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 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 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尽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0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