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　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　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尽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0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