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
我对知识分子的调查是密切和各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相结合的，因此，我得讲一讲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阶层应放在什么地位？其作用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很早就提出来过，也有过一些结论，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时期，国家建设急需知识分子的协力合作，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如何使用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爱国的，过去受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就存在着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就应该放手使用。另一种看法，认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阶级烙印深，在头脑里充满着封建、资产阶级的思想，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前一种看法，直到70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占上风，在过去近三十年里，后一种看法越来越压倒一切，“十年动乱”达到了高峰。
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是一个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民盟中央担任文教工作，经常接触知识分子。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当时民盟的工作，主要是执行党的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我当时对这个政策并没有怀疑。清华一解放，我就主持当时所谓“大课”，就是全校师生共同学习社会发展史等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我写过一篇记述清华进行思想改造工作的文章《艾思奇三进清华》，写得有声有色，在《学习》杂志发表后，陆定一同志还叫我去，批评我火气太大；用现在的话说是太“左”了。我当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感受，反映在我那个时期所写的许多篇文章里，后来收集成一本小册子叫《我这一年》。现在可以认为是一本历史研究的资料，确实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
我在这段时期，一直注意收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陆续通过民盟组织向党反映，很得到领导上的重视。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个专家局，专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我被任命为副局长。我曾向领导建议两件事：一是建立智力档案，把中国究竟有多少专业人才摸摸清楚；二是实地调查知识分子里存在的问题，设法促进他们的积极性。我自己就衔命利用去西南进行民族调查的机会，顺便通过民盟的机构进行知识分子调查。
最近，我读到周恩来总理1957年4月24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里面曾提到过我的这次调查。他说：“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如民盟，它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1]周总理所提到的那篇文章，就是我从西南调查知识分子回来后写的。这篇文章的政治评估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我只想说，周总理是认为它写到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
我怎样摸到人们心灵深处的呢？我想关键是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上。我是以帮助盟员同志们解决阻碍他们发挥积极性的问题为目的的，而民盟同志也是真心实意地想积极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所以双方有共同的基础。其次，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心心相印，有共同语言。
我有一次曾说，我见到钱伟长不用说话，看他的这副面孔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了。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是我确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容易听到真心话的。
一切科学结论是否符合实际，首先是要看它所根据的素材或所谓数据是否真实。我在知识分子里进行调查，能得到比较真实的素材，不能不是由于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在当时说，是个知识分子所信得过的人。这个道理适用于一切调查工作。要做好社会调查，必须首先建立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要互相信任。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十年动乱”时“四人帮”派出来的外查内调来做反证。我自己当时是个经常要被调查的人，要从我的口上找到适合于“四人帮”用来诬害人的材料。我心知其意，所以总得千方百计说假话来掩护我所认识的人。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也说明了，要从别人口上取得实情，没有一定相互信任的关系是不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用金钱来收买。在我们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这个看法我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我在调查时采取的具体方法，主要是串门访友，然后找出一些问题，如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他们所得到的待遇、业务工作上的条件等，分别开专题座谈会，和盟员同志共同商讨。由于我对这样搜集来的材料具有亲切的感受，所以比较容易接近人们心灵深处。
我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调查，带来的个人遭遇，在座诸位是都知道的。我本人是个知识分子，自然应当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这是历史决定的大事，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以我个人说，最遗憾的是在我自己的学术生命里丧失了二十多年，那是无可追补的。当我有条件恢复调查工作时，我在1981年又受民盟的委托，去西南进行知识分子调查。这次调查是配合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二十多年中，像我一样遭受冤屈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遍布全国，极左路线造成的创伤是极大的。这些冤案要平反、改正，所以各民主党派要出力帮助被害的成员得到正当的处理。
我在上述的目的外，还想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当前知识分子中还存着些什么问题。到了地方上初步一摸，就发现这次调查和上一次调查的情况已有一定的区别，这区别倒不只是在调查对象这方面，也包括在我自己这方面。一转瞬间我已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了，像我一样年纪的知识分子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现在知识分子队伍里绝大多数是中年知识分子。如果我依旧采取串门访友的办法来找问题，限于接触面，一定不容易抓到要害。在和我年纪相近的知识分子中，主要是冤案错案的问题，免于遭殃的人不多。但是，中年知识分子中，这不是多数人的问题。要去发现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由于我直接熟悉的人不多，所以采取了用问卷开始的方法。我和少数中年盟员一起搞出了一套问卷，发给了昆明市的全体盟员，经过统计，使我发现，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收入低、生活负担重、身体多病，而且工作繁重。我就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迅速向领导反映，引起了重视。
就在这次调查中，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体会。过去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一个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问题，比如，收入低、身体差、不受信任等；经过这次调查，我自己觉得眼界扩大了一些，看到了我们国家整个智力资源的问题。当然，我向专家局提出搞知识分子专业档案时，也有了这种想了解中国在各门学科中有多少实力的问题，但是不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这样深刻地感到开发智力资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这牵涉到对知识的认识问题。知识固然是在一个个人的头脑里，离开个人就不能有知识。但是每个人都没有从母胎里带来什么知识，母胎里带来的只是得到知识的能力，一切知识都是在出生之后学习来的。孔子的《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颇有见地。人的生活方式是靠学习来的，不是生来就会的。这也就是人之所以和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学习就是知识传递。从哪里学来的呢？个人知识的来源是社会。社会是众人的知识库，这个库房物质上是社会上所有人的头脑，而其内容则是这个社会长期历史的累积。个人的知识取之于这个宝库，然后加上个人的创造，又回去保存在这个宝库里。储存在这宝库里的知识总和，就是我所说的智力资源。
“四人帮”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失就是削弱和损害了我国的智力资源。个人的冤屈事小，国家智力资源的损失事大。因为在现代世界上，还是个列国争雄时代，而决定胜败和存亡的，就在智力资源的强弱。物质破坏很快可以恢复，而智力资源却是件“百年树人”的长线事业。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智力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科学开发的生力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过去就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李四光之前，人们不知道中国有石油，点灯要买洋油。可是，李四光懂得地球结构、产油的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得出中国有石油的结论。现在，我们快要成为一个产油国了。这个例子说明自然资源只有通过智力资源才能发生经济效益。
我们中华民族要继续发展下去，要走到人家的前面去，那不是件说空话能做得到的事。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中国智力资源的实况，据1952年普查，我国至少有两亿两千万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过一千万，这和现代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还不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失望和痛苦。记得汉朝的刘邦，起初最瞧不起儒生，说打仗靠力气，要识字干什么。后来得了天下，才使他悟出了这个“天下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我想，这个历史总结，人们不会不知道，可就是没有决心去接受这教训。
日本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我看这与他们总结了维新以后的经验，抓了智力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对美国的原子弹毫无办法，它把日本炸成一片废墟，给日本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决定，小学教员的工资不许降低，孩子们吃的粮食由国家供给。二十几年过去了，这批当年的孩子都成了现在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智力水平，能够接受最新的科学信息，他们对日本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应该承认，人家那样做是对的了。50年代时，我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差不多。相隔三十几年，差距拉得这么大。有些东西拿来了，我们还不会用，甚至上了一些当还不自觉，还以为人家是好意。想起来真叫人痛心。
我国三十岁左右的人，在上中小学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是黄帅们的天下，一代人的智力发展就这样被损害了。一个人被抄走的东西可以重新取回来，可是一代人的智力损失，怎么弥补，却是个大问题。许多青年虽然在大学念了几年书，可是出来到了工作岗位才发现自己掌握的东西太少，太有限，甚至用不上。他们是今后的骨干，有多少人呢？一年一千万，五六年有多少人啊！确实是一代人的问题。
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下一代接不了上一代。我自己的水平本身这么低，可是要找一个接替我的人都很困难。难怪人家说，现在有几个教授能上讲台，不用讲稿就能讲课的？可是，我碰到的老师却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照本传达的教学法。当前的中年知识分子，毕业于“文化大革命”前，一入大学就碰上“四清”，上山下乡，念了多少书？现在努力、补课都感到吃力了。再往下去问题也更多，一上高中就文、理分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不是搞教学，而是在搞科举。我们的祖国正要靠他们来复兴，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本钱，难道我们不应该多想一想怎样恢复和发展智力资源的问题吗？！
再说农民，虽然他们有进步，可是这个进步看来不是靠文字。为什么文盲这么多？农民为什么不要识字呢？第一位的原因是生产力落后，知识传授还是靠传统的口口相传的办法，以个别知识、个别经验为基础，不追求普遍原理。其次是生产关系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制度是吃大锅饭的性质，没有知识照样吃饭，出现了反知识、反理性的潮流。可是一旦实行了责任制就感到知识不够用，有些人连种田都得重新学习。
工厂也有这个问题，许多人边生产边补课，人人都感到知识不够用。现在我们应当研究技术工人怎样培养、在哪里培养等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现代化的问题。
智力资源的调查，是一个宏观的调查，我从昆明的民盟盟员知识分子调查开始，又倡议建立智力档案。过去我们国家的人事档案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祖宗几代的阶级出身很完整地记下来，甚至道听途说的“小报告”也原封地保存在档案袋里。这些显然不能适应当前现代化的要求了。是不是能搞个专业档案呢？凡是有专门技术和有学术专长的人，把他们的情况如实地上档，有了电子计算机，要用某种人才，一下就能找得到姓名。其实，我的业务档案在美国早就储存起来了，连别人的文章里引用过我的著作的频率都有数据。这并不是件难于做到的事，但总得有人动手做才能实现。为此，我倡议民盟带个头。现在表格已经发给了全部成员，明年（1985年）春节前后，就可以训练一批人员，在各地把资料输入计算机。听说教育部也已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教师做了登记，也输入了计算机。接下去是怎样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
要开发智力资源，离不开教育，民盟作为一个智力集团，拥有几万个各级学校的教师。因此，为了配合党提出的教育改革，已经多次在盟内进行讨论，把各种意见整理出来，向领导反映，这也是一种调查工作。社会调查，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领导在被领导中走群众路线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各部门的工作，是行政工作科学化和现代化必须采取的方法。我想在这里附带说几句。
我们在天津开始过有关家庭问题的问卷调查，后来天津市政府采取了这个方法，在去年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称作千户问卷调查，就是在天津市内抽出一千户做样本，让他们填写在生活上感到困难的是哪些问题。有了这个调查，天津市政府就根据群众的意愿，定出当年要为市民解决哪些问题，做哪些事。这样取得了市民的赞扬。有人主张在中国也搞美国盖洛普式的民意测验，我并不支持，因为我相信我们完全有条件通过天津那样的“千户问卷调查”，更真实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一定能够通过人民直接主动地参与，取得更正确的民意反映。
从智力资源的概念出发，不但注意到了它和教育的关系，而且也注意到它的流动和效率。这就结合到了我上面在民族调查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从边地外流和倡议智力支边这件事。另一方面是智力怎样扩散的问题。1984年我到内蒙古赤峰去开展边区开发的调查时，在翁牛特旗的驿马吐科技村，看到新的农业知识怎样从村领导一级传递到农民手上变成提高农业生产的力量。这项研究阐明，在一定文化程度上，知识的运动必须通过一定的层次。在文盲和初小程度的农民中，以驿马吐村为例，从村一级到生产户，中间有五个科技知识传递的层次。这是因为在这些生产者中间，主要是以直观口传为知识流通的媒介，如果和现代化的国家相比，差别就很显然。比如，拿我在加拿大参观过的一个农场来说，一共有十公顷的土地，只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管理，田间作业全部是机械化。这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从杂志上取得机器更新的信息，又从说明书上看到怎样装备和运用这些新机器。其他科技知识可以直接从大城市里取得，通过文字媒介。
智力的开发离不开信息，所以智力资源的研究和信息的研究又联上了。我们在乡镇企业的研究中，就着重调查了在这种企业里信息所起的作用，而得到社会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这说明社会调查是不断发展的，它是和理论密切结合的。它不仅是社会研究资料的来源，也是社会理论逐步深入的门径。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密切结合成一环扣一环的系统。我们只有勇于接触实际，解剖实际，顺着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能一步深一步地反映出存在于实际之中的规律，那是社会学发展的不二法门。
现在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期。要改革确实也不容易，问题太多、太复杂。我们不能凭主观意识，对什么不满意就改掉什么，要找原因，搞调查，还要因地制宜。我觉得中央的担子很重，我们大家都要出把力，把最需要创造，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度过去，进入我们共同想望的美好的未来。
听了今天的课，想必大家会感到做一个知识分子不容易吧！大热天我可以在家写书，比这儿舒服多了。可是我还是挑了一个不舒服的事做了。为什么呢？我总希望我们这个智力结构能改变一下，要对历史损失的部分进行补课，这不是空话。要帮助一切受损害的人尽可能复原，需要我们做许多繁重的工作。有的老同志退休了，有了一套安适的房子，我说这很好。可是我还不能这么做，许多事还没做完。在座的有些同志千里迢迢赶来听课，出了不少汗，我希望你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想想我们的智力资源的处境，怎么不急起直追，为它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你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工作。我虽则年纪大了，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对大家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注释
[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