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调查概述

有些同志很想通过这次讲座得到关于社会调查的定义，还希望从这儿带走一套现成的社会调查方法，以便回去向领导汇报，并照此办理搞调查。我想提醒有这种想法的同志，那是不现实的。我不想从定义出发讨论问题，也不专门介绍各种具体的调查方法。我要讲的是社会学研究怎么入门，怎么调查，是我个人的体会，给你们做参考，起一个样本的作用。

给一个样本，或者即便是开出一套方法来，都不能把它作为教条去照搬，而只能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调查的经验和方法，都是别人从彼时彼地的具体的社会调查中获得，并加以总结提高的。而接触到的客观事物、现象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各有其不同的内在联系，有着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有不同的类型。所以，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模式去硬套，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某种方法去分析具有不同特点的研究对象。

硬套和搬用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理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我国的特点，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认为这也是社会调查的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应当学习它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不是局限于某些具体的结论。这就是说，我们要重视从过去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认识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强调在事物的不断发展中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得出新东西。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家一定懂得很多，希望我们都能以此作为这次学习的指导思想。

下面就社会调查的过程，概要谈谈社会调查的一些方法问题以及我的认识和体会。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任何调查都必须经历一个既要符合客观事物、现象的发展路线，又要符合人们的认识路线的过程。现在一般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定题、计划、实施和总结。这四个阶段一环紧扣一环，使我们对要认识的事物从无知到有知。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一性的，它是从整个人类认识史中抽取出来的小小的一步。事实上，这四个阶段总是在做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后者步着前者的足迹继续走下去，人类的知识不断积累，认识逐渐深化。

我们知道，不管认识过程分为多少阶段，怎么符合事物发展的路线，调查者在各个阶段的实际行动与表现，却不是过程本身所能完全控制的。因此，社会调查能否取得成功，关键还在于研究者的调查态度。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坚持真理，能否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都离不开有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社会调查不同于物理、化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他们研究对象的态度好坏，丝毫不影响对象的性质及其反映。可社会调查所面对的是与我们同样的活生生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里，态度是否诚恳，被调查者要先了解清楚了才能回答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调查他，他先得“调查”你，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你调查他。这个互相调查的过程很微妙，一旦被调查者发现你的调查态度不那么诚恳，或者你的调查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损害，他们就不愿意接近你，不肯说出真心话。由此可见，社会调查不仅仅只是一项科学研究，还有群众工作的内容在内。

我常说起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开了几个座谈会，到会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他就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解决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他靠了两条：第一条是他出身于农村，并有意识地接近农民群众，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就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直接的感受。第二条是他十分虚心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

我看这两条社会调查的经验过去适用，现在仍然适用。中国的社会特点是中国长期的历史造成的，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我们要得到真实客观的资料，就得虚心诚恳地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做他们的小学生。立足于为人民服务，做群众的知心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能有诚恳的态度，社会调查的成功才有保证。

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定题阶段，即要确定一个调查的主题。初看起来，定题似乎很简单，只要研究者抓出一个题目就行了，但实际做起来不容易。问题是你的研究题目从哪里来？你又如何去做选择？

要使人类由盲目、被动适应社会环境，变为有计划、积极主动进行社会实践，我们就得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研究和探索。例如，我在下面要做专题讨论的小城镇研究，那是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课题。当时由于落实了正确的政策，农村的农业、副业和工业都出现了新的起色。可是我们发现农村的富裕不那么稳固。如江村农民的养兔副业，就随着海外兔毛市场的涨落而波动，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养起了长毛兔，没过多久又纷纷杀兔吃肉。看来在农村地区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中心，农民的命运就只能操纵在别人手中，这就提出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由此可见，社会调查的题目，从根本上说是来自社会实践的发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有些研究课题的提出，是从对原有理论的质疑开始的。如我对生育制度的探讨，可以说是从“人为什么要生孩子”这一问题引起的。这两种课题往往被区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如小城镇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应用研究，它对我国的社区、社会变迁等基础理论的建树，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现在社会调查的题目不是少了，而是太多，我们应付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按轻重缓急做出有秩序的安排，先研究什么，后研究什么，要有所选择，合理安排。对某个研究者来说，也要循序渐进，逐步扩展研究的题目。选择调查课题的一般原则是既要考虑实际的和理论的意义，即它的迫切性；又要充分估计到它的可行性，要力所能及。在选题上常常容易犯的毛病是脱离实际，想搞大理论，搞一个完整的体系，看不起“小题目”，忽视知识的积累，以至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自己给自己出难题。这样的教训是不少的。

在确定题目以后，要有一个制定研究计划、方案的阶段，这是社会调查的第二步。

计划的制定不能靠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那种像电影里表现的指挥官对着地图想出来的作战方案，在实战中未必行得通，多半要吃败仗。因此，计划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实际，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做仔细详尽的观察，从一点或几个点的经验来做计划的依据。这叫作探索性的调查，即先探探路子，为大规模的正式调查做先导。江苏的小城镇研究至今没有全面铺开，我们所做的只是从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开始，在苏南、苏北等地区选点做了观察。在此基础上，现正在设计一套合理可行的指标，打算在今冬明春对全省的小城镇来一个“卷地毯”，即普查性的问卷调查。我们的探索调查搞了两年，可见订出研究计划并不容易。

进行探索调查要肯学习、肯钻研、善于思索。除了在对具体的对象做观察时要有这种学习的精神外，我们还要向书本和一切有这方面知识的人请教。我们要尽可能地收集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对别人已有的研究结论和研究过程做认真的分析，达到借鉴的目的。通过实践、书本两方面的学习、探索，就可以着手制订研究计划了。计划中包含的内容有界定研究范围，拟出调查提纲，明确调查指标以及确定调查的方式等。这些内容不再一一细述，我只想谈谈调查的方式问题。

以调查对象的范围宽度为标准，社会调查有三种基本的方式。第一种是普查，普查是对研究范围内的所有对象一个不漏地进行普遍调查的方式，例如人口普查等。第二种是抽样调查，即从整体中用一定的方法抽取出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这一部分对象就组成该整体的样本）进行调查，并将对样本的调查结果推论到整体。国家统计局的家计调查、企业管理质量调查等，大都采用这种方式。第三种是典型调查，国外所称的“个案研究”大体相似于典型调查。这种方式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个或还不足以构成样本的少数几个“典型”，研究者通过对典型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

这三种调查方式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普查所得的资料完整性强，但由于调查量大，项目就不可能很细，全面深入性差；它的结论的可靠程度高，但调查的成本（如人力、物力、费用等）也高，调查的周期长。抽样调查虽然大大缩小了直接进行调查的范围，节省了时间与成本，并在一定的可信度上起到认识总体的作用，但它仍未能解决调查的深入性问题，而且抽样与推论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统计技术。典型调查克服了深入性差的缺陷，通过对典型的全面、详尽的考察，起到深入认识事物性质的作用，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方式。但由于它缺乏范围上的广度，结论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条件性。普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的特点规定了它们各自的适用性。前两者能表现事物整体的数量特征和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因而适用于定量的研究。后者能发掘事物的内在特征和内在联系，因而适用于定性的研究。事实上，客观事物总是具有性质与数量两种规定性，所以我们在调查中往往同时采用几种不同的方式。

社会调查的第三步是收集原始资料的实施阶段。收集资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的方法主要是观察和访问。

观察，是指用我们的感官去注意、反映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以及它们发生、发展的过程。认识社会必须观察社会，认真观察社会是取得感性知识的第一步。当然一切有观察能力的人都在观察社会，但科学研究的观察与一般的观察不同，它是一种带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观察，即为获取原始资料而进行的观察。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原始资料，而原始资料的可靠程度，就在于我们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全面和科学性。前几年，我有一个老朋友搞了一个生物实验。有人怀疑他的原始材料，因为别人在重复这个实验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人说可能显微镜片上有问题。仪器发生了故障，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类似的情况在观察社会时同样存在，因此我们在做间接观察、直接观察或参与观察时就得反复核实原始资料的准确性。

间接观察是指利用别人对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社会现象的记录，这种原始材料主要是由前人写成的历史资料。历史资料往往由于时代不同、笔者认识的片面性而出现差错。顾颉刚先生在“五四”时期就提出“古史辩”，要重新整理古史。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现在有些研究历史的同志就缺乏这点思考。比如对待历代传下来的史料，我们应该反复查一查，是谁、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写的，有没有搞错，版本对不对，不能太轻易地相信它。对此，我在大学里念过目录学、版本学，很有用处。

直接观察是指对现实的、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所做的观察与记录。照理说这种观察的偏误较少，但我还是要常常对自己发问“可靠不可靠？”。我过去在搞人体测量时，往往几次测量的结果都不一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才知道是自己没有站稳，两手震动，造成被量的人也摇摆和移动位置，毛病还在于我自己的观察角度不同。由此可见，原始资料的形成由于收集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生活环境条件和操作方法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观察中应当注意到并尽量避免这种局限性。

“参与观察”是指研究者参与到要观察的社会团体、社会过程中去做观察的一种方法。我们提倡的联系群众、实行“三同”等，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化。采用这种方法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你必须做到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首先你不能摆出一副学者的派头，要放下架子，使自己处于与被调查者同等的地位。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进入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亲自体验他们的行为意义和喜怒哀乐的情感。但是你毕竟是一个观察者，所以最终你还必须从这种情景中超脱出来，做符合客观的记录与描述。为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在进行社会调查之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系统的训练问题，包括怎样进入角色，怎样观察记录，怎样找出问题等的方法训练。

访问是收集被调查口述资料的调查方法。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访问总是与观察同时并用的。但是由于西方社会的习俗是不愿意别人闯入他们的生活的，加上近年来现代通信工具的发达和普及，在西方社会学界便出现了非面对面接触交谈的间接访问方法，如利用电话、调查问卷邮寄等方式的调查。据我看来，这些方法虽在取得某项资料上具有快速、经济的优点，但收获毕竟很有限，也很肤浅。在我国，由于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我们还是应当强调那种有深度的直接访问，包括个人谈话和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两者一接触就能谈得来，就能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访问的基础是与被调查者搞好关系，使自己成为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历次调查经验告诉我们，没有这一层关系要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在彼此互不相识，没有一定的关系之前，缺乏信任感，连搭上话都困难，更不要说谈出真实情况了。在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洋面上有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对外边去的人都有一定的戒心，他们对突然来的人都要问一问：“那是什么人？来干什么？”我想任何被调查者都会有这种出于防卫心理的反应，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我们取得真实可靠的访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信任是感情交流的基础，有了信任和感情才能相互合作，才能得到真心话，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凭被调查者口头上说的是真心话就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我们在选择别人的答题时要多动脑筋想一想，即从逻辑分析的方法仔细辨别出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外调”根本得不到真话。调查到我，又问我别人的情况，我不愿说真话连累别人，可是不说话就要挨打，怎么办？我只得用另外的方法去骗他们，还要骗得有道理。这种“外调”走到了科学的反面。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用金钱可以去买到情报，因此，情报有的正确，有的则全属虚构。美国还有不少“职业性”的被调查者，他们总是在一个地方接受别人的调查，你要什么他就讲什么。我们现在也有组织参观团到某个地方，常常听到一套专门的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不能根据这些介绍就完全信以为真，随便下一个结论。除了逻辑的辨别方法，在访问中还要注意到各种情景下的不同反应，所谓察言观色是也。如果我们去了解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可能会出现媳妇在场时婆婆夸媳妇，媳妇不在场婆婆又骂媳妇；哪是真，哪是假，不能不依据情景做仔细分析。情景还包括调查者本身的加入和访问器具的应用。你带着一个录音机去调查访问某某婆婆和媳妇，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你进门后与媳妇多应酬几句，婆婆很可能不对你说心里话。总之，你的身份、你的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事物的真实性。对于参加调查人际关系的同志来说，不能不懂得这一点，不能不自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社会调查的最后一步是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和得出结论的总结阶段。在引出调查结论的过程中，我们的分析重点要放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注意分析社会生活中人们彼此交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掌握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不同的模式，认清各种角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是怎么表现其固有的特征的。第二，要注意分析社会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现象在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从性质上与数量上找出社会的这一部分或这一现象与其他部分或其他现象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从而达到认识社会整体的目的。

要进行资料的分析就得掌握分析的工具。现在有不少分析的方法，诸如典型分析、统计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虽多，但它们都是围绕着“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的。

点与面的关系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要对收集的资料加以分类。分类就是依据某种性质的规定把相同的事物归并起来，将相异的事物区分开来。这种性质的规定就是该类事物所具有的共性。那么这一共性从何而来呢？它来自我们的典型分析，典型只是事物中的一个点，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们要从典型中看到它所代表的普遍性。因此，典型的意义是它在同类事物中具有的代表性。但是典型的代表意义有一定的限度，有人说我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说我不过是某一种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思想和感情，只能代表与他相似的那一类人。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用“这个”或“那个”来泛指各种类，然而无论是个人或团体，都不是生活在类别界线十分明显的世界里，而往往是在一个不同类别融合交织在一起的环境之中。因而典型尽管是“这个”或“那个”的代表，在“这个”或“那个”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典型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周围事物相互联系着，只是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该类事物的特点，而在另外一方面却不一定能突出该类事物的其他特点。这就是我们在做分类时必须要看到的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对典型的分析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麻雀”，需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不是泛泛的表面化的描绘。我们的分析不仅要有地点、有时间、有人物，还要有行为、有感情、有思想，把作为一个类型的某一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解剖得清清楚楚，并把重点放在说明它的内在特征、它的内部联系及它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上。

质与量的关系反映在分析阶段就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定性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典型分析开始的，它重在对事物的质的方面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纵深的考察。典型分析是定性研究的主要方式。定量研究一般是在某种质的规定下表现事物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由于定量分析难以深入到事物内部做考察，因而弄得不好，那些普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等，得到的结论只能在数量上给人一个表面形象，甚至是一种虚象。因此为了正确把握事物的数量，我们在做定量分析之前应当先做好定性分析，然后再通过量的表现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性质的了解。这就像我们去粮店买米那样，总先要看看米好不好，通过对米的成色的鉴别再确定自己买多买少。

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是我们对事物分析的基本方式，这也就是我们从微型调查入手，逐步扩展到宏观调查的过程。微型调查使我们抓住本质的东西，把握住方向，做到心中有底。宏观调查则体现出数量的比重，它反过来对先前的定性分析加以限制和范围，使我们做到胸中有数。因此，定性与定量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对事物分析过程中都不能偏废。

因果分析是社会调查者的兴趣所在。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变化导致并决定了另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变化，前者被称为因，后者被作为果。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制约，因果关系的表现并不那么简单，而要复杂得多。有的一因多果，有的一果多因，有的多因多果，有的互为因果。因此，有的学者还试图以社会实验的办法来确定因果关系。比如按照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黑白人种之间的歧视问题是由于从小开始的生活隔离造成的。于是美国的一些学校便在黑白人同校上下了不少功夫。然而这个办法并没有多大的作用，看来还没有找到种族歧视的真正的原因。因此，要确定社会现象和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只凭一些表面的偶然的联系。

造成社会现象之间因果关系复杂化的根本原因，是人所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社会规律并不是如同数学公式所规定的那种完全确定的关系，而是在无数偶然现象中所蕴藏的那种必然趋势。我们做因果分析时，首先应当明了这种趋势性的规律，然后求具体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遵循在发生的时间上，因在前，果在后，在关系上，因果产生共变联系的两个原则来做分析。

至此，我只是概要介绍了社会调查的过程。希望大家进一步去学习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对它有更清楚的认识。但我认为，具体方法的掌握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归纳起来说就是三句话：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真正一致的密切的关系。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做调查，为我国的“四化”建设，真心实意地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