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村调查

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社会，弄清楚中国农村社会究竟有哪些基本特点。世界各国都在迈向现代化，我们也不可能例外，但要设计我们自己的道路。这就先得要求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所造成的特点。我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主观上不能说不尽力，这个问题还不敢说已经搞清楚了。但我愿意把自己在这问题上摸索的经过，作为一个标本，请大家来一起进行解剖，看一看我这一个人为搞清这个问题，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搞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法对不对？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陈旧了，要更新了？有哪些东西还有用？

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大量人口集中居住在土地不太广阔的宜耕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状态。我们从很古时代起，绝大多数人历来以五谷为主要食物。集约种植五谷作物的农民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由此可知，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方式的看法，几乎都是在农村调查中累积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人民大胆地创造着我们未来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中国人民自己在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逐步看得清楚了些，每一个对农村做了认真调查的同志一定也会看清楚的。

我对中国农村做的第一个比较深入的微型调查，是在江苏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进行的。

我在广西负了伤，在广东医治了几个月，1936年暑假回到家乡，离出国上学还有一些日子，所以想到乡下去休养一下。我姊姊费达生正在开弦弓村开办一个农民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这个村子里盖了一个厂房。我就借了一间卧室，待了下来。

在村子里住下了，我又想到利用这机会了解一些农民的生活。说是调查其实也有点过分，只是无心植柳柳成荫。我是在和这村子里的人们接触中，一步步深入到他们生活各方面去提问题。我是本地人，加上我姊姊和这村子里农民的关系，农民朋友们总是有问必答。我随手记下了许多对我来说是新的知识。到我离开村子的时候，笔记本里的材料已经不少。因而想不妨整理出一个系统来，写成一本有关农民生活的书。

随后我就上船出国。当时去英国必须坐轮船。我记得我坐的是一艘意大利邮船，叫“白公爵号”。从上海到意大利上岸要走好几个星期。我待得无聊，就把手边的调查材料拿出来，编成了一本稿子。到了英国进伦敦经济学院报到。人类学系有一位副教授，名叫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他担任我的导师，我告诉他打算把《花蓝瑶社会组织》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底稿，同时又讲到了手边还有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调查初稿；他了解了两篇的内容之后，建议我以后者为基础写我的论文。不久，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教授从美国回来，把我调到他自己手上来指导。经过两年，我写出了一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中的农民生活》，作为博士论文，得到了学位。

博士论文答辩那天晚上，马教授请我吃饭。在饭桌上他想起了一件事。拉起电话机，叫通了Routledge书店的老板，说定了由该店出版我这篇论文。但是后来书店老板为了便于推销，建议改一个书名，叫《中国农民生活》，但保存这书的中文名称《江村经济》刻在扉页。

我说这一段经过，因为这个书名曾引起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我只调查了一个农村就能说是中国农民生活吗？书名一改动，这个问题是应当提出来澄清的。

我首先要说明，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如果说明这只是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叙述，那是实事求是的。但问题是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提出了这个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我最近读到一本我的老同学，英国剑桥大学前人类学教授利奇（Leach）爵士的一本名为《社会人类学》的小书。其中提到了我近五十年前所写的那本书。他肯定这本书的价值是分析了中国农村社区各个制度间的内在联系，使局部统一在整体之中；那是得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里功能学派的要旨。他把是否代表中国农村的这个问题劈开了。我自然感激他的好评，但是必须说明，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并不是就村论村，把这个村作为应用功能分析方法的标本。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出版社改用的书名却道出了我的本意。可是我自己把这一本书只看成是我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我在大瑶山的调查虽没有完成，但可以说明我心目中的“中国社会”是连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的。

我把江村调查看作是我进入这个“了解中国社会”的领域的开始，但是怎样把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呢？也就是怎样答复一个一个小村子的调查能加成一幅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当时我所能做的只有单枪匹马地在小范围里进行观察。这是我这个研究者本身的条件。我只有充分利用当时现实的条件去接触实际，那就是《江村经济》一类的调查。

我并没有停留在利奇教授所肯定的界线上，我并不满足于对一个社区进行内在联系的分析，绘画出了一个系统的网络，对各部分间搭配得如此巧妙而做自我欣赏。不，我把《江村经济》的清样校阅完毕，即匆匆返国，一到昆明就投身到内地农村的调查之中。我这个行动说明我心里有一个看法，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

事实上没有可能用对全中国每一个农村都进行调查的方法去达到了解中国农村全貌的目的。这不是现实的方法。所以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统计学上的方法是随机抽样，依靠概率的原理在整体中取样，那是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中局部的变异是出于概率的假定。可是社会现象却没有这样简单。我认为在采取抽样方法来做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那就是说只有同一类型的事物中才能适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定量应以定性为前提。先分出有男女的定性区别，才能分别在男女中抽样研究有关问题的比量。

我是从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开始在“内地农村”里寻找与江村不同的类型。江村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苏南农村类型。我在昆明附近的禄丰县（今禄丰市）附近找到一个没有手工业的农村，学名是“禄村”。禄村农民的生产和收入主要是耕田。我对这个农村进行了微型分析，写出了《禄村农田》。于是再在滇池附近去找手工业较发达的农村来比较。我和张之毅同志一起在易门县找到一个这样的村子，我们叫它“易村”，这个村子种了很多竹子，用来编织和造纸。后来，张之毅同志写成了一本《易村手工业》。他后来又到滇池南边马帮云集的玉溪县（今玉溪市），去调查了一个受到商业中心影响较深的农村，我们叫它“玉村”，写成了一本《玉村商业和农业》。我今天不去讲这些调查的内容，只是要说，我们这样做是在找不同类型的农村，进行比较。我在1953年初访美国时，在芝加哥大学根据这些内地农村的调查编译了一本书，名叫Earthbound China，意思是“被土地所缚束的中国”。

我在昆明从事内地农村调查这一段时期里，指导我调查方法的想法就是上面所说的类型比较法。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我在美国从事编译时经常接触雷德菲尔德（Redfield）社会人类学教授的一家人。他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女婿，也是接班人。他和我不谋而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

我从美国回来后，一方面我要负担云大和联大的教课任务，一方面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动，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掌了权，对民主运动进行压迫，我下乡的条件就减少了。我利用这段时间，把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整理我过去调查的心得，在讲课中就家庭问题和农村问题发挥我比较有系统的论述，后来编成《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本书。《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中国农村的基本性质。

我从昆明回到北平后，接着写一系列短文，提出了城乡关系、权力体系等问题，这些文章后来都收集到小册子《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里。美国雷德菲尔德夫人把其中一部分翻译成英文，在芝加哥出版，书名China's Gentry （《中国的士绅》）。我提到这些是要指出，调查是基础，本身受着一定理论的指导，而也为提出理论性观点做了准备。理论和实际是永远不能分离的。这是我自己治学的经验。至于指导我调查的理论是否正确和我后来发挥出来的理论是否正确，那是另外可以讨论的。在治学的方法上我是这样做的。

从全国解放的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里，我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民族问题上，所以不在这里多谈了。只要提到一笔，因为我重访英伦时在母校认识的一位同学格迪斯（Geddes）教授，他参加了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得到周总理的批准，到江村去做短期考察，因而引起了我重访江村的计划。当时我取得领导上的准许，偕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一些年轻学者，又到江村去调查了一个多月。我有事返京，写了《重访江村》一文，原定分三次在《新观察》发表，可是刚发表了第二篇，反右斗争开始了，这篇文章没有写完。从那时起到80年代，我一直没有机会做农村调查。

直到1981年，我第三次去访问了江村。后来在英国以《三访江村》为名发表了我的感受。1981年以后我每年都去江村。我还介绍我的学生住入村里，调查各自的研究课题。

近两年在江苏展开的小城镇调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小城镇调查研究，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经过，后面有专讲介绍。

下面想谈谈我在几次农村调查中形成的对于中国社会特点的一些看法。

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具有很浓重的乡土特点。这些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呢？几千年来，汉族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种植业的收获取得食物。种庄稼的悠久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其中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用来维护这个经济基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曾称之为“五谷文化”。

五谷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人和土之间存在着特有的亲缘关系。1911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农业学家金（King），曾在中国、日本调查农业，著有一本《五十个世纪的农民》。他是以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协和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还将继续养育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

这本书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我在《乡土中国》里叙述了人们怎样在农业社会里把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产四季循环不已，人也是死了的回到土地，又生出一代新的人来循环不已。这个循环构造了乡土社会人的特点。

五谷文化的特点就是世代定居。人以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人们跟着也必须定居，聚居在一定地方，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人粘在土上，只是不得已才离乡背井。所以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的，人口流动小，村与村都可以自成一体，互相隔绝。理想的形式用老子的话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反映到现在就是“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闭经济。

被土地束缚住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种田种出来的。种田规定了他一定的空间流动性，规定了人同人的接触面，相互往来的人中没有陌生人，整天在熟悉的人之间过生活。熟悉是人们从长时间里、多方面的社会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老是在熟悉的环境、不流动的社区里生活，人们会产生一种不善于适应而且想回避新事物的性格，就是那种老话中所谓土气十足的性格。在一个范围大、流动多而快的社会里，人们就会发生一套和乡下佬针锋相对的性格。我在《美国人的性格》里说过，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水上浮萍，根不相连，浪潮把它们冲涌到了一起。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相处，没有什么“人情”、没有什么道义可讲，一切靠法律办事，连剥削也得按法律办。欧洲近代的思想家们宣传了多年的思想，就是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都有独立的人格，人们一起生活应当靠个人同个人订立的契约来维持。有些学者把人际关系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生而有”的关系，如不能选择的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关系称作status，可译作“身份”。另一种是“自由意志决定”的关系，称作contract，就是契约。西方的立法精神就是从“契约”观念出发的。契约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法人”间缔结的。西方“自由”这个观念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人权”的观念也是从这里生出来的。

西方社会里公私要分划得清楚，走出小家庭之外，人和人得公事公办。不得介入私人关系，在英文里叫impersonal。朋友见面要先打电话约见，到了人家家门要叩门，得到了允许才能进门。如果直接闯到别人家里去就会被认为是一件失礼之事。在我国，朋友间就不能斤斤计较，越是要好，越是不分彼此，也就越personal （私人的）。到人家家里去，推门就进，即使敲敲门，说声“我”，就行了。在熟人的世界里，一声“我”就能判断来的是什么人。进而，彼此关系熟悉到一定程度就不用说话了，语言也变成多余的了。我们现在天天接触新的面孔，接触到的只是这个人的一个方面。换一个人接触时又可以是另一方面，这样就冲淡了对每一个人完整的形象，要亲热也不会亲热起来。这种情形就和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同了。

乡土社会的结构有个特点，就是以一己为中心，社会关系层层外推。我称之为“差序格局”。差序就是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兄弟的老婆，嫂子家的弟兄，我孩子的舅舅等，构成一个由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关系网。这个网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正所谓“一表三千里”。这和以个人之间契约来结成的团体不同。团体有边有际，在这个界限之内人人平等，规定下不同权利和义务，像是一匣火柴捆成一扎。一个人可以以不同“法人”的资格进入不同团体，团体又可以“法人”资格进入更大的组织。是和“差序格局”不同的，所以我称它作“团体格局”。

重农轻商也是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熟人社会里怎好意思谈赚钱。你到瑶山去看看，挑货郎担做生意的都是汉人。为什么瑶民自己不做生意呢？他们会告诉你，我们都是亲戚朋友，怎么好要钱呢？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最低，士、农、工、商，商是老四，倒数第一。在汉代农商孰重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结果是重农派胜利了。这是乡土社会的本色。司马迁写了《货殖列传》，后世还有人为他惋惜，怎么这样的大手笔竟给商人们做传记。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商人是敲竹杠的，是寡情无义之徒。他们斤斤计较，重钱不重情。不要说大家闺秀，连乡村姑娘也不愿嫁给做生意的人。这种轻商的意识形态背后，有着很深刻的封建传统。现在仍然流行“商贩中有没有好人”的疑问。你去做生意，大家都看着你，说你是走歪门邪道，这对经济发展是大为不利的。

意识形态是从生活里生出来的。中西社会历史不同，形成人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和人生观。西方的现代社会充满了浮士德式的精神，是运动的，充满矛盾、创造、破坏的社会，崇尚攻取追求，讲究不断探索的精神。人们爱问人是什么东西，死了会怎样，关心死后的“天堂”。中国的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连月亮有圆缺，好花有谢落都会引起诗人的伤感。西方现代社会赞美日新月异，认为古老的事物落后了，老年人落后了，后来者居上，下一代应比前一代强。中国传统社会称道越老越好，老成才能持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五四”掀起的新文化的思潮，就是想跳出这个传统框子，可是这个框子有它的经济基础，生产不发展看来是不那么容易跳出的。

当前，我们正在从一个乡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变化简直太生动了！从每一个社会细胞里面，即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农村调查的新课题也应当从这里面去寻找。

农村里有了小型工业，媳妇变了，婆婆也得变。这真可叫作思想改造！以前那一套吃不开了。怎么变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曾提到过，在40年代，昆明乡下有一批农民进厂做工人。史国衡同志研究了这些人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现在，农村里发展了工业，农民不一定要跑到北京、跑到石景山去当工人，而是就在本乡从事工业劳动了。不打散他们的家庭，而是把工厂搬到他们的身边。这个变化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作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亦工亦农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同单纯务农的人是否已有区别？和城市的工人又是否还是不同？

我认为，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养成的乡土社会向工业时代过渡的比较妥当的道路。工业放在某一个地方，它对经济变化的作用，一般人都能看到。不容易看到的是农民怎样变成工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怎样变化。我们的农村调查不能只停留在农民收入提高多少这些方面，还应当深入到精神生活里面去，进行触及灵魂的变化。这一点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功夫。

要了解农民不能单凭几个数字。要了解在他们脑子里的思想活动比获取统计数据更难。你不懂得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得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

生产力变化背后是人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冲击着人的社会关系。我们要抓住人的变化，抓住八亿农民的特点，把“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迈向现代化的一步步脚印通过研究描绘出来。

另一个课题是农村商业流通的变化。我们的传统社会重农轻商，流通不发达，保存着大量不通过货币的物物直接交易。这次我到连云港时，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碰到了一位中年妇女，见她拿着一大包花生。我问她：这些花生是从哪儿买的？她说是舅舅送的。深入一问才知道她家住在附近的一个县里，那里出大米，这里出花生。舅舅家要吃米，她这个做外甥女的就把米送来，舅舅每次都要回送给她定量的花生。严格说来这不能算是交易，但舅舅如果老是不给花生，外甥女恐怕也就不给他送米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米与花生不但物物交换，还要靠亲戚朋友来流通。由此可见流通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近两年农副业上去以后，生产力一提高，马上冲击原有的流通渠道。几个星期前，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民要汽车的文章。农民写信向我要汽车，我说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农民要流通，要现代化的流通工具，冲出自给自足的小圈子，这不是应当予以重视吗？流通要工具，要社会性的交换渠道，要流通的物质基础。农村生产商品化程度一高，生活好起来，对商业流通的要求就强烈了。这个要求也冲击了我们脑筋里对于“商”的传统观念。如果还是按“士农工商”那样把商人看作“臭老四”，还有谁愿意来做生意呢？我们要抓住这个课题认真搞一搞。

外国人已经能够到月球上看我们了。我们同国外的差距相当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同人、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老一套中的不少东西保不住了。我是小镇上生长大的人，还是很喜欢镇上的茶馆。到那里坐着，喝一碗茶，下一盘棋。可是形势不允许了。我不能再像我父亲七十多岁时那样，每天早上到苏州城小店里吃顿早点，每顿都有新花样，而且便宜得很。然后回来休息一下，找个朋友，到茶馆里落座下盘棋。我可不行了，我们不能赶上人家，我怎么能安心在茶馆里吃茶呢？时代变了，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变了。这个变化一直从农村基础上变出来的。我们的农村调查必须抓住这一个出发点，从“变”字上做文章。

我从1936年开始江村调查，到后年就是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题目。我打算明年，1985年，再去江村深入调查，能在1986年写出一本《江村五十年》。这是我的主观愿望，还不知道老天肯不肯玉成此事。这要到后年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