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
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文革”并非开始于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开“敌人”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档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敌人、档档档档档,我革命,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几,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恋,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四大”,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王的那些村干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脱这处境,娶了一个县公安员的女儿做老婆,离村到别处去。我也呆不住,初小毕业就离开老家到安平县去上高小。本以为远走高飞,脱开灾祸,哪知道我竟是带着一块擦不掉的胎记——政治污点走的!
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干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扫荡,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干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干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荡最凶时,那些姓王的村干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日寇大扫荡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充满了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有时天天发表我写的通讯,报上常见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气了。心气儿又高起来,提出入党,政治部的首长们很高兴。
其实,我又傻了。因为这时我的材料没有转到部队上来。可我一提出入党,政治部派人到村里调查,反把我那些档案材料勾来了。阴云重新笼罩我的头顶。不但我入党的事没人再提,那时部队正在打泊镇和青县,战地急需记者,也不再派我去采访。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手到我房里来,他说:“现在敌我斗争激烈,有些特务分子专门打进我们政治机关里来。”我诧异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时他目光闪闪地注视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幸亏我还不知道他们怀疑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怀疑,自己虽然不是特务表情也会不自然,那就非认定我是特务,把我抓起来不可。后来才知道,冀中和山东是康生反特运动的两个试点,怀疑到谁马上就抓。又幸好这位政治部主任是长征干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搞AB团,他都经历过,知道过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装的,才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记在档案里。直到一九四九年军法处审查我时,我才知道我这时的处境多么危险。但这时凭直觉,已经感到信任从同志们的眼神里消失了。我无法问,更无从申辩,也千万不能申辩,一问反而更被怀疑。渐渐我变得十分敏感。他们怀疑我,我也怀疑他们,不知他们对我的种种态度是真是假。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以致我有点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扎的根儿。唉,我那个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过去了。
一年后我患了肺病,住进冀中军区的和平医院。刚入院时我感觉还正常——当然我说的不是身体感觉,而是政治感觉。不久一些病友明显地对我疏远,甚至没人肯跟我下棋。过年时我回家探亲,有个战士与我同行,他是我当年的学生,但他一路上与我无话。分手时他犹豫再三才对我说:“我看您人不错,有件事告诉您,您千万别对人说。”他见我答应得诚恳,才告诉我:“还记得您教书时有个张老师吗?他是特务,自杀了。”
我吓一跳,说:“他怎么会是特务呢?他爹是叫日本飞机炸死的,对革命很忠心,人也挺正派,当时有个村干部玩女人,贪污公粮,没人敢批评,他还写过无头贴子呢(一种不点名的墙报)!”‘
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干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张老师写无头贴子时没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天,村里的公安员忽然也来找我借墨水,我还纳闷,公安员怎么跑来找我借墨水?看来这是找证据了,真是可怕!
这当兵的学生又问:“前一个月军区有人找您谈过话吧!”
我说:“是呵,是位特派员,人很和气,问挝我的家庭历史,还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怎么?”
他说:“哪是什么特派员,那是军区保卫处的!现在咱部队内部又搞反特,审查旧案时,从张老师那特务案里发现到您。本来那天是打算把您从医院逮走的,听说跟您一谈,觉得您不像特务。当时我正在医院保卫组办事,听到这消息的,为您捏把汗,那可是说逮您就逮您呵!”
这正是大冬天,天却不冷,可我浑身哆嗦,连牙也“得得”地直打颤。过度的恐惧之后,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这些多年来一直爬在我背上这魔怪翻过来,看看它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摆在党组织面前,叫他们一个个细胞都瞧个透,说说我到底是敌人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股热辣辣的情绪过去,我茫然了,我无力证实自己!我像被抓在一个巨大的铁掌中,无辜地身不由已地听任它的摆布。
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随军到达白洋淀,《前线报》社也在那里,他们人手不足,恰好我是这家报纸的老作者,社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叫我去组织部换信,我好高兴,但一换信又麻烦了。非但《前线报》社没调成,反把我送到军政干部学校的整党班。所谓整党班并非都是党员,而是把有问题的人弄去解决问题。我还挺天真,以为像唱戏《三堂会审》加样,一问一答,把问题弄清就了结,谁知那里边是叫有问题的人互相整。整你时,把你的问题告诉给别人,整别人时把别人的问题告诉你,谁都想争取表现,搞得很凶。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小伙子站岗,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怀疑我什么?我冤得很,对革命从无二意,怎么总拿我当敌人呢?”
这小伙子是农村人,很实在,见我也实在,他就挝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扫荡时,在老家的雪地上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对一个保卫干部说,你盼望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还有,你是不是给你老婆写过信,说傅作义的部队要突袭河间,人家怀疑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敌人的行动……”除这些,他还说了我许多许多事。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员出差办事。他挝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汉糊糊的“负责人”,干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但她被控特务定为重点清理对象,目的也是为了给社长加罪,好说社长大红伞下保护的都是些什么坏蛋。碰上“特务”两个宇,我本应该躲得远远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过院子时,她在扫地,见左右没人,塞给我张纸条,我拿回家一看,是她求我把这纸条交给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写的大字报底稿交到单位专案组。我想她大概怕牵连上家属惹事,动了怜悯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受刑挨不过时,把这纸条的事交待出来,一下于把我挂上,成了为特务通风报信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硼,天天上刑,轧杠子,使夹指棍夹指头,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不过来,受尽折磨。非逼我说看见她家有发报机和密码本,后来这女编辑受不住,把褥单扯成条上吊死了。人虽然死了,他们还逼我说她家有个发报机,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不沾边际的事搞成事实。一次他们叫我承认是肃反时漏网的特务,我和那女编辑是个特务集团,集团的头头是社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把我们往死处整,就是要把社长彻底搞垮。正像当初这一派搞书记时,居然叫一个非党群众宣布开除书记的党籍。告别了十年的“特务”又回到了头上,我又一次掉进这历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第三次了!我总是不知不觉在这漩涡般的怪圈里转,一忽儿转出来,但没等我脱出身来,一忽儿又给更深地卷进去。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帮他们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范围里玩弄这怪圈吗?而陷在这无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里的,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呵!
我真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那场灾难,结束了那段荒唐的历史。我从我个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么教训,供给大家思考呢?我想,过去几十年,往上几百年、几千年,我们用了多少精力互相伤害。为了原则的斗争是必需的,但把个人的东西掺杂进去,不但搞垮了原则的神圣感,也误国误民。这是一个怪圈呵,最后剩下只是疲惫不堪的自己。你的历史书比我看得多,你说究竟怎样把这怪圈从我们民族身上摘去?
更大的是一个文化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