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于连

1966年　17岁　男　T市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我要对你说的，是在家里不能说，对朋友不能说，哪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说，这就是内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强的痛苦，是一种没法摆脱、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对你说，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条我清楚，因为你说你会把地名姓名全部隐掉，我才肯说。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预感到这东西的存在，那是六四、六五年期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时候。我还是一个劲学习上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组织的学生吧！可不知道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气味使得班里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躲着我，不像耗子躲猫，像人躲避瘟疫。甚至歧视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自然和班里两三个出身不好的人比较接近了，在一块发泄过不满。这样，六六年就把我们几个同学打成“黑帮”。我要说的不是这“黑帮”，不是诉苦，我不喜欢诉苦，我是说我的境况。

还有件事，我家住的房子不错，忽然政府通知叫我们搬家。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胆小，搬走后据说那房子住进了高干。这对我也有压力，是种政治压力，心理压力，表明我生活在哪一个政治层次上。

“文革”一来，一切都明了。我家在这城市是最早被抄的。我爷爷我爸爸都是干银行的，算出名的资本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最早抄家是我妈妈惹来的。当时银行冻结资本家存款，不准取，说是剥削的钱，银行门口把资本家的姓名都公布了。我妈妈去取，银行马上通知红卫兵，红卫兵马上就到，这就抄起来了。我得信儿不敢回去，跑去找一个要好的同学，叫他陪我回去看看。他也不敢去，他出身是职员吧，可当时对他这样出身是什么态度也吃不准。他说：“你们邻居都认识我，怕我一去弄不好，我们家也完了。”我就自己回去，远远看大字报都糊满了，我母亲被弄在门口批斗，乱七八糟一大堆人，砸的砸，烧的烧，冒着烟。我才十七岁，哪见过这世面，不敢走近，在外边整整溜达一夜。也不知我妈妈和爷爷奶奶怎么过来的。我的弟弟是个残废，我更挂心是他。整整一夜在大街上徘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到抄我家那中学去找红卫兵，当时我就想，斗我一顿骂我一顿我都认了。我得求他们叫我回家看看，家里除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其他兄弟都在外地，那个残废弟弟没人管，他打小一直跟我长大，我教他怎么写字画画，怎么生活，跟他感情最深。有个红卫兵还不错，领我回家。从楼下到楼上全乱成一团。我只是顺着楼梯过道往几个屋里看两眼，屋里都是红卫兵，翻箱倒柜不知找什么，也没看见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好些东西都破破烂烂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爱的东西是邮票，还有和一些苏联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不是鼓励和苏联联系吗。这些珍藏的东西扔了一地，也丝毫不使我动心，这时只剩下一种求生的欲望，该不该吃东西都忘了。我向红卫兵要求把弟弟领走。我表示离开这个家红卫兵是赞成的，这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是“革命行动”。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儿巴叽的，准许我带了走。我拿了两床被子，带弟弟住到学校去。临定时还给了我五块钱，一点粮票，是我要的。但他们给了我，我还是很感动的。我不知道这五块钱能花多长时间，过去家里很富裕，从来不知道钱的具体价值。

我和弟弟就拿这五块钱生活一个多月。这期间学校不准我们住。可是我家是给“扫地出门”的。妈妈爸爸住到老爷家，实际上老爷家也查封了，妈妈就在老爷家过道上一小块地方，拉个布帘，搭几块木板睡。我去看她时，她脑袋剃个阴阳头，那样子比她任何时候的样子给我印象都深。我爷爷奶奶给轰到另一条街一间小屋里住。红卫兵叫我们搬到那儿去住；就为这五块钱，家里和我还闹了误会。为了我拿钱给弟弟买煎饼果子吃，没给奶奶爷爷，他们在旁边看着，后来他们把这事告诉我姑姑叔叔们了。当时这钱是红卫兵给的，我确实不敢拿这钱给他们。我妈妈当时也没经济来源，我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我承认我不敢沾这个家，我顾不上他们了。你想想，我才十七岁，忽然落到这地步，头次见到这世面，谁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这误会到现在好像并没完全消除。五块钱花完了，就硬着头皮再去找红卫兵，还能要点回来，这钱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们分清，只能这样。

处在这种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码得维持生命，维持生存，维持我自己在社会上一个地位。我自己应该和别人享受同样的。看到那些同学趾高气扬，为什么我不行，我比他们缺体力缺能力还是缺乏智力？就是因为我先天不足的这个出身。我恨我这个出身，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压着我，我不服，总想争回这口气。到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乡，我说我们家实在没经济力量接济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去边疆，离国境线还有二十里地，好荒凉。一到那儿就觉得终于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组带队的，把我的出身说出去，还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了，大伙一下子全知道了。怎么办？拚命干活吧，就这一条路。农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说到底还得干活，干活就有饭吃，能干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们是在生存线上看待一切。好，你能干我就能干，你能干四分我干八分，你能干五分我干十分。背着出身，咳着牙地干，我要在农村立住脚跟。年底大伙都回家探亲，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说我没家。唯一分红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给家里去。只要大队叫我做的事，再苦也做。大冬天他们叫我去刷大标语，在墙上写美术字，刮着西北风，内蒙的西北风比这里厉害多了，我就穿件军褂子，攥刷子的手冻得张不开，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好”，心里真不是滋味。连件棉衣也没人借我保一保体温。要在内蒙这块大野地里站住脚也这么难？我这还不是诉苦，还是说我的处境。

要说农民还是认实在的东西。三年过去，调我去教书。跟着开始选调了。我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不争，争也没用，我没资格。头两批出身好的都选调走了，到第三批，我们小组除去女的，就是带点残废的。我们那个组长呢，就是刚来时说我出身不好那个带队的，反倒没选上，听说他爸爸是个小业主，再加上点什么事闹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选调走了。到了这里一个大城市的铁路局，先到站上当搬运工。这就好多了，虽然累，可是没熟人，谁也不知道我出身，混在人中间，大伙一块于活吃饭睡觉，还挺热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间没距离那滋味吧。

可是一天，说要挖防空洞。叫大伙在站台上排好队，然后说，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上山采石头，一部分出身好的留下挖防空洞。跟着要点名，出身不好的站出来。我想，坏了，要露馅了，脸“刷”一下子热了，头也抬不起来。结果头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出来，出身也就亮出来了，又完了。出身的阴影到哪儿都跟着我，看来这辈别存什么幻想了。上山采石是先用火药炸，再拿大铁丝兜住石头，使腕子粗的大扁担挑，挑下山，走跳板，弄到车厢里去。我在农村锻炼过，这活我都能干。可是出身真比这石头还重，我感到有点挑不动了。

过后叫我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我是老三届高中生呵，教书绰绰有余。到了中学，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开会时很少说话，我没发言权，没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角旮旯，因为我知道自己出身低下，这世界叫我活着就不错了。但在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性子，还是尽量争取做好。我挺矛盾，有时灰心丧气，有时不服这命运，总想使别人看重我的价值，总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尽管在受尽屈辱的地位上做到这些很难很难。好像要在激流中央，立一根泥柱子。

这时有两个女孩子对我挺好。一个比较外在，一个比较内在，她俩的关系也很好，好得简直有点形影不离。

这个比较外在的女孩子很能干，健谈、有头脑，我同她说得来，越说我们关系越近。原来我们还是一个城市的。一次我问她家住在哪儿，她一说，吓我一跳，万没想到她就住在我们最早被轰出来的那所房子，她家就是那个高干，她就是那高干的女儿，你说多么巧，简直有点戏剧性了。再问她，她还是个双料的高干家庭，父母都是相当高级别的干部，而且她是“文革”初期的一个红卫兵，抄家的红卫兵，还是个红卫兵头头。我要命也不会想到和这样一个红五类交朋友，和一个女红卫兵谈恋爱，这倒是挺带劲的。我动了心，我想我是没有出头之日了。人人都说我是狗崽子，但我这回偏要看我是不是能和这个红五类结合。如果结合了，看看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想这肯定要遭到她家里反对，可是愈反对，我愈要这样做。坦白说，我有一种报复心理。我就抱着这目的，和她交上朋友了。我还想看看这事成了，你们红五类那些人怎么对待我。当时我的压抑感相当强，就是想爆发，在社会上我要爆发了就准是反革命，我只得想用这种方式，比较损的方法。我说就要和你们红五类结婚攀亲，娶你们的闺女，你们不是说不行吗，你们看吧就得行，看看到底行不行，看我的。

这是真正的《红与黑》。红与黑的结合。

就我们个人之间来说，我对她也有感情，她这个人爽快，很聪明，特别是她敢跟我这个出身的人交朋友，在那种形势下，是一种很实在的安慰。我挺感激她的。自然这也和她所处的特殊境况有关。那时她父母都受批判，她的处境是在最低潮的时候，她一个人在这么远的地方，无依无靠，很寂寞，我们又谈得来。还有，就是那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孩子也在追我，促使她跟我结合得快一些。我不大欢喜那个内向的女孩子，但有时故意表示喜欢，这样就刺激得她跟我确定下关系，我是诚心这么做的。因为我需要。我要报复，也要往上奔。

我们家里认为这婚姻靠不住。因为门不当户不对，一红一黑，差距太大了。各种习惯不一样，将来生活肯定要出现问题。她家里当然更坚决反对，我说不同意我还非去你们家不可。我出身不好，可我是你家女婿。虽然表面对我这股劲人心里还是不是滋味。我不也是一个人吗，为什么没有正当的婚姻权利，我的反抗劲就更大。

我头次见她母亲，就叫妈妈。她没理我，我想你不理我，我也叫了。

我和她结合之后，紧接着确实觉得好多东西都变了，奇妙地发生变化。在学校在单位，好像拿我另眼看待了。实际上我还是我，想想又挺可笑。可我在他们眼里真的不再是狗崽子了。但是，我与她结台，不是盯着吃呀喝呀，不是想过高干的日子，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处境，改变工作，上学，完成我自己要定的路。以前我不是什么都不行吗，不能上学，不能入党，不能参军，讨论会上没发言权，政治上不信任我。这一结婚不就变了？很快我随她调回来，这是第二次发生变化。嗨，工作调回来了，地位马上发生变化，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能力。过去嘲笑我那些同学，如今又该如何？我用心观察了，那些出身不太好的，直到今天在社会的地位也是差得远。我就不一样了，我利用这个家庭的地位，紧接着上大学，也入党了。至于我的出身，根本没人提了。我既不是好出身，又不是坏出身，莫名奇妙是受优待的一种出身。你想，我这种出身的人说入党，要在以前，大伙不拿我当笑话吗？想想我以前走过的路，受过那么多苦，卖那么大的命，什么时候能挣到这一步。尽管我和她家里的关系始终不行，她和我家的关系更不行，她死瞧不起我父母，她那红五类味儿和我妈妈没共同语言。但对我个人，已经挺满足了。

后来还是有点变化。特别是“文革”一完，她家的情况好起来，她的情绪就复杂了，后悔过一阵，因为她那些旧朋友老同学，高干阶层的，也都恢复了，互相一接触，一比较，她这个丈夫就不大光彩了。那些人出国的出国，升官的升官，我没法比，但我唯一能安慰她的只有两点：一是我现在的地位，我现在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还说得出去；另一个是大学毕业。应付一般社交往来还行，但在高一层上，尤其在她那阶层的朋友中间，就差着点了。好在我们有了孩子。孩子是家庭夫妻之间最结实的纽带。可是至今我们在生活习惯上也有磨擦，特别是她那种地位的优越感表现出来时，关系中的障碍就明显些。

我好像就到此为止了。我的好时光在“文革”中都耽误了。不可能在业务上有出息，只能走从政的路子，可是在这条路子上，出身好的还是得天独厚的。我是凭自己挣上来的，到了真正要奋斗一个目标的时候，没有坚强的家庭后台不行。我又不想要他们家的支持，我的后台不是直接的，就不能起到实质作用。尽管我当初沾了她出身的光，在他们地位又起作用时，我就黯然失色了。我终究不是打根儿上就红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爸爸是派出所所长，他都当了挺大的头。没后台，没人支持，再大的抱负也难实现。表面看我在这个家庭里好像怪不错的，等到知道我的来龙去脉就泄劲了。

说到这儿，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咱们聊点别的好不好。

扭曲了爱情，就扭曲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