民所有制比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较之两种公有制并存，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较之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更大更公，因而更先进，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观点，在1958年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都有所阐述。例如，在解释全民所有制为什么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为什么集体所有制要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时，决议说：“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目前的人民公社，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处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不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出发，而是从主观臆想出发。对于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都不考虑，只考虑“一大二公”，即只臆想到公有制的载体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纯，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种观点是违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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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才去变革生产关系；而我们这些年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不停顿地去变革生产关系。这是当年犯错误又一症结所在。

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突变，通过政治革命，彻底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二是渐变，通过自我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某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这两种变革虽然性质不同，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出发。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违背这个要求，革命和改革都不能取得成功，即使一时勉强进行了变革，最终还得退回去。这是古今中外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我国 50年代农村生产关系频繁的变革再一次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1980年5月，小平同志谈到这方面的教训时曾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一九

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 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76 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再次退到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前提下的家庭分户经营。这就有力的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凭主观愿望、主观臆想办事必然会带来挫折。

经过14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其他经济）并存的新格局。14年来，我国生产力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这说明，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处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的。牢记“大跃进”的教训、60年代前期调整和14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从书本上规定的这种或那种公式出发，而切实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处理未来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是保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第三，严格划清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时刻谨防和自觉抵制平均主义的干扰和侵袭。

1958年到1960年的“共产风”，实际上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风。平均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这在土改和农业合作化初期即已露端倪。“大跃进”3年的两度“共产风”，则直接造成了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第一次郑州会议前，有些同志曾说，那时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1285

的形势。其实，所谓“包围城市”，实际上是汹涌澎湃的 “共产风”冲击着城市。事实上，城市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取消计件工资、奖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纷纷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手工业、商业中合作组织纷纷升级过渡等，就是“共产风”刮进城市的表现。“共产风”刮到哪里，自然就给哪里带来灾难。“大跃进”时搞乱了的理论，也是很多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界限。不少人头脑里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个农民平均主义。关于农民平均主义的落后性、反动性和危害性，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过精辟的深刻的论述。真正认清平均主义的危害，从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界限，是我们吸取农村人民公社化教训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从春秋晚期奴隶制解体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解放后的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村里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渗入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曾经成为许多仁人志士愤世嫉俗、操戈起义的纲领。我在本书上卷第九篇中讲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杰出的思想家康有为、章炳麟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影响。可见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影响之深厚了。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民主革命中，虽长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基本上实行平均分配，但在思想上有效地抵制了平均主义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取得革

命的胜利。如果说平均主义思想在民主革命中，还有动员贫苦农民向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冲击的某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它就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而只有消极作用了。但是，正是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在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以后，就放松了对平均主义问题的注意。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场争论，以全部否定少奇同志的意见而结束之后，平均主义问题，就成为一个思想禁区了，以致到1958 年发生了平均主义大泛滥。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端 “铁饭碗”，搞“大而全”、“小而全”，万事不求人，否认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是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改革过去的经济体制，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同平均主义决裂。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吸取人民公社化的历史教训，划清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自觉谨防和抵制平均主义思想的干扰和侵袭，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充分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消除分配中的吃“大锅饭” 的平均主义现象，以及消除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平均主义现象，任务还很重，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需要继续通过深化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来逐步实现，最终达到同平均主义的彻底决裂。这里还须指出一点，在克服平均主义的同时，在社会收入分配中，也要谨防另一种分配不公即社会成员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的现象。如果长时期内老是一部分人富，而多数人富不起来，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这同样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消除的东西。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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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形势下，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引起充分注意，并认真研究谨防的对策。

（四）关于党的建设

这十年，在党的建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有严重的失误。这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想到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的各级领导人保持普通劳动者面貌，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

1962 年 5月 11 日，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当时的形势时说：“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说不是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但是，“政治形势是好的”。“这就是说，党是团结的，人民是团结的。”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60.年代初期，我国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今天的年轻人所想象不到的。但是，那时社会却比较安定，比较团结，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好。尽管我们党的工作发生了那么大的失误，给群众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但群众仍然把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党要求群众配合的事，号令一出，仍然同过去一样，齐心协力，尽力完成。1961，1962年内精减一千多万职工、减少两千万城镇人口，顺利实现，就是人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样的人民多么好啊！ 1981年小平同志在回顾这十年的情况时指出：“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66页）党和群众心连心，社会比较安定团结，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最主要的区别，这里，在党的建设方面，肯定有些好的东西值得我们挖掘和总结。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党的各级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1957年的整风，因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 的消极影响联在一起，其积极方面就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了。我认为，它的积极方面主要是，比较有效地反了一下当时已经出现的那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做官当老爷的态度，那种官、暮、骄、娇之气。在整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种试验田的制度；将军当兵的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制度；领导干部除年老和生病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抽出几个月轮流离开办公室，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制度；以及后来的蹲点制度等。这些制度虽然并不都适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执行中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确实密切了党群关系，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把按劳分配体现的平等权利当作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加以批判，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当时毛主席提倡发扬战争年代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号召各级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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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干部的要求是很严的。1959年初发现部分干部有多吃多占等特殊化作风，就把特殊化作风列为“五风”之一加以批判和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现商品走后门严重，就严厉地提出禁止用国家商品谋取个人私利的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颁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反映对工作人员的思想行为准则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个时期涌现的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先进典型，更为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树立了学习的样板。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党风虽然存在着带有那个时期特征的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离开实事求是原则，我将在下文阐明），但是，共产党不谋私利，广大党员和干部同群众同甘共苦，风里来，雨里去，这是群众看得见的。现在群众最痛恨的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少的。大批党员和干部，能发扬党的好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群众同甘共苦，犯了错误，又能切实改正，这是 60 年代初期我们党能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经验我认为是很宝贵的，值得史学家们系统地加以总结，把它继承下来、发扬下去。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是健

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

1957 年 7 月，毛主席在青岛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段话，虽是在反右派高潮时说的，但它本身是正确的。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具体奋斗目标，我认为，直到现在，仍不失它的指导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特别是 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陷入了很不正常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成为普遍现象。那个时候，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受排斥打击，而一些看风使舵的人物却受到提拔重用。这也就迫使一些同志不得不“只磕头，不说话”，或“只照抄报纸说套话”，或“昧着良心说假话”，或发些违心之言。记得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说：这几年来，一个人自己想的是真的，两个人讲的，半真半假，三个人一起讲的，全是假的。这个话虽不能代表一般，但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1960 年冬开始，党中央、毛主席总结经验教训，提倡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包括言之有物的反对意见，同时又为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几百万人平了反，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又开始活跃起来。令人十

四十三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1291

分惋惜的是，好景不长，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强调以阶级華争为纲，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又死水一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踢开党委闹革命”，以致党的组织陷于瘫痪，广犬共产党员一度被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十一届五中全会颁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重新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党和国家才又开始向毛主席当年提出的目标前进。20年的曲折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是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

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谈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33页）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而保证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扎实工作，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并坚持“两手抓”，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推动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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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委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互统一的。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既不落后也不超越于客观实际，既不 “左”也不右，所以也就是实事求是。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保持“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对于实现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又快又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总之，我们要切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间，一定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

第三，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

我在本书第三十五篇中已经介绍了“七千人大会”对 “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原因的分析，那次会议一致认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是“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犯错误的重要原因。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认识到这里，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七千人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照样受到破坏，甚至更严重的破坏。不仅经过中央工作会议集体讨论对经济形势做出的分析，可以作为“黑暗风”加以批判，人代会、党代会可以随意推迟，而且经过党代会、全国人代会选出的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可以随便打倒。这就要求我们对那些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受到破坏和怎样保证民主集中制不

四十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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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破坏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加以研究。

我看关键在于人治还是法治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是历史形成的。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胜利，这是许多老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得出的认识。但是，由于国际共运长期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的消极影响，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传统，随着对毛主席信仰的提高和普及，个人崇拜现象也逐渐滋长起来。关于毛主席本人，我在本卷第三十篇中讲过，从遵义会议以来直到50年代前期，他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是做得好的，对集体决议是尊重的。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系列的胜利，由于国内国外的种种因素，加上他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了，也不像过去那样尽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了，于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就日益发展和严重起来了。他不仅接受个人崇拜，而且还提出了一些个人崇拜的理论。大家记得，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毛主席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1958年初批判反冒进时，他却提出了一些与八大决议精神不相符的观点。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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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顧下卷

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毛主席在这里，显然是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起来了，这在理论上是有破绽的，对党内一般政治生活来说，也是违反我们党一贯遵循的准则的。林彪、康生等人，1958 年以后，正是利用“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刮起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风。什么“顶峰”呀！什么“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呀！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呀！都是他们在这个期间提出来的。此外，其他一些同志在这个期间，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例如：在成都会议上，有的负责干部提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总之，我认为，没有一定的个人崇拜、“大跃进”发动不起 +来，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批判“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也很难批起来。而 “大跃进”的发动，对反冒进、对彭德怀等同志、对“三风” 的批判，不仅导致了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而且也导致了对党章、宪法和法律的严重忽视。党内歪风压倒了正气谬误践踏了真理。“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动，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手段，一种作风，更重要的是，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的制度。搞社会主义建设，无疑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

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

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34，136页）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是对历史经验深刻的科学的总结。1957 年以来发生的曲折，很多不是与主要领导人意见中途改变或注意力改变有关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除了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弄清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关系外，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确实有效的监督机制，并且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以保证领导集体中每一成员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保证每个党员、每个公民有揭发、批判党政干部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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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小平同志也根据历史经验，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3页）我完全赞成小平同志的观点。我们在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切实研究解决对领导人的监督机制和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三）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