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子
1966年 18岁 男 T市某起重设备厂工人
咱说实在的，这十年把我们家糟践得够惨。可是咱不是窝囊废，咱是硬汉子，要换平时，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时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汉子，也得聋拉着脑袋。
人就一口气，不是？我是憋着这口气过这十年的。今儿找您也是撒这口气来的。
六六年我刚打中专毕业，分配到起重设备厂。那年十八岁。跟您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有父亲、母亲；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个姐组。奶奶那年八十岁，和我岁数正倒个个儿。父亲精神有点病，虽然算不上神经病，反正有点那个，那个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疯，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伤砸坏脑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弟弟妹妹还小。家里家外唯一能顶饿的人就我啦。我家这样儿，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够劲了。可“啪”一下子又来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家虽穷，可出身不算好。我父亲解放前当过一年交通警，他名下又有房产，实际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奶奶没兄弟，由她继承，爷爷做代理人，爷爷去世后就由我父亲代理。总共三十来间，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间。那么多年，房子早破得不成样儿，就这么一个二十间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时就查过一通，没划上资本家，可也没定下成分来，一直接着，毕竟出身不是红五类。“文革”一开始乱抄乱斗那股劲，哪有准，谁知撞上谁。我看见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挂着牌子，都剪了头发，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条大马路中间，叫红卫兵批斗，我犯嘀咕。赶紧把家里的“四旧”——老瓶子老罐儿老东西呗，清理清理，该烧就烧，该砸就砸，别叫人“扫四旧”扫上，找事儿，对吧。
起头还没嘛事，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天半夜突然砰排排砸门，一看是街道代表，叫着要“查户口”，带进来一帮人，都是街道积极分子。直到后来才明白，“文革”一开始横扫时很粗糙，有乱来的，也有漏的，到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挨个儿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们稀里哗啦地翻，忽然叫起来，说翻出我父亲的罪证。大叫是“变天帐”！其实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帐本和收据嘛的，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们了，可逮住事儿啦。当时把我父亲带到街道革委会，通知我父亲单位。我父亲单位用小吉普当晚把他弄走。居然单位也说我父亲存“变天帐”，想变天，想复辟。就那点房租收据有嘛用，再说我父亲那样，说话都哩哩噜噜，写检查都是我妹妹帮着写的，他有能耐变社会主义的天？毛主席还说枪杆子出政权，给他个棍儿都拿不稳，更甭说枪杆子，往哪儿变天去？这就关进牛棚，戴上伪警察和反动房产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车间轮流批斗。
我家出了这种事，全家人坐在屋里，连门也不敢出，一连多少天没正经吃饭。我奶奶哪经过这事，吓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没起来，瘫在炕上一连数年，捱到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亲单位想说一说，那负责人好凶，我刚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他就冲我叫起来：“你来干嘛，你想干嘛？”心想，我要再多说一句叫他逮住，甭说我得给打成“为历史反革命翻案”，我父亲更得倒霉。只好连声也没吭，扭头回家，您说窝不窝气？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我们是人呵，哪能受这侮辱，叫他们骑脖子拉屎，连头还不许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家里有问题，你就没理，完事还得叫我们认错。挨打时反驳几句也算错，算挑事儿。我是二十岁小伙子呀，好摔跤，也会点武术嘛的，正血气方刚。要不是那时候，我一个能让他们俩仨，我是能把气往肚子咽的人吗？
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呀！”那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是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我下夜班回来，已经完事了，否则就会一场恶战。我真要发狂了。我看着地上的血，拿小铲铲起一块小血块，豆腐脑赛的，放进笔记本里，我哭了。我很少哭，男子汉掉眼泪没出息，可我掉了，嗓子眼直往外窜火，脖子上的筋崩崩直跳，我想豁命，但归齐还是把自个压下了。我不傻，我想这一拼，准算“阶级报复”，我父亲，我全家就更完了。里里外外还得指着我哪！这口气比铁疙瘩还难咽，可咱爷儿们咽了。现在我总想，我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屋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我想了，要打算让家里处境改善得好一点，就得要求进步，好好干活，拿出真格的来，把这口气挣回来。
我在厂里没白天没黑夜玩命的干啊。我是车工，我那车间是全厂最关键的车间，也是最累的车间，最累的组，最累的活。组里二十多台车床，两班人。定额每人每月二百二十小时，那时嘛奖也没有，我每月都干三百小时以上，甚至达到四百小时。除去喝水上茅房，一站到机器旁边就一天不动地儿。在“文革”这些年里，我没迟到早退过一次，没请过一天事假病假。热天里，我光膀子干活，车下来的铁屑落在地上直冒烟，一百度。车床的转数快，进刀量大，铁屑乱蹦，有时蹦到膀子、脖子、脸上，粘在眼皮上，烫肿了，照样干。在二百多人的车间里，咱干活把他们干服了。年年评“五好战士”、“大庆标兵”嘛的，都有咱的。可是，我敢说，要拿我当时那表现搁到现在，全国劳模咱也能评上。
外边干着活，家里边不肃静。我哥哥的神经病总受刺激，愈闹愈凶，晚上吵得人睡不好觉。送到医院，出身不好又不收，就这么死在家里了。我妹妹本来可以留在工矿企业，我家论经济算“特困”，在学校评选票数又最多，凭票咱绝对该留城。可政审不台格，满完。送到内蒙大草原，一去几千里，背着政治包袱，受那苦那罪，就甭提了。那时出身不好的百分之九十去内蒙，出身好的去北大荒农场。她水土不服，加上心情不好，十六岁去，二十七岁回来，已经满头白发，赛白毛女一模一样，就那样白，这二年才变回色来。你说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嘛滋味？父亲在厂里烧锅炉，每天下班不回来，捡煤核，为他妈表现呗，天天十一、二点回来，他神经不正常，一帮子王八蛋拿他找乐，动不动一下子把他扔在地上爬不起来。他是神经有毛病的人呵，宪法都规定保护，那会儿没人管这些。我这个当儿子的，眼瞧着父亲叫人折腾着玩，还叫嘛儿子？我真想找他们去，把他们全撂了，可不行，我没别的路。有次部队到厂里招兵，我咬破手指头写一份血书，这几个字“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祖国，要求参军。”我想，我参军家里就是军属，政治待遇不就完全不同了。我身体棒，体检没问题，又是厂里先进，部队想要，可一外调，说我的出身没定下来，不敢要，还是没路可走。
咱这么干，厂里倒也受感动，为了我出身问题，到父亲单位去了二十多次，一次次碰回来，总悬着。这么大点儿的事，压了我一家十年。我当年一百五十斤的摔跤能手，如今一百二十斤，连累加气，得了胃病，切掉一半；犯愁犯得神经衰弱，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到末了也没把家里的处境改过来，算咱没能耐吧！可“四人帮”一完，我父亲一下就没事了，还那个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他妈的，这怪！我去他单位要求平反，他单位说，关牛棚挨斗是运动闹的，可他一直没正式定过资本家，无所谓平反。他们倒容易，一句话了事。我这口气憋在肚子里却出不来。我真想掉过头把这气朝他们脸上一放，倒痛快。可这不是咱男子汉办的事。你说，你是条硬汉子，你该怎么办？唉，这就是我从头到了的十年。
一根钢柱弯过来，是个横打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