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乐的灵光
一只手垂下来，从绝无人迹大漠的沙砾里，抠出一件小小的、湛绿色的古物。一枚汉五铢钱币。一种令人惊异莫解的感觉。
在这里几乎随手可以捡到古陶片、古钱币、纺轮、箭簇、石器、车马饰，甚至更稀罕的遥远年代的遗物。尤其大风过后，这些古物会暴露出来。还有一处处清晰可见的千年以上的房基屋础……
先不要问这里曾是何地。走出这中古时代的西部边塞敦煌，到处可以看到倾圮的荒城，被黄沙红柳埋没的村落，以及几乎消没于地面的汉长城……
两千年前的烽燧墩，残破败落，却依旧一个个兀自耸立在大漠上。黑黑的历史阴影躺在它们的身旁。
那些用于燃放烽火的苣和积薪，历经十余个朝代，犹然完好地遗存。
然而，它们在防御谁呢？谁来侵犯？敌人又在哪里？
大漠无人，下无鼠兔，上无飞鸟，更无声音。渥洼地大片大片的水，美丽而寂寞。
这里一定有过兵家必争的险要，王权必夺的繁华。
没有人回答你，你陷入了又空又大的迷惑里。
一条长长的路出现了。它从天边而来，到天边而去。
在这人迹罕至的戈壁滩上，哪来的这条路。无疑是久已废弃不用的古道。它又是来自哪里，通向哪里呢？
当地的人都会告诉你。它来自中原的长安与洛阳，从这里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分作南北两道，直入古称西域的新疆，沿着人烟绝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边缘平行向西，越过葱岭，穿过中亚诸国、西亚的安息和两河流域，直抵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和北岸的希腊与罗马。
当今的人也不可思议的事，古代的人却做到了。
它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最繁华的、贯通东西方的大道——丝绸之路。
音乐起，画面叠现：
驼铃、胡商、各国面孔的使者、风沙中用头巾罩面的僧侣；驼背上的石榴、葡萄、瓷器、琵琶、丝绸与佛像……在这条大道上川流不息。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这条路为“丝绸之路”，是因为丝绸是西方人接触到的第一件神奇并使他们迷醉的东方物品。
公元前 48 年的罗马，恺撒大帝在一次为他战胜庞培而祝捷的盛宴上，突然脱去外套，露出华美轻柔的丝绸长袍，使得所有人惊呆了。于是这种前所未见、光彩夺目的纺织品，一下子为贵族男女争相穿用，并蔚然成风。但这种由遥远国度中进口来的衣料，价钱昂贵，使得罗马帝国流失大量资金。尽管元老院多次通过禁穿丝绸的法令，也无济于事。
令人心醉和发狂的挡不住的奢侈！
所以，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称中国为“赛里丝”，意思是产丝之地。《旧约全书》中的《以赛亚书》干脆称中国为“丝人”。对于把丝绸视作天堂服装的希腊罗马人来说，称中国人为丝人，简直就是直呼为神。
可是他们谁也没见过远在天边的中国和中国人。
丝绸从中国到罗马不是直接运到的。中间数万里，征程漫漫，山水相隔，各地语言风俗互不相通，货物是通过途经国家的转手贸易，一站一站地向前慢吞吞地转送。价钱也就渐渐提高，到了罗马，便真的贵如黄金了！
驮运货物的骆驼，改换成驮运货物的白象，再换用马匹，又换上船只……
另一方面，充当中间商人的塞人、帕尔特人，为了不失去利益巨大的丝绸转手贸易，也在极力设法阻挠中国与罗马直接接触。
为此在很长时间里，罗马人认为中国的丝绸是长在树上的；在中国人的书里，罗马人身材高大，五官端正，长得和自己很相像，所以称罗马为“大秦”；中国人甚至以为罗马人也善于种植桑树和养蚕。事实上直到 7 世纪，中国人制造丝绸的秘密才传到意大利南端的西西里。
西方人太想知道丝绸是如何制造的了。所以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位嫁到于阗的公主，偷偷把蚕放在自己的帽子里，躲过严格的检查。养蚕造丝的秘密才被西方获知。
两个相互触摸不到的国家，只有用美丽的想象与彩色的神话去连接对方了。
光彩照人的丝绸和漫长艰辛的丝绸之路，则像神奇的带子，把它们牢牢地系在一起。
在公元前后，西方和东方，各有一次机会，可以相互邂逅。
对于西方，是公元前 4 世纪。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东征时，曾经一直打到阿富汗阿姆河上游叶赫什河旁的霍闸，部将尼亚科斯和奥尼希克里特得到了一个极富有诱惑力的信息，那便是再往东挺进，就要抵达产丝的“赛里丝”了。偏偏此时，亚历山大重病，这支东征的希腊军队只好掉头回去。错过了一次一睹中国真面目的良机。
对于东方，是公元 97 年。正值汉代强盛期的中国，已经很清楚那个地处辽远的西方国度“大秦”，是最大的丝绸消费国。负责扼守西域的都护班超，派遣他的属员甘英出使“大秦”，力图直接打通东西方的丝绸贸易。甘英千辛万苦到达波斯湾，想乘船渡海向西行进。但帕尔特人知道了他的意图。这些一直在做丝绸贸易的帕尔特人，便阻挠他渡海，对他说：“大海无边，渡海一次顺风要三个月，顶风要两年……”这些可怕的话把缺乏航海常识的甘英吓住了。
迟疑地站立在波斯湾滩头的甘英，哪里知道他距离罗马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他向前再跨一步，东西方一旦沟通，世界也许早就会变成另一番样子。
东西方擦肩而过。丝绸之路却顽强地存在下来。前后竟是一千五百年！
古代中国，东方与南方濒临大海，烟波浩渺，人们航船乏术，唯有望洋兴叹；北面为冰天雪地，人鸟绝迹，更难往来。西面虽是漠漠荒沙，去之遥远，然而总有零零星星的人或来或去，从这些几乎被晒枯了的人的口中，透露出隔过大沙漠那更远的西边的消息。那是一片诱发奇想的朦胧的世界；一片空旷的神秘；一片未知的文明。
在那个时代里，中国人对西方有着特别的兴趣。西天是神往之地、极乐世界和安魂的净土。
中国人一直想与西边打交道。
西边就是外部世界和另一种文明。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与葱岭以西那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的？
丝绸的历史比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早得多。 5000 年以前，中国已经生产丝绸了。
在希腊罗马之前，与东方文明交往的西方民族是埃及。埃及文明的许多细节，都与中国惊人地相似乃至相同。这些过于遥远的历史早已失去记忆，究竟谁影响的谁，已经无从考证了。
人类最初的谜与最终的谜一样，都是永无答案的。
然而，从中国历史来看，在中西交流中，中国人一开始就是主动的。
不单是主动的输送，更是主动的索取。
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矮短精瘦的窃贼钻进黑黝黝的墓室里，点燃竹片照明，他将珍宝塞入袋中，却把大量写满字迹的竹简丢弃在地。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盗墓案。
这个名叫不准的小贼，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丢弃的足足装满十大车的竹简，其珍贵远非他盗走的那些宝物可比。
竹简上记载着历史上第一位西行的国王——周穆王。
装竹简的车轮变为周穆王驾乘的马车轮。
周穆王率七萃之士，驾八骏车，带着大量精美物品与丝绸，浩浩荡荡行进在高远浩瀚的西北高原上。
他自王都宗周出发，溯黄河而上，西进柴达木盆地，北登帕米尔高原，一路上受到当地住民与酋长的欢迎，得到闻名于天下的和田美玉，然后继续西行，过赤鸟地（塔什库尔干）、玄池（伊赛克湖或阿姆河），终于来到西王母之邦。周穆王手执玄圭白璧，向西王母馈赠华丽丝绸，西王母则在瑶池设宴款待。两人饮酒酬酢，对酒当歌，互为唱答，表示敬慕之情。这大概是最早和最浪漫的中西文化交流了。
关于西王母之邦的传说，历来扑朔迷离，有人竟说她远在西亚的两河流域。
西王母是中国人向往的西方形象。
充满神话色彩的《穆天子传》，表达着中国人对西方美好和主动交流的愿望。
这愿望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汉代，便被实现了。
丝绸之路在对西方的暇想里，不知不觉存在了一千多年。但是真正体现出中西交流的意义来，却始于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 2 世纪，强悍骁勇、善于骑射的匈奴人，在单于统帅下，击垮了生活在敦煌和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据说得胜的匈奴将士们，用大月氏王的头盖骨做饮酒的器具，叫人不寒而栗。他们称霸大西北，切断汉王朝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并凭仗着金戈铁马，时时侵暴中原。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安定边区和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公开招募有志者出使西域，联合远在西域、与匈奴有世仇的大月氏，夹击匈奴。
一员非正式的小官吏应招担此重任。他叫张骞，其人心高志远，渴望成就大事业。他明知出使西域必须要穿过匈奴的控制区，这就等于九死一生，但急于立功的张骞却毫不在乎了。
公元前 138 年，张骞带领一个百人使团，其中有善射的胡人甘文做贴身随从，开始一次凶险莫测的西行。历史上称这次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西行，叫作“凿空之行”。
然而，张骞真的遇到不幸。虽然他的使团在通过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时，非常小心翼翼，但还是被发现而遭到俘获。
他的使团绝大多数人都下落不明。只知道他在长达十余年囚禁中，娶了胡女为妻，生了孩子，却不曾忘却身上的使命。一次寻机逃出来，依然西行去寻找大月氏。一路横穿西域，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宛（今乌兹别克境内），终于在大夏国（今阿姆河一带）找到了大月氏人。然而他长期被囚，不知大月氏通过战争已经使大夏臣服。而且这一带土沃草丰，气候宜人，大月氏人再也无心东返，去与昔日的仇敌一拼死活。张骞在归国途中，又被机警的匈奴人捉住。等到他再次逃出，带着妻儿与随从甘文回到长安，已经是失却了十三年漫长的生命岁月。
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是前后两次。两次使命内容相同，都为了打击匈奴；不同的是，第二次是要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结成联盟。
张骞到达乌孙国，却赶上乌孙人发生内讧，这一次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他却利用这个机会，与西域和中亚诸国，广结友好，并建立了官方互通使节的关系。张骞为人精力旺盛，宽容大度，信任他人，故此所到之处，都受到喜爱与欢迎。他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邦交最富才华与魅力的外交家之一。
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却获得最好的结果。没有人比张骞更善于利用这两次机会。
汉王朝与西域的通好，不仅孤立了匈奴，而且建立了汉王朝与域外广泛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张骞的西行，还获得了西域与中亚的社会、经济、风物、地理与交通的大量信息，为汉王朝对外交流贡献巨大，也对汉武帝开发大西北起到重大作用。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
汉武帝还在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两道的道口上，分设了阳关和玉门关。
中国通住西方世界的蓝图被规划出来了。
河西走廊和敦煌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性被分外鲜明地强调出来了。
河西四郡——尤其是敦煌，顿时成为中古时代最耀眼的“国际都会”。
大量的中国物品由此涌出。
大量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品由此涌入。
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夹杂着佛教徒，无形之中又把公元前 5 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进来。
佛教大约自公元 1 世纪初传入中国。它一方面是经过西域的一些小国，一步一步传进来；另一方面则是由佛教徒们一下子带进内地和京都。
战乱与自危往往是佛教迅速衍传的大背景。现实的苦难愈多，心灵的渴望就愈强。佛教便成了魏晋以来多乱的中原和大西北的人们亟需的心灵抚慰了。
佛国在西边。这就增加了西方的魅力。
佛在天上，所以在中国佛教中把西方多称作西天。
西天还是乐土。死了也要用“接引”的方式引渡到西方去。
西天似乎还可以提供对大千世界与生命本体之谜的真谛。
但是，最初翻译给中国人看的佛典却是似是而非的。
最早的译者，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丝绸之路上中介地区的大月氏人、安息人、康居人和于阗人。他们对汉语与梵语都是一知半解。哪怕是那两位专事翻译佛典的大师——来自安息的安世高和大月氏的支娄迦谶，所采用的翻译方式也是由一个人口述，一个人笔录，毫不精确，致使佛典的含义大大打了折扣。
中原高僧朱士行在洛阳为僧侣讲述大乘典籍《道行般若经》时，发现这个由天竺沙门竺佛朔口译的版本错误百出，佛经深刻的内涵完全没有翻译出来。于是他下决心要正本清源，到西域去求真经，哪怕毁身丧命，也要取来原本。
公元 260 年，朱士行率领众徒，由雍州启程，穿过漫长的河西走廊，经敦煌进入沙漠，靠着一双脚摸索着那条艰辛、陌生又荒凉的丝绸南道，最终到达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古城于阗。
朱士行在于阗苦学佉卢文和于阗文，以便准确把握和深入研究此地广为流传的这两种文字的佛典译本，同时大量收集佛教典籍，并不断让他的弟子送回洛阳。
可靠的佛教真传便直抵中原。
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中，中国人由被动地接受“送”，到主动地去“取”，这便进入了交流的深层。朱士行的西行显示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
他是中原第一位西行求学的学者。
然而，他一去就是三十余年，从未归返。年至八十高龄，最后死在遥远的于阗。他所付出的一切令后世推崇和敬仰不已。
紧随他的脚步，西行更远，行为更震撼人心的是西晋的高僧法显。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动荡成正比。灾难性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中原”是晋代佛教大兴的直接根由。西晋时代，单是洛阳的佛教庙宇就有 43 座，东晋时更是加倍发展。但是，佛教缺乏严格的规范与戒律，却成了发展中的隐患。佛经包括“经、律、论”三部分，名僧鸠摩罗什和道安也都感到律藏部分佛经的匮乏，是当时佛教面临的一大困扰和无奈。
高僧法显决心像当年的朱士行，亲自西行奔往佛国，去迎取律经。他要比朱士行走得更远。
他要到达佛国天竺（印度）。
公元 399 年，他开始了这次舍生忘死、惊心动魄的征程。此时他已 65 岁了。
四位同学慧景、慧应、慧达和道整与他同行。他们自长安出发，翻山越水，北至乾归国和耨檀国，横穿河西走廊时，又有几位打算西行的中原僧人智严、宝云、僧景等人加入进来，结伴同行。
一出敦煌西南的阳关，便进入使人谈而色变的大沙漠莫贺延碛，俗称白龙堆。
大漠自旷古以来一直在暴晒中，沙砾滚烫，汗水滴下去，立刻就没了。
没有生命，偶尔见到一株枯死的胡杨，至少已经死了一千年。
生命只有狂风。狂风是沙漠无形的君主。它一到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一个沙包在大风中转瞬便换了位置。这些幽灵般移动的沙丘，会使人迷路致死。
茫茫沙海里，可以做路标的，唯有死人惨白的枯骨。
这些枯骨在夜间闪着磷光，无声地诉说着可怕的过去和依然可怕的现在。
法显一行在这里行走 17 天，居然走了出来，抵达了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然后沿着丝绸之路的北道经伊吾国与高昌国，本打算向西一直出西域，前往佛国。但是由于当地居民教义相歧，不供应水和食物， 65 岁高龄的法显便作出一个令人不敢置信的决定——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上无飞鸟，下无草木，终年无雨，阳光像散布的大火，任何事物都被照得失去颜色。沙砾覆盖 600 米－ 800 米。没有生命可以生长出来，只有生命在这里死去。没有声音，没有时间。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西方的探险家称之为“死亡之海”。
可是，过了一个月零五天之后，法显一行竟奇迹般地走出来了。他们到达了于阗。
他究竟是怎样经历这次匪夷所思的旅行的，无人能知。即便在他所著的《佛国纪》中，也没有更具体的记载。但他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第一人。
今天，这“死亡之海”给人的恐惧，仍然和法显的时代一样。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历史。
于阗是朱士行西行的终点，却是法显奔往西天的起点。他灿烂的向往和清明的目标都在西方那无上神圣的佛国。
在充满西域色彩的奇峰峻岭、重峦深谷相互重叠的画面里，展现法显和他的同行者们的身影。辽阔浩瀚的大自然与微小而顽强的身躯形成强烈对比。
历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走出帕米尔高原，来到天竺的乌仗那国。
在天竺境内，他们不停顿地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四处礼谒圣迹；还致力学习梵语，精研佛典。
经历了长途跋涉和过度的辛劳，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僧人们发生了种种不幸与变故。慧景病在那竭国；慧应死在佛钵寺；而慧达与宝云、僧景又东归中土。
最凄凉的应该是慧景。公元 403 年，他们在翻越赛费德科山脉时，山高风寒，透衣彻骨，再加上空气稀薄，喘息艰难，久病初愈的慧景终难坚持，死在了山上。只能被草草掩埋在陌生的荒山野岭中。
法显等人掩面而泣。异国空山，寥无回响，万木肃穆，似作哀悼；为了追求真经，散形异域，真是无限的悲壮！
后来道整也东返归国，只剩下法显孤身一人巡礼四方。一次他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无畏山上拜谒佛像时，忽见一个商人拿出一把白绢扇子供养。这白绢扇子一望便知是中原之物，顿时热泪满面。心想同来僧人，有的中途归返，有的死在异国，自己孑然一身，如今求取真经的使命已经完成，夙愿亦偿，应该回国了。
公元 411 年，他携带着从印度各地搜集的佛经原本，乘船归返，其间历尽风险，在海上辗转漂泊七十多天，终于在山东牢山靠岸，此时已是皓发霜眉，一位 78 岁耄耋的老者！
他终于把律藏佛经和佛国文化之精要，亲自带回中土。
取经就是主动去吸取外部文化的精华。
由此，丝绸之路又成了一条向西天取经的路；一条自觉的文化交流的路。
就在这大背景上，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不仅是外来贸易物品涌入中国的关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前沿。
汉代以来，中国对于外来文明主动迎取的精神，决定了敦煌宽容博大、积极自信的态度。这是国际城市应有的胸襟与气质。
魏晋以来，敦煌本地文化兴荣，人才辈出。文人学者，不乏名家。
佛教史上早期的高僧竺法护和弟子竺法乘就是世居敦煌，立寺延学。敦煌还是我国最早的译经的中心之一。此后，中原扰攘不堪，内地大批的名士流寓于此。更加促进文化与佛教的昌盛，这就为下一步更加辉煌的弘扬作好铺垫。
在敦煌石窟诞生之前，这里早已是佛教文化的沃土。
茫茫大漠平如纸，谁来彩笔作画图？
公元 366 年，一位叫乐僔的行脚僧人，手拄锡杖，来到敦煌南面的鸣沙山。他被此地神奇的山水吸引住了。
忽然他见到眼前的三危山顶放射金光，宛如千佛降世。他相信这奇观是一种神示：这片灵山秀水必将是佛教的圣地。他便在对面的鸣沙山沿河的陡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紧随着他开凿第二个洞窟的是僧人法良。
莫高窟由此而诞生。这真是一片有灵气的山水，最早的洞窟一出现，立即就进入了蓬勃的开凿时代。
在世人概念中的敦煌石窟，往往只是指莫高窟。实际上还有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和五个庙。它们散布在敦煌周边一些河岸的峭壁与峡谷中；就像春天的花树一样，到处开放了。
石窟开凿出来。舞台被创造出来。来自中原和来自域外的两条文化大河便在这里汇合激涌。接下去就看大西北各族的画家和雕塑家们，演出怎样美妙绝伦的历史来了。
在刚刚诞生的神奇的莫高窟奇异的景象中定格。
（本集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