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受难者们
1969年 17岁 男 H省菜农场某团某连副连长
我今年三十四岁。“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结束时二十四岁。您多半会想,我不像有些入那样,“文革”一完,巳经满脑袋白发;也不像有的人虽然刚过半百,一生最好的时光却全搭进去啦。我还蛮不错,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岁,我也会认为,这十年就是我的一辈子。
要想讲充分,几天几夜也不准够小我这个经历就特别浓缩了,行吗?
我着重说我在黑龙江支边那段经历吧。这以前我在学校,虽说也有不少感触,那算嘛呢?跟我到黑龙江,在社会里一滚,这一比分量就差多了。人生在社会里——这是我的体验。我喜欢文学,文学教绘我理解别人和自己,认识社会和人生。但我也恨文学,它叫我太明白了,心里的负担也就更重。
我总想,为什么下乡这段在我或者我们这代人身上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单纯的劳动,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在上山下乡独特的运动中,我们的命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虽然我们每个经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们每个人也都能代表这一代的成长经历。可以这样说吧?不过分吧?这也是我的体会。
我是68届学生。初中一年级赶上的“文革”。那阵子,也算挺懂事了,也算嘛都不懂。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爸爸解放前得肺结核要死,老板把他踢出来。多亏解放,国家公费给他送进医院治好。一点不假,是新社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妈的家庭比较富裕,原先的丈夫病死了。解放后我爸我妈都在街道办的缝纫合作社工作。我爸认字,教学文化。我妈教缝纫技术,辅导刚走出家门的妇女学干活。这期间他俩有了感情。我舅舅是资本家,嫌我爸穷,强烈反对我妈再嫁。我妈还是照自己的意思跟我爸结合了。先生下我,后来又生了我妹妹;生活够难的。我舅舅就住在界北一个大四台院。我妈去串门,他家里人总是怀着一种戒备心,怕向他们伸手借钱。那么多年从来没接济过我们。我们孩子去玩,他家总以为我们这些穷孩子要偷点东西,找个词儿把我们轰出来。
“文革”一来,我舅舅这资本家无疑作为牛鬼蛇神被抄了。生活很困难,他又吃喝惯了;我妈每月都抽出几块钱送过去。那时我虽小,不过对人生道理却有个深刻印象;现在说就是对世态有了一些了解,也就对我父母特别敬重。他俩都是很厚道、很善良的人。
您想,照我这情况,对党对新社会对毛主席,在感情上还会有问题吗?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起来,学生们都想参加红卫兵,但是呢,据说我爷爷有点问题——嘛问题?回头再说,您听了会觉得可笑。可那时我只能加入“红外围”,属于团结对象。那阵子红卫兵分三等,一等公民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都是高于子女;二等公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血统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第三等是不大纯又不是黑五类的子女,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外围。我的自尊心受到挫伤,觉得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别人没差别;但是呵,身分差别开了,有些活动不让你参加。比如批斗会呵、抄家呵、重要的政治活动呵,绝对不能去,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原先是班长,现在一下子就不行了。我就憋足劲,要表现自己的赤胆红心。
1969年一号召上山下乡,我第一个报名参加,而且第一个贴出大宇报,要求到内蒙,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有两个去向,黑龙江是农场,按职工待遇;内蒙插队算农民。我这是想表明,我“红外围”也不比你们觉悟低。我们家也支持我去。当时丝毫没有被迫的意思。一个青年就该和工农兵相结合,主席号召嘛!想法就这么鲜明坚决。现在恐怕被说成简单可笑了。
我这一表态,声势起来了,带动起许多人纷纷报名。学校也挺绝,对我这积极报名的,反而分配到黑龙江,也许是一种奖励,也许是一种策略,好挤得别人争先恐后报名,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在组建连队时,我们三个初中班和三个高中班共一百二十多名学生组成一个连队,分到一个农场。这农场的名字我就不提了。让我担任副连长,这除了我积极报名之外,还因为我当过班长,有点组织能力,不管写呵说呵嘛的,这也有关系。8月16日那天出发,可15号晚上我突然发烧,打针做皮试,大夫也没想到我会有反应,马上休克,血压降到20,差点儿完。青霉素,应该说做皮试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恐怕几万个人里边也没一个出现危险,叫我碰上了,赶紧抢救,算活过来了。学校和农场来的人看我,问我能不能走,我说一定能,担架抬着也走,当时就这态度。转天8月16号下午,我叫家里人扶着上了火车,脑袋烫着呢,打了针带着药击的。
当时下乡和以后完全不同,自愿,后来才被迫。很少哭,那场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车站人都满了,敲锣打鼓地欢送。当然也有掉泪的。但是呵,没有发配的感觉。亲人离别嘛,必然的感情。车上的同学们互相帮助,热乎乎的,这时已经不分什么“主义兵”、“思想兵”、“红外围”了。唱语录歌,一路唱,还齐声念语录不断呼口民车厢里很活跃,有唱有蹦的。绝大部分人坐火车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路看祖国大自然山山水水很新鲜,更觉得这是知识青年的必由之路。就这思想。
到了北大荒,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太艰苦。第一个现实的直接的挑战,实实在在的挑战就是生活。很少吃细粮,都吃所谓苞米渣子什么的;偶而上点白面,但很少很少。又是定量供应,每月三十斤,劳动强度太大,根本不够吃,有时饿急了跑到马厩牛圈偷吃喂牲口的豆饼。我们棒小伙子干活吃的多,一顿能下去二斤。越不饱,于活越累,越累越饿,越饿越吃不饱,恶循环。每天早晨三四点就得起床,晚上干到天黑。这农场是水田农场,机械化程度特低,打翻地到播种再到收割完全靠人,人就是机械。东北在五月份就备耕了,先整地。那阵子就得穿一条短裤,上边穿棉袄,别看上边冰化了,就一层水,十几公分,下边连泥带冰,脚下去扎得慌。不知是冰扎的,还是凉水砭的。冰水溅到腿上,拿风一吹,冻得全都裂成小口子,好疼。有一年春播完回到家,我妈头一次心疼得哭了,下半身全都是小裂口,横竖满是。女同志我们不让下水,男同志播种时不准穿靴子,怕把地踩环了,只能光脚丫子。这时候人人怵头,只能我们这些排长连长带头了。干一段受不住,上来喝几口酒再下去。现在我也纳闷那时是怎么想的。前天我翻出一封信,当时的。您一看,就明自我们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形了。这是我给我爸爸的信,当然是封家信——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爸:您好!接到您的来信,内情尽知。下面谨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您交换一下,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根据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英明地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还固有一个长期四个存在;毛主席还指出,对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爸爸来信中所提,也是线路斗争的反映,正是靠这种路线斗争的不断进行,我们党才朝气蓬勃,它推动了党的建设和历史的前进。毛主席说:“一时的后退的观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对于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之类的歪风邪气,爸爸不仅要坚决斗争,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想爸爸应当紧紧地依靠党组织,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把现实问题如实的、不添任何水分地向上一级党组织汇报。爸爸,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舍得一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另外,我省新革委已成立。中央直接抓黑龙江,揪出了某哪哪,清算了他的滔天罪行,开展了抵修整风运动,革命形势太好。某哪哪有四大罪状:1.无耻叛徒;2.国民党的忠实走狗;3.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4.反党篡军的罪魁祸首。我的组织问题,现已开始政审,支部书记和其他成员多次找我谈话,帮助我。我现在正加强对党的认识,加强学习,努力从思想上入党。连里知识分子成堆,所以问题不少。我要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让毛主席放心的人。望爸爸保重身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儿:××70.9.15托同学捎的东西已收到。大秋已到,开始大忙了,天气也冷起来了。
您看这信,好奇怪,是不?我们那时都这么写信。我们那些同学,全都是。这可不是写别人看的,就是写给自己亲人看的,一切都革命化呀,就这样。
要命没想到我会碰上这事——
我妹妹叫人强奸了。
有生以来,这是我最大的打击。这事至今我母亲也不知道。我妹夫……反正您写这事儿时尽量避着点。千万别叫他们猜出来。我母亲现在知道了也够她呛的。这也是压在我个人心里最大的隐秘了。
1970年冬天吧。连里头开始轮流回去探亲。我没动,我得管着全连生产生活一大堆事呢;我是干部,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也得严一些,济着别人先定。正这时我爸爸突然来了封信。我妹妹是69年下乡的,她太小,为了离家近点好照顾,去到河北省……甭提什么县、什么公社了。我看过父亲的信真是晴天霹雳,说是我妹妹不久前叫大队一个会计强奸了。我妹妹当时很积极,被评上过县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我们常互相通信,鼓励。这一下我整个人像给撕了。马上想到妹妹她现在究竟怎样蚜,不定有多惨、多可怜哪!我不愿叫别人知道,也不敢大哭,夜里就在被窃里憋住声偷偷哭。我真怕她轻生啊!咱说实在的,一个女孩子,还不到十六岁。虽然我对男女的事那时也是模模糊糊,半懂不懂,但是呵,我想象得出来,这是把她毁啦。我决定请个假回家,一个呢是要看看爸爸妈妈;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急着去看我妹妹。我知道,妹妹现在非常需要我啊!
当时我就打定主意,把妹妹办到我这儿来。临走时把这事跟农场革委会负责人讲了,拿信绘他看,这领导挺不错,当场表示同情,说那边只要放我们就给办,调来,很作劲。我这心还算有个靠头。
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去看妹妹,当然是瞒着我妈去的。我妈身体不行,她知道了非出事不可。
爸爸细讲了我妹妹的情况,怎么回事呢?她自个儿住一间小屋,离大队会计家挺近,那会计三十多,有老婆孩子。第一次夜里闯进去,我妹妹是反抗的,她哪敌得住这样强壮的男人。事后我妹妹没敢声张。我理解,她那么小,孤孤单单,身边没个亲人,哪知道该怎么办呢?她也有死的念头,又觉得这么死不清不自的,家里人任嘛还不知道哪,矛盾极了呀!可过不几天又去了,那会计,第二次之后,我妹妹实在没办法,上公社跟领导讲了。公社通知我爸爸,我爸爸心里也没根,写信告我。
见到妹妹——顶现在说实在的也是很难过,那时更难过,所以我特别劝妹妹千万别轻生,这事也不怨咱。
这时我妹妹住在妇联主任家,正在那躺着,一见我的面就抱头大哭。我妹妹太小了,刚过十五岁呀!我就要去拼命,跟他一个对一个,谁也别活算了。我爸爸死活拉住我。我跑到公社要求一定要严惩他,公社领导答应了。我把妹妹接到家里,当然跟她说千千万万别叫咱妈知道。我说:“一定把你办走。我回去就给你办,我们领导闻都答应了。你在家可别胡思乱想,要有嘛事你就对不起我了。”唉,我这妹妹,才十五,当时那样子,甭提了。过几天,我又去那公社问妹妹的调动手续,再次要求处理那会计。实际到后来根本没动他。在农村,会计掌财权,和大队干部一码事;那些土皇上啊!据我了解到今天也没处理。您说今儿再去找?哎,更没用了!十多年了,换了多少本皇历了!
这次到家,总共呆了十来天,没一天在家闲着,弄辆破自行车,去访我们连队男男女女一百多家。有时找到人家,都上班去没人,再去。我是连队负责人是吧。就是想限人家里介绍介绍情况,叫家里人放心。我们都挺小的,离家那么老远,谁放得下心呢。我妈妈疼我极了,埋怨天天跟儿子见不到面。但是呵,我有责任这么做,特别是见到我妹妹,就联想到别人家嘛的。
妹妹在家吃不下饭,每天夜里睡觉都大喊大叫;瘦极了,脸也没血色。我妈也看出不太对头,可万万想不到那儿去。我们就好歹哄弄着呗!后来我把妹妹办到了我那去。满以为她到我身边就踏实了。但是呵,不知怎么慢慢传开好多风言风语。传来传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风问题,呆不下去才办来的。是不是打办调动的人那儿传出来的,说不好。如果人们知道真情也好,可是传成这样我反倒不能把实情讲明,愈描愈黑嘛。特别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觉出来了。不能辩解,只能加倍劳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学习都跑在前头,别人割一亩麦子,她割一亩半也评不上先进。一次次入团入不成,女同志们就是不举手,总是隐隐约约认为她是个坏女人,有作风问题才办到这儿来的。有人还要求组织调查她历史。组织明知道她的情况却不敢讲。怕讲出来我妹妹的脸没处搁。生活中哪有没矛盾的呢?一点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话来,“你不干不净什么东西”呀,“什么变的”呀,“脸皮比钢板还厚”呀这类话。妹妹有时晚上找我,在坑坑洼洼大野地里溜达,总哭。没想到换了环境还会出现这压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泪。离开父母在外,对她我有责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我就鼓励她。对她讲,咱爸,十几岁没父母,拉扯着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点叫人骗进窑子里去。人生当中嘛事都可能出现,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况咱比起好多人还算好的,比那些插队的,强多了,将来同志们随着接触印象慢慢会变。我一次次做工作,还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渐坚强了。尤其我这人特别认真,讲原则,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个无懈可击的人。有些人总甩些难听的闲话嘛的。我和妹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特别敏感。对妹妹劳动上从来没有照顾——我总觉得人受点苦没害处——我做一个干部也不能那样做。我要求妹妹比别人多干一点儿。妹妹心里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有些高中女学生慢慢品出我兄妹俩的人品,不再相信外边的传说。她们跟我说,我妹妹经常半夜里大喊大叫,吓得女同学们都醒了。她们虽然什么也不知道,又隐约觉出什么来,对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动照顾。我妹妹这毛病大约延续了两三年。
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干得特别突出,先后都入了党,后来还选拔到机关工作。
那时女孩子到农村去,有这样的遭遇我敢说不是十个八个,而是成千上万。后来,下乡后期,我在农场的组织部门,负责纪律检查和政策落实方面的工作,我接触到大量案卷。发现很多农场干部,他们有权,欺负女知青;处理这些事的简报文件也见多了。十六团的团长枪毙了,他一个人糟践了好几十个女知青。每个农场都不是两个三个,黑龙江有一百多个农场呵。全国当时下乡知青两千万,女知青得占一半,一千万。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会讲。我不是靠推断。七七年搞复查时,农场一个老干部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什么问题呢?也是奸污女知青被开除党籍。这女知青当事人啊已经到外地上大学击了。组织部门派人去外调,找到那女大学生核对,没想到她根本不承认。实际上按照当时审问记录,处理材料,很多细节那是真实的。她是不愿把这事带到大学去。那老干部大概也抓住了这心理,所以闹翻案。查对无证,我们也就不好办了……所以我敢说是成千上万的。
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这类事也不奇怪。但是呵,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误,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把那么多知识青年轰到农村去,给那些纵欲的恶棍造成条件,我觉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惨遭遇就能幸免。那些女知青,那时候,我见得多了,甭再提了。
我们这一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呵,我以为上山下乡还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价太大了,对吗?
我对待人生为什么现在还很积极?就因为我在这段生活中——多艰难的生活阿——还有收获,真实的,实实在在的。
北大荒好多土地都是我们开垦的。是啊,说到这儿,是有点自豪嘛的。我们去到那儿还是一片荒原呢。新建的点儿,一无所有,只是荒地,一眼看不见边儿。农场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青年,极少是五十年代的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们是北大荒的一支主要力量。当然老一辈绘打下了一个基础。确实,甭管春天多苦多累,到了秋天麦子熟了,粮食上场了,西瓜结出来了,猪养肥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那都是自己干的。所以说这青春不是完全丢掉了,确实有价值,是吧!
我的好多战友没回来,失去了生命。好多原因,有救火死的,也有给坏人弄死的。都是身边战友的事。上海的一个知青跟我同时接到命令,说有个坏人破坏农场,要我们去搜捕。大黑夜里,正好叫我们发现,逼他到河边。那上海知青把他堵住,他看没办法就跳进河里。当时四月份,河水刚刚解冻,水面还漂着冰片子,这个上海知青也跳进去了,棉袄没来及脱,游着游着就沉下去,我就眼看他沉下去了。那坏人也淹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战斗。你能说这知青死的没价值吗?他是为了保卫咱国家啊。
这儿大片大片森林。中原一带很难见到,方圆几百里,每年春秋两季都容易起火,枯枝烂叶,积得厚厚,沾火就着。大部分是用火不注意,野炊、抽烟,或是汽车引起的,也有自燃的。一着火,我们就跑去救。啊,那大火救起来,烧死烧伤都有。有次宿舍起火,救火时还死一个知青。头天晚上我们还一块睡觉,说笑。房柁掉下来“轰隆”砸死了。
叫狗咬着得狂犬病死的,还有别的什么病死的,都有。他们的骨灰都留在那儿啦,当然生命也就留在那儿啦。
想想他们,我们这代青年真有值得歌颂的地方。这可不是小说,全是事实,身边的事实。我亲眼见的。有的作家说什么“荒原作证”、“白粹树林作证”,不用,用不着,我就可以作证。
再有就是我在这当中进步入了党。我入党三次填表才批准。在这之前很多普通战士都解决入党问题了。就是因为我起头说的我爷爷的问题。我父亲当初为了感激党救了他的命,加倍工作报答党;要入党,也是因为这事政审没通过。主要是我爷爷的死没人证实。
我爷爷曾在云南是个小镇税务员,一次陪税务所长上省城办事,半截道上叫武装走私的开枪打在腿上,流血过多死了。解放后为了我父亲入党的事,组织上找我家老奶奶(我爷爷的母亲)调查我爷爷的情况。老太大还是老思想,怕人家嫌我家穷,就说:“我儿子一个月赚好几百块钱,在那儿当局长,阔极了!”组织上不信,说你儿子赚那么多钱,你孙子(我父亲)解放前怎么都病得要死了?老太大答不出来。这下我爷爷的成分就没法定了,组织也没钱为一个普通人跑到云南调查,成了悬案。一直影响到我加入红卫兵和入党。那时很左,为这事我找农场党委问我爷爷算嘛问题。回答说:“打死你爷爷你们说是武装走私的,万一要是红军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呢?咱们总得对党负责吧!”实际上我连我爷爷面儿也没见过。我爸爸十五岁时,我爷爷就死了。
我不管他们叫不叫我入党,照样干。有些知青思想一直很浮动,总惦着返城。实际上,上山下乡头一年,高于子弟借着爹妈的路子参军,变着法儿都走了,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有各种门路的,办选调,办特困;还有的办到三线去,先先后后定了不少。我一个心眼要扎根农场,咬破手指头写血书不走。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当时的,《工作队简报》,当时对一些优秀青年就这么称呼,叫“××式的优秀队员”。××就是我的名字。最后党委书记拍了板啦,他说这个事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我就入了党。这书记我忘不了,我离开那里之后,他调到局里当局长。这位老干部心里还是有“根”的。“文革”中批斗,叫人弄断三条肋骨。
知青返城也真难,尤其那些没路子的。眼看人家一个个走了,自己怎么办,想辙。女同志想什么辙呢?就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婚姻关系上。跟大城市的人订婚,再办户口,根本没爱情可言。男同志更绝望,精神状态更没法说了。没辙就找病,吞钉子,吃硬币然后就透视,有阴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里,或弄点蛋清放在尿里,再化验,一看几个加号;说实在的到了疯狂毁灭的程度。
记得有个女青年与北大港一个男职工订婚。定好五一节回去见面,家里人都给联系好了。春节连队一百多号人差不多都回去过年。我没走。还有一千多口猪,几百只羊,好几十头马和牛,很多设施得看着。这女青年也没回去,就为的多存几天假放在“五一”一块儿歇。她非常爱干净,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里烧得挺暖和的,来回倒水一折腾感冒了。连吃几天核霉素也没压下去高烧,我们急了,送她去医院。当时去农场场部好几十里路,化验又赶上停电;再送到县里,来回来去过去一个礼拜,造血功能已经被破坏,再生障碍性贫血。我是指导员,带着两个男青年两个女青年,五个人护理。这种病、得不断输血。我决定女同志别输血,我们恒男的验验;我和另外一个男青年是O型,可这个青年脸上有点为难。我说我输吧,输了四百CC血,完事她脸蛋就红扑扑了。原来是黄绿色,马上就精神起来。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着。大夫跟她说:“你这个男朋友真够意思。”她说:“那是我们指导员,不是朋友。”大夫特别感动,非要给我开个病床,让我睡睡觉。九天九夜我们没台眼。她死后到哈尔滨火化。处理完后事回去,人们见我就说:“你怎么这模样了?”就跟打监狱里出来的一样。临死之前这女同志拉着我手,不让我离开。这时她姐姐、姐夫接到电报赶来了,抢救时不让他们进。她和她姐姐、姐夫有点矛盾。可是拽着我说嘛不让我走,两眼总看着我,光掉泪。那阵子话已经不能说了,只是人还清醒着。我眼泪也哗哗的。我们没有一点恋爱关系,就跟亲兄弟姐妹一样。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怎样把她弄活了。我觉得我们够苦了,她得了病见不到父母,我看着她;亲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尔滨端着那个盛骨灰的磁盆,还热着呐,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没说的。
成千上万女同志都走这条道了。就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人应有的尊严、权利,换一条生路,也未必会好。因为这条路没有爱情。埋下这个种子,必然会有恶果。这也是女知青的悲剧吧!她们的价值仅仅就是一个女性。像我们这些光棍男同志,只能毁灭自己,吞钉子嘛的,我看到就一顿臭骂:“咱不能干这事儿!挺不住还活嘛!”
79年知青大返城时,我是连队最后走的一个。走时心里有种负罪感。我想我最后走还是一个逃兵,最终打了败仗,还是没能战胜自己,还得随大流。我家说嘛也让我回来;人家都走了,快空了,宿舍里冷清得很。当时最大的压力是孤独。特别是后来没人了,打山东、河北、河南招来大批盲流当临时工,我带着他们干活,不是味儿了;我一想,我得走。我忘不了临走那天,几十个农场老职工送我,我提着手提包——那包里就几件破衣服和几本旧书嘛的。打营房出来,过那个小桥,那些人就像送殡赛的,在后边“哞哞”地哭。有的捂脸嚎陶大哭。尽管他们没文化,愚昧、粗鲁,可是跟大城市人际关系一比,实在可爱呀!送我老远老远的,还听见他们哭。
我回来后很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做梦似的。照理说回到父母身边,吃住都好了,可就觉得空虚,觉得失掉好多东西。后来我觉得不该这样,还得从头做起。人嗯,在哪儿就得从哪儿开始起步。这样,积极生活那股劲才又慢慢恢复。我不是说我喜欢文学吗?除上班努力工作之外,80年我在文化宫的文学班业余上了两年课。82年我又开始上电大。去年毕业了。成绩还算满意吧。我不想自吹什么,我就得这样干,我伯失去自己。我学文学,有个抱负,觉得我有责任表现我们这代人和我自己。我永远当不了万元户,也不可能给我儿子留下什么产业嘛的。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留下一本书,这辈子就没白活。
那些年使我落一身病。关节疼常常发作,还有胃疼,一疼就……忍着。恐怕我要带着它过一辈子。我妹妹早结婚成家了,那件事,一直没法对丈夫说。不说就别说了。我们心里埋着的并不止这个痛苦。但是呵,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伟大的一代。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当时,“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造成多大的压力。尽管我们受骗,我们受苦,但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是吧?应当说,是我们承受着“文革”造成的恶果,就是我们这代人。可是至今对上山下乡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我写过一首诗,原稿早没了,但我记着这两句,大概是:
它应当枝叶繁茂的时候却过早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却支撑着坍塌的天空的一角。
我知道这诗幼稚。可它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因此我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样宝贵的。我们并没虚度年华。
我们不会忘掉北大荒。我们把那么多东西留在了那里,又把那么多东西从那里带回来了。不是吗?
拯救灾难的,不是圣贤,永远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