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 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0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0九厂已经给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0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0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0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0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0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0九，实攻制铣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0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0九侧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0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0九侧面看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定。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
我说：“《老三篇》我会背，不用学，有嘛事你们直说。”
他们说：“六0九的事，你还有一档事没说。”
我就给他们三个字：“没有了。”这就僵注了。前后僵了一个礼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个地方，进去就关进一间大屋，我一看，监狱！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0九的事在心里细细翻几遍，再没别的事呀。还有嘛更大的事要进监狱，心想只有等他们说了。
夜里一点多，进来四个人。头次见到这位军代表，大个子，山东口音，挺凶，进门一屁股就坐在对面，一个记录员坐在我身边，另外两个在我背后溜达着。我看不对，赶紧紧鞋带。我练过武术，打过球，咱也得预备预备。身后那俩问我要干嘛，我说天凉，脚冷。
军代表开口就问我六0九现场的情况，我记忆力相当好，对他细细描述一番。他指一个地方，靠后门。我说我只去过前门和侧门，这地方我没去过。他再细问，我说我没去过，自然毫无印象。他就火了，说：“你不老实，我就叫你变！”
我说：“怎么变也变不出假的来。”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扬脑袋，也叫：“你混蛋，凭嘛骂我！”
后边一个，上来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识反应，屁股没离凳子，飞起一腿，把他踢到一边。军代表扑上来，一把抓住我头发，我一发力，把他连桌子猛地推倒，我的头发也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儿没好了，砸一个是一个，站身抓起凳子朝着跑到墙角那记录员砸去。军代表二次上来拿桌子别住我的腿，另两个就势把我按住，军代表狠劲给我两脚，全踢在嘴上，后一下吃上劲儿，满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动不了，也不动，叫他们打，好打一阵，才停住。
我说：“还打吗？”军代表说：“你行凶！”
我说：“咱谁先打的谁。我都不知道你姓嘛，凭嘛打你？”
军代表说：“好，告诉你，我姓×，是这里军管会的首席代表。”
我说：“我也告你，我一没罪，二还有公民权。你再打我，我就还手；你把我捆起来，我还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赛琴键一样了。
转天，他们再来，对我说的话露出点儿骨头了：“你说的不对，你有一条人命，不是推土机上那人，那人没你的事，我们知道，这是晚上九点多的事。”。
我一听，没影儿的事！马上回答：“我的脚负伤了，四点多就不在现场了。我有好多人都能为我作证。”
军代表说：“你不老实，铐上！”
我傻不吸吸，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打前边铐，不对。三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镑。先把两条胳膊反关节别向后，铐子是扁圆的，套上不能转动手腕，然后楞掰胳膊往一块兑。就觉得肩窝的肌肉全绷起来，生生地撕裂。铐住后，人都坐不下来。我脑门直掉汗珠子，牙打战嗒嗒响。我说：“好呵，你们还有法吗？我有公民权呵！”
军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钟，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布对我拘留，收进前监的监号。当夜十二点提审我时，军代表说：“你今天性质变了，你是在押犯，这是法庭。告明白你，别以为你不承认就没事。没你口供，我们照样判你。”
我火了，说：“判我只能判我无罪，要不，是你们犯法。”
军代表说：“好，先叫你体会体会。”
打那天就饿我。我前后饿了两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饭，进肚子不单不管事，只起到勾起饥饿的作用。这一饿有个特别体会，原来静坐的时候比干活更容易觉得饿。饿得我前胸贴后心，眼瞅着肌肉往下掉。到后来拿手一拔胡子，一掐一扯，指甲盖来个口子。指甲还可以来回搬，弯过来弯过去，像软膀蟹盖儿。上台阶，七八蹬就得喘一阵子，最难受是脚后跟在地面一墩，里头五脏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监号紧挨市面。市民的各种声音都能听见，打窗户还能远远看见我的家。妈的，这倒霉地方，换个别的朝向的监号不好吗？天天早上，热豆浆炸油条的味儿往里边飘。有人问我在监狱里嘛滋味，我说就像躺在一个顶小的小棺材里，棺材盖就顶在鼻梁子上，浑身动不得，我没罪呀，这滋味受不了，总觉得要疯。
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提审我，军代表问：“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想别的招儿吧，我适应了。”这话惹祸了。军代表说：“好，拿绳子，马上。”
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块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缠几道，再勒绳子，好叫绳子不勒出印儿来。然后使绳子把胳膊向后反煞，使劲煞到最小距离，只听我的肌肉滋滋撕开，小血管蹦蹦扯断，再用绳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边。这罪咱头次受，一次管够，二次还不如砍头。这一下，我四个月缓不过劲来。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攘不成拳头，吃饭拿不了筷子，使勺儿也总脱手，握力没有了……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挺住，活着，等着，听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0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车把我拉到原单位，进了厂里的礼堂。进去一片漆黑，窗帘都拉严，不知台下会有没有人，台前坐着军代表和法院一帮人，两盏长方形舞台灯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儿要楞判我了。
他们说：“你现在交待，还有机会。”我说：“我没嘛好交待的。”他们说：“好，回头！”
我回头一看，一排人站着，原来都是我组织里的那帮弟兄；左边站着一个给警察押着，正是我的贴身护卫，跟我关系最近。
法官叫他们揭发，出证。他们一说，我才明白：
六0九武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靠后门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贴身护卫拿消防钩子把对方— ××纺织厂一个人脑袋打开，当场致死。我又指挥他们把尸首处理，然后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说— 就这事。
我才知道这笑话！这完全捏造的谎话，居然拿到这种正式的官方场合，郑重其事说出来。我气得肺要炸了！他们一个个揭发，我就一个个驳。
军代表说：“铐上，不准你说！”只准证人揭发，不准我开口。我再一张嘴，台下忽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我。原来台下坐满人。后来打监狱里出来才知道，那天叫去参加会的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党员，不叫群众参加。
我再一琢磨，坏了！揭发我的，全是我一帮铁哥儿们，口供又完全一样，没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会上给我定性— 杀人犯，我那贴身护卫也是杀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贴身护卫为嘛承认这没有的事，还揭发我，他不是自我灭亡吗？可是这会上没判刑期，因为他们还缺我的口供。
转天一早，军代表给我念头天会上的记录，叫我签字，想拿这东西代替我口供。我问：“为什么记录上没我的话？”
他说：“没必摇就不记。签字吧！”
我拿笔在上边写一行字：“此案有原则出入，死不瞑目！”后边又写一个很大的“冤”字。
军代表说：“这么写不行。”
我说：“你的语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签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负责。”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说：“是。”
他说：“告诉你，枪毙你很简单，现在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办公，喝着茶就把你决定了。我还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毙你！”
我说：“我要留遗言。”他说：“不行！”
我说：“你还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产党！从小人书上看，历代皇朝都允许罪犯留遗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将来谁给翻？”
他说：“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了字的那记录撕得粉碎。
我气得骂他：“你他妈凭嘛撕，那是原始凭证，你还真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骂他。
这回，他给我砸上一副生铁铸的大脚镣，据说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没见过这种大镣，趟不动呀。我坐在牢里看屋顶，饭也吃不下去，又气，又火，又冤，可没辙。
同屋有个老犯人对我说：“小伙子，你别跟他们硬顶呵，他们就是要你口供。你没有不说就是了，硬顶，没用，白受罪。”
我说：“他们把我原始凭证撕了，我太难过了，死无查对呀，这不永远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个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预审员，他问我：“你真没有这事儿？”
我说：“当时我很少一个人活动，对立面整天盯着逮我，身边总有一堆大活人保护我。那天我是四点钟负了伤离开现场的。好几个人都跟着我走的。可他们楞拍在我身上这事，说是九点钟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参与？可是我那帮弟兄不肯给我作证，面对面说瞎话，硬说我负伤是假的，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0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0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0九事件中我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0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 ”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是：
“×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 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徒刑。经判定，× 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 ”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0九死的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