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集 共同的理想国
在庄严悲怆的佛乐中，巨大的释迦牟尼雕像右胁而卧，汩然大寂。这是所有佛教窟寺里最富于情感色彩的场面。
一代哲人释迦牟尼八十年，以他觉悟到的人生真谛教化众生。当他感到大限将临，便在天竺拘尸那城跋提那河畔的婆罗双树之间，向弟子们讲说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大般涅盘经》，然后卧倒圆寂。涅盘像俗称卧佛或睡佛。
佛的涅盘，是佛国最重大的事件。
佛教中对他涅盘的传说可谓神乎其神，据说此时，海水扬波，大地震动，山崖崩落，树木摧折，势如天崩地灭。
天国的神佛菩萨，梵释天人全都赶来致哀。这是天龙八部（天、龙、药叉、乾闼娑、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摩睺罗迦）；这是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提头赖吒、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西方广目天王毗留博义、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还有十大弟子。小弟子由于陡然失去尊师，不知所措而陷入茫然；大弟子迦叶在痛楚欲绝的众弟子中最是激动得不能自已。尽管诸位菩萨修行甚高，已然“不觉有情”，面孔还是抑郁沉默，失去了光彩。
与这悲天恸地场面相对比，唯有枕手而卧的释迦牟尼安详若睡，阖目似冥，嘴角含笑，鼻翼尤觉翕动。他巨大的身躯显示了一片辽阔的宁静；清寂悠远，超然出世，展示出佛教“寂灭为乐”的精神境界。
佛的涅盘在佛教中是一种象征。
佛教的寺庙，常常把这种现身说法的涅盘像放置主殿。以强烈的感染代替艰深的说教。
然而，就在这盛大的举哀的画面中，有一群人物非常惹眼——他们有的戴着华贵毡帽，有的头束白巾，有的散披红发，有的扎着许多弯曲的黑辫儿，有的穿着窄袖团花胡衣，有的袒胸赤臂；这中间比较容易看出的是头戴冕旒、长袍大袖的汉族帝王。
跟着他们就被你一个个辨认出来了：吐蕃的，突厥的，回鹘的，中亚康居的，南亚缅甸、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各国的王子们。他们在以往的《维摩诘经变》
中，不是一直与汉族帝王相峙而立吗？此时怎么会跑到一起来，同哀同悲，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还有的割耳挖心，痛不欲生？是有人故意把他们安排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偶然相聚在这里？是为了表达一种宗教情感还是一种共同的人间理想？抑或有什么具体和更深层的暗示？
在敦煌以外所有涅盘的场面中，都不曾见到这奇特的景象！
镜头在“各国王子举哀图”的画面上定格。
如果再去看一看这时代的《维摩诘经变》的“各国王子听法图”，就会分明感到大西北一个重要时代已经到来。安史之乱之后，尽管中原依旧是大唐江山，河西走廊和敦煌莫高窟已经进入了吐蕃称雄的时代。
原先站在各国王子中间的吐蕃赞普，此刻在侍从们的前呼后拥中，当仁不让像领袖一样站到行列的前头来，明显地在和对面的汉族帝王分庭抗礼了。
辽阔的大西北，从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天下。
从秦代算到清代，不过七个朝代，就有两个王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是北方民族政权。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 429 年。但这还只是少数民族入主汉地建立的政权。如果再算上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割据性的地方政权，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还要扩展到漫长的六个世纪以上。
日光强烈照射下的祁连山和天山，融雪成河，晶莹地渗入大漠与沙碛，形成一个个鲜亮耀眼、充满生气的绿洲。
早在先秦，就有戎、羌、氐、大夏等民族在这里生息传衍。这些民族和他们拥有的马群和羊群混在一起，追逐着鲜美的青草与甘洌的溪水，获得生命的延续与鲜活；于是，他们像云影一般在这空旷的草原和大漠上游动，不间断地迁徙。他们的生存活动往往把西北疆域与中亚大地连成一气。在这种大规模的辗转迁移过程中，不仅把中华文明传播出去，还把域外文明携带进来。而他们自己的文化，就是一种开放型和混合型的。
他们之间，一边友好交往，一边为了夺取生存条件而发生激战。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相互需要又相互争夺。早期人类的活动更接近大自然的弱肉强食。历史就这样虎虎有生气地一页一页翻下来了。
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的敦煌，必然成了中古史上最乍眼、最诱惑、最炙手可热的地方。
边远的敦煌，不仅被历代中央政权视为心腹之地，也是北方民族之间必争的生存要隘。在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的两千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敦煌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唐代那两句名诗“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足以表明敦煌是汉人活动的极限。但对于西北各少数民族来说，整个河西，连同西域，乃至中亚，都是他们驰骋的天下。公元前后，塞人、胝人、匈奴人、乌孙人和月氏人，都曾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充当过咄咄逼人的角色。然而盛极而衰，他们一个个离开了敦煌，远走中亚，甚至更远的西亚。把他们的人种形象消融在那儿固有的音容笑貌里。
随之而来的历史角色，就是北朝的鲜卑和隋代的突厥。然而任何历史角色都不可能常新。在历史时空的斗转星移中，鲜卑和突厥的时代又成了过往的黄金岁月。跟着是大唐在敦煌一手遮天，还把权力的铁腕一直伸进中亚各地。
但是公元 755 年（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迫使唐王朝把河西的精锐部队调入中原。一个崛起而气盛的民族吐蕃千载难逢的时机来了。他们乘虚而入，经过 11 年战争，占据了河西。此后尽管大唐在中原依旧歌舞升平，敦煌却听命于吐蕃长达 67 年。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
一个风习独异的民族做了敦煌和莫高窟的主人，到底是吉是凶？
事实是，敦煌非但没有受到扼制，反而更加兴盛。同样信奉佛教的吐蕃人开窟建寺的热情有过于前朝。他们在敦煌城内一连兴建十七座寺庙；在莫高窟开凿与续建的洞窟高达 92 个，反倒超过了洋洋自得的初唐与盛唐两个时期。
吐蕃当政时期，沙州人口不到三万，职业的僧尼却有一千。而且寺院开始拥有土地、产业和寺户，僧人们无拘无束，不受官府管辖。高僧的画像大模大样地出现在洞窟的墙壁上（莫高窟第 158 窟）。从敦煌艺术史的角度看，佛教保持相对独立，艺术便多些自主。
吐蕃时期的洞窟依然遵循着盛唐风格。趋向寺庙那种殿堂模样的窟式（莫高窟第 231 窟洞窟内景）、净土内容为主的经变画（莫高窟第 112 窟南侧。榆林窟第 25 窟南壁的净土变壁画）、菩萨的女性化（莫高窟第 159 窟文殊变和普贤变、第 158 窟天请问经变中的菩萨形象）、以及造型和绘画的风格，都恰恰是对盛唐风格进一步的完善、确定和成熟化。
这表现了大唐文化的强大劲势与魅力。在精神和文化上，从来都是成熟的要影响不成熟的。
大唐文化在吐蕃时期仍占居绝对上风。
然而，细心观察便会发现，由于大乘佛教对大众具有主动适应的性质，因而吐蕃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内容渗入到洞窟中。
一种在佛床后凿通一条走道的窟式忽然出现了。这种类似传统的中心塔柱的窟式，在佛教刚刚传入时十分流行，随后渐渐消失。此时，为了适应吐蕃人习惯于绕行礼佛，便在原有的洞窟中改造出这种新型的窟式。
如果再留意去看，还能从中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密宗神像。比如不空索观音，如意轮观音，日月神，十一面观音，千手眼观音，千手文殊菩萨。
瑞像图是吐蕃时代的新产物。
这身双头的佛瑞像，是分外惹眼的一幅。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上，对它有一段记载：
是说两位穷人都想请画工在寺庙中为自己画一身彩色的小佛像，以表示敬意。但他们每个人的钱，都不够画一身佛像的价钱。画工不能拒绝他们，便画了一身像。这两个穷人说：“一个佛像怎么能表达两个人的心愿呢？”
画工说：“我没有贪占你们分文，你们的钱全用在这身佛像上了。如果我没有说谎，马上就会有吉祥的事情出现。”话刚说完，奇迹就出现了，变成一身双头而奇妙的佛像。于是两个穷人更坚定了对佛教的信念。
这原本是一个印度的故事。对于倡兴大乘佛教的敦煌石窟来说，就分外受到欢迎，新颖的双头瑞像就出现在洞窟的墙壁上了。
在漫长的莫高窟历史发展中，本土的中国文化不断与外来文化的混合与融合，改造与再造，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不可动摇的文化主体。这就像一个强劲的肌体，任何外来事物进入其中，无须慢慢消解，马上就被选择与吸收，成为自己活生生的一部分。
新出现的瑞像，连绘画风格也被敦煌化了，成了地地道道的敦煌瑞像。
在这强大背景下，不被改造的只有这些吐蕃的供养人。
这表明吐蕃人对莫高窟的建造和发展有功。
这些虔诚的活生生的人物的留影，还说明吐蕃人也把自己的人间理想安顿到这想象的天国中来。
从吐蕃时期开始，敦煌进入汉族与北方民族交替掌权的时代。
公元 848 年（大中二年）敦煌世族张议潮乘着吐蕃达摩赞普去世，无子继位，国内大乱，便兴兵起事，一举将敦煌的吐蕃政权粉碎。张议潮受到大唐王朝的赞许与嘉奖，被封为归义军节度使。于是在唐代晚期的半个多世纪里，敦煌又回到中原政权的手中。
张议潮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聚众千万，其背景由于敦煌是个以世族权力为中心的社会。
天高皇帝远，有钱有势的豪门世族便成了这里的主宰。为了构筑自己的势力，这些大族之间，姻娅联绵，累世不断。把家族官场化，把官场家族化。敦煌作为佛教东传和西天取经的精神码头，僧侣也是一方面势力，于是世族进入了佛教，僧人也进入豪门。世族们包揽了这里——由人间到天国的一切，这真是个罕见的历史现象！这一来，家财万贯的世族就成了敦煌佛教的经济后盾。一些延绵了十来个世纪的豪族大姓，如索、阴、张、曹、汜、翟、阎、阚、令狐等世族，都出资在莫高窟开窟。由于出钱建庙是积累世间的功德，是善行义举，世族间竞相开窟，有的一族数窟，有的甚至一家一窟，子孙相继，世世相传。正是这些世族之间谁都不会去破坏别人的洞窟，便使得敦煌艺术绵延千年，得以保存。
同样由于敦煌有这样悠久的世族和实力雄厚的寺院，藏经洞才会存藏如此浩瀚的文献。这几乎是整个敦煌的资料馆。在中原地区是绝难想象的。
张议潮的成功，使豪族世家们得到鼓舞，有的还由于沾亲带故而获得高官和权力。用来炫耀家族功绩和威风的《张议潮出行图》、《张议潮夫人出行图》，本与佛教毫无关系，此间竟像佛教史迹图那样煌煌然画在墙壁上。
这样，世族们就一拥而上，都要在洞窟里亮相。他们没有功绩可以自夸，更多则是化作供养人的形象。早期的供养人只是站在最次要的位置，徒具人形，很不起眼，题记也只是由衷的发愿文而已（莫高窟第 249 窟北壁下部、 285 窟、 288 窟西魏供养人。第 428 窟北周供养人）。中唐以后，世族供养人的身材加大，穿装华贵，堪与菩萨媲美。榜题往往是长长一等功德记（莫高窟第 94 窟甬道北壁里层西向第一身题记：叔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右神武将军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司徒讳议潮。此类题记极多）。有的一家三代，长长一排，俨然一个巨大的氏族集团。这不像供养人，倒像是绣像的列家序谱。已经弄不明白：到底是他们全要进入佛国，还是全都进入了佛国。
在敦煌洞窟中，比张议潮更显赫的是曹氏一家。
这个敦煌望族曹议金，在唐王朝覆灭后最混乱的时代，从张氏后裔那里获得河西的控制权。时间是公元 914 年（五代后梁乾化二年）。曹氏政权经五代到北宋，总共 122 年。风光了一个多世纪。
曹议金比张议潮更善于精明地处理河西事务。特别是大唐灭亡，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如何在这西北要道上站住脚，可谓天大难题。曹议金却应付裕如，首先他对于中原政权，采用依顺态度，一直使用中原年号，来争取中原王朝的承认。这就清除了来自中原王权的疑虑与威胁。
他对于西北的两股强大势力的方式是，密切往来，拉拢安抚，结为友好。从藏经洞出土的曹家与酒户的账单，就能看到当时从河西到西域使者往来何等的频繁！
连姻，是西北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盟和制约的最佳方式。曹议金一边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一边把长女远远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这样就把一东一西两个民族稳住，同时与周围的浑、羌、龙家、蕃等族修好。这一招，正好达到他的目的——沉寂多年的丝绸之路活跃起来！
“六蕃之结好如流，四塞之通欢似雨！”
这两句话表明曹氏政权的成功。一个成功的政权，首先是创造安定的环境。
大兴佛教是隋代以来稳定政权的必由之路。
曹议金比任何一位敦煌权贵都热衷于开凿莫高窟。曹氏政权分为两个时代：五代曹氏政权前期和北宋曹氏政权后期，两个时期建新修旧的洞窟分别是 175 个和 112 个。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为了大规模营造洞窟，曹氏仿照中原设立官办画院。当时敦煌盛行的专门承接画塑业务的民间画行，都有级别和分工。画院里也分等级，比如画师与塑师，画工与塑工，以及院生和厮役等等。此外画院还有官职，画师称作“都画使”，组织上更加正规。这样一个集体就能运作大规模的开凿建造的工程了。
公元 966 年（宋乾德四年）初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和夫人翟氏（莫高窟第 55 窟曹元忠像。第 398 窟等凉国夫人翟氏像）来到莫高窟避暑，发现北大像（莫高窟第 96 窟）年久损坏，指令僧统辩正大师负责维修。从五月二十一日动工，直至六月二日完工，每天使用 306 个僧俗劳力。包括画工、塑工、石匠、木匠、泥匠、炊事等。单是日日供应的饭食就堆积如山。凉国夫人翟氏还亲手送食，供备工人，表示对佛陀的一片诚敬。
在曹氏政权时期的莫高窟，动不动就大兴木土。据说当时，许多洞窟的洞口上都加造了木构窟檐，中间还增添更多的栈道相连；在长达一公里的露天崖面上全都画上彩画，极其灿烂。在这荒无人烟的大漠上，矗立如此一座画满图画的山，真是难以思议呵！
从残存至今、无比珍贵的彩绘窟檐和露天壁画，依然可以想象当时的壮观。
曹氏时期开凿的洞窟都很大，墙面也大，画面就多。
最大的一座洞窟单是独立的故事画就有三十多种。作画时，集体创作，每人各画一处。敦煌的壁画，往往四壁的风格各不相同。画师们各抱一壁，各炫其技，各逞其能。
既有铁线简笔，凝重深厚（莫高窟第 34 窟射手），也有重彩精制，华丽非凡（莫高窟第 98 窟维摩诘经变）；既有迷人的水墨神韵（莫高窟第 107 窟歌舞伎供养人），也有生动的没骨神采（莫高窟第 55 窟观音经变）；既有沥粉堆金的高超技能（莫高窟第 98 窟供养人），也有运笔如风的顶尖动力。看上去，这些洞窟很像大型的美术博览会了。
此时代表世族大姓们的供养人，向着更高更大更华美发展。而且逐渐占据甬道两厢，有的长长一排，浩浩荡荡，有的比佛陀菩萨们还要更显眼突出。佛的洞窟有如他们的家庙。他们不仅要占有人间，还要占有佛天（莫高窟第 61 窟和第 98 窟曹氏供养人像）。曹议金与他的回鹘妻子的《出行图》，摹仿《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气势更加宏大。一路上，扬鞭催马，载歌载舞，奴婢成群，喧噪非常，他到底想没想到此时站在一旁的神佛们作何感想？
佛国净土的美妙境界减少了，代之是人间权贵的世俗气息。
信男信女们带着理想走进这些洞窟，是不是会感到又回到了现实？那么，理想应该放在哪里呢？
现实是很难放进去理想的。他们还是固执地把理想放在这里。但他们不会把理想交给那些显要权贵们的，而是寄托给在彩色的云彩上徜徉的神佛与天女们。
自晚唐以来，经变画内容突出的改变是《劳度叉斗圣经变》的出现和《降魔变》的陡增，这种驱邪降魔的画面与天王力士们威不可挡的形象一起，在动乱的五代频繁涌现，表明人们的现实境遇和更迫切的生存愿望。
如果理想总是虚无缥缈的，理想也会失去生命力。
理想也是有实实在在的生命的，那是因为它和现实牢牢系在一起。
敦煌的历史从来不与中原的历史同步。
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对于中原来说，不过刚刚过了几十年光景。又一个北方民族强盛起来，就是党项族。他们以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在北方空旷的草原上扫荡着敌对的种族。沙州回鹘人一直是他们争夺河西控制权的强劲的对手，而且刚刚吞并了处于颓势的曹氏末代政权，但也抵挡不住势头正健的党项人。
公元 1036 年党项人摧垮沙州回鹘，公元 1038 年建立大夏国。疆域横跨着宁夏、甘肃、陕西、青海、蒙古等地。敦煌正处在西夏国的核心地带，因而被党项人主宰了将近两个世纪。
党项族是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没有文字，不知五谷，用草木计算岁月。但是他们聪明豁朗，有创造性，善于从别的民族手里拿来文明的成果。在他们开国之日，马上就从坐骑上跳下来，向汉族学习农耕技术，兴修水利，发展制铁工业。一种被称作“冷锻法”的冶铁新技术就是西夏人的发明。他们还像日本文字片假名那样，把汉字作为基础，创造出一种美丽又奇异的西夏文字来。
可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一直把中原视为正宗，歧视边远各族，西夏亡国后，他们的文化便像风沙一样迷漫消散。
历史的记载十分寥落，留下的遗迹更是寥落。
十二个西夏帝王竟没有一个留下画像。历史好似空白。
不单西夏文字很难识别，文字后边的文化更是一个又空又大的谜。
西夏文化成了一种失落的文明。
然而，在西夏兴旺的时代，它又是何等强健、雄俊、聪颖、生机勃勃！这个终年在草原上驰骋的民族，一旦立国当家，立即明白治国大略——一手握住刀剑，一手弘扬佛法，布置理想的天国。他们懂得佛国是北方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此武威护国寺孝感通塔上才有这样一段碑文：
“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至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
西夏时代，佛教在空前的倡兴下已成了西夏国教。
河西一带所有石窟再次进入兴建的高峰期。
莫高窟的西夏洞窟达 77 个。由于三危山的崖面几乎被先朝前代的洞窟占满，西夏时代以重修为多。有些则是在原有的壁画上，涂上泥重新再画。这也表现了西夏政权势力的强大。
西夏文化是汉族、藏族、女真族和契丹族文化的混合体。它虽然有某些很突出的特征，但本身没有构成系统。面对汉藏两族强大的文化便处于弱势。再加上敦煌的文化主体和艺术样式已经确立。在西夏的敦煌石窟中，仍是原有风格的延续与深化。无论从窟形、壁画内容、绘画技法，一律沿用旧风。敦煌的文化艺术传统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西夏时代的莫高窟里，明显的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却是来自藏族。
自吐蕃时代以来，藏族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不断加强。
藏传佛教也是多民族的敦煌的精神需求。西夏君主李元昊精通藏文，便从西藏迎来葛举派密教。焕然一新的藏密图像在敦煌石窟中一个个亮相了。这些或是清劲俊美、妖媚动人的菩萨，或是“以恶制恶”、怪异狞狰的愤怒明王的形象，都给敦煌艺术带来新的激情。
敦煌文化的性格是，始终对外来文化保持一种好奇与兴奋。用外来的文化激素，不断创造自己，使自己永远充满诱惑。这也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和存在方式。
不论来自哪一方——中原也好，西藏也好，欧亚也好，北方哪个民族也好，只要一个崭新的因子投入，必然激发出一片鲜活的风景。
在西夏时代，来自中原的艺术活力，仍然源源不断注入敦煌石窟。尤其是榆林窟。可能在西夏时代由中原传来一些一流的粉本，或者干脆是来了几位中原画师，带来了中原的技法与中原的水准。宋代是中原绘画的全盛期。如今在这里看到的线描技术与造型能力在宋代画坛也堪称上品。
尤其榆林三窟在风格上接近道教寺观壁画的两铺——《文殊变》和《普贤变》。天界诸神，无论结构还是用笔，都是老到精熟，美妙绝伦。衣纹线条，与武宗元如出一辙。从背景的山海树石中，可以明显看到许道宁、燕文贵、郭熙、马远等人的影子。这样的水墨画法，在敦煌石窟中可谓史无前例。画幅巨大，形象精致，下笔明快剀利，毫不犹疑。纵横捭阖，随心所欲。庄重不阿，疏朗浩大。以壮美的山河代替浩渺的云天，显然神佛已经下临人间，这也是宋代以来，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典型表现。
佛教的内容，即使再艰深玄奥，从来都不会脱开俗世的。只不过有时放在天上，把它理想化；有时拉到眼前，渴望变成现实。
西夏给敦煌带来自己的文化的贡献，是它独具魅力的民族精神与美的丰采。供养人形象（莫高窟第 148 窟。榆林窟第 3 窟、第 29 窟供养人群等，第 29 窟高僧与随从武官为重点）、西夏文字的题记（莫高窟第 65 窟西龛帐门外南壁，榆林窟第 29 窟坐西向东、西壁南道门侧下部等）、龙凤纹藻井图案（东千佛洞第 2 窟），到那些长圆大脸、高鼻细眼、身材颀长的人物造型（莫高窟第 363 窟和第 301 窟药师像、第 309 窟菩萨。第 97 窟阿罗汉侍从像。第 206 窟供养菩萨像。西千佛洞第 12 窟弟子与菩萨像）。都显现出西夏独一无二的迷人的特征。至于西夏时期盛行的用石绿颜色铺地的“绿壁画”（莫高窟第 400 窟北壁药师经变与窟顶，第 432 窟），以及构筑疏朗的画面，都表示唐代的精神已经褪尽。一个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将洞窟明显改变。
但是，有一种永远不变的，就是人们的虔诚与理想。
公元 1227 年，党项人的政权被蒙古人的政权取代。成吉思汗骁勇骠悍的铁骑纵入沙州。但进入敦煌洞窟的却是蒙古人的理想。
同样迷信佛教的忽必烈，于公元 1246 年邀请西藏名僧八思巴出任国师。源自印度、经由西藏传来的密宗文化，比吐蕃和西夏时代都来得强有力，好似一股大浪般涌入洞窟。敦煌蒙上一层浓重的神秘感。空远、陌生、艰涩，天国与人间的距离感又出现了。北魏时期那种氛围，在敦煌石窟的终结期——元代，重新再现一次。纵观整个元代不过二十多个洞窟里，气息迷离，色调怪异，窟顶往往被庄重肃穆的曼陀罗所占据，连菩萨们神奇的形象也仿佛回到了佛教东传的初始时代。
尤其使人眸子一亮的是蒙古的供养人像。
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的供养人，尽管身材面容不同，服装衣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当他们一进入洞窟，一概是毕恭毕敬，一概祈祷发愿，一概彻底的虔诚。这是人们对佛国——实际是人类对自己理想的神圣的态度。在洞窟之外，人们的理想只是无形地珍存在心灵之中；进了洞窟内，这理想就化为缤纷灿烂的色彩与美妙神奇的形象，填满这一个个洞窟里。
天国和佛国，其实都是各民族共同的理想国。这理想国便是敦煌石窟。它从来就是北方民族与汉族、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创造的。而完成它的，却是北方民族。
因此，敦煌样式只能在敦煌看到。在中国别的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与其相近乃至相同的样式。敦煌样式，天下无双。
它属于中华民族，但就整体而言，决不是中原式的。
相对于中原，它是敦煌式的。这就是敦煌样式。
你是不是从中感到北方民族的雄奇的气息与独有的精神？
它饱满华美，境界宏大，富于强烈的装饰性和浪漫的想象。它对外来事物的好奇，使敦煌到处留下惊奇鲜活的光芒。无数民族和无数文化的参与，才使它无穷的丰富和无穷的富有。它开阔的境象，使人想到西北旷远的天地；它华丽的窟顶，使人想到游牧民族的帐篷；它充满动感的形象，使人想到那些游牧民族在马背上飞驰的生活；它无所不在的旋律感和节奏感，使人想到从河西、到西域、再到中亚和西亚那无处不有的风情各异的音乐。
许多文化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它们的因子，但它却不是各种文化的混合。这独异而优美的生命只属于敦煌自己。世界上只有在敦煌，才能产生敦煌艺术这种伟大而迷人的样式。
惟其这样，敦煌才无愧于——人类的敦煌。
元代的敦煌留下一块古碑。它刻于 1348 年（元至正八年）。是一块“六字真言碑”。碑上刻着“唵、嘛、呢、叭、咪、哞”六个字。它的奇异之处是分别用六种文字刻上的。
这六种文字为：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都是当时通用的文字。
这碑既然出自敦煌，它就是敦煌的象征。
石头沉默无语，一切又全在碑面。
这属于过去，却存于永远。
在夕阳迷离而绚烂的光芒中，莫高窟一片宛如天国降世一般。
（本集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