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庭调查
我自己所做的有关家庭的调查是结合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进行的。我写的《生育制度》就是在这些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自成一家言。
“家”，或者叫“家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养生送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人生出来了，长大了，和一个异性结婚，然后又生孩子，老的时候要别人养他，最后免不了一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生下来？有人觉得问得离奇。我对“家”的兴趣、对家庭的观察、对人类生育制度的研究，却正是由这个问题引起来的。
人们的养生送死，几千年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称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
我对家庭的研究，第一步就是直接观察，从中取得生动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35年，我同我的爱人王同惠一起，到广西金秀瑶山，调查花蓝瑶人的社会组织。我因为带着体质人类学调查的任务，白天和我的爱人不在一起调查。她每天晚上把她调查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就提问题。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完了第二天再去调查。不幸的是，那次调查的代价过于沉重，我自己落入陷阱受了伤，爱人为救助我献出了生命。她死后，我把她调查的材料，以及我们天天晚上一起讨论的内容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我对家庭、对社会的一些基本观点就是从那时的讨论分析中开始形成的。
我在养伤期间到了太湖附近的“江村”，我以更大的注意力从各方面观察江村农民进行基本经济活动的单位“家”，从“家”的结构、职能，到在“家”内生活的一切活动。并对观察到的情况做了记录。后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书里有关家庭的分析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我对家庭的观察，不是盲目地看。主要的方法还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文化背景同我们很不相同的花蓝瑶、江村的农民、西方的美国人，他们的“家”和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在比较中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亦看到各民族各国家庭的共同点。
怎样去分析观察到的事实呢？我采用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讲，叫作系统分析方法。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的事物组成了客观存在的系统。系统分析，不仅要把组合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即组元）在系统内部的地位与作用搞清楚，而更重要的是要把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反映出来。这种关联是客观的、动态的。它不能凭我们的想象来描述，而要从千变万化的生活行为里边找出客观的联系和运动，由此得到一个系统的本来面目。我和王同惠在瑶山时，每天晚上讨论白天得到的材料，就是沿着这一逻辑的线索，从一个家庭，包括些什么人，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直到由许多家庭组成一个整体的社区生活的结构，把事物和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比较清楚地从事实里抽取出来。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我从“家”开始，到“财产继承”，再到“亲属的推广”；又从家庭生活中的简单分工、工作日历开始，到社区的职业分化，再到农业、手工业、流通、财政金融；最后将两者在与土地关系上结合起来。由此我分析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的各种关系，指出了“被土地束缚住”的社会的特点。
我的写作方法与别人不同，是在教学中围绕一个问题对学生谈想法，讲完一课就写出一章，《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生育制度》所述的是我个人对社会怎样新陈代谢，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
我们的感性知识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个的人组成的，是一套社会身份如父亲、母亲、女儿、儿子、教师、学员……组成的。没有不死的个人，可社会却不能因成员死亡而消亡。社会要“生”下去。个人总是要死亡，就发生了这个社会与个人生与死的矛盾，只有采取用新生的成员来代替死亡的成员，才能维持住社会的延续，这就是社会的新陈代谢，社会这个实体靠了这个作用才能延续下去。实际上，我的身体里没有一个细胞能随着我的出生一直活到今天的。作为一个生物机体，每个人身上的细胞都是不断生出、不断死亡的，可我还是我，“我”是个连续性的实体。费孝通嘛，隔多少年人家还认识我。整体没变，构成我这个人的细胞却变了。但如果所有的细胞同时死了，我也就不存在了。社会要继续存在下去，同样要依靠成员的新陈代谢。有人“退”出社会，又有人“进”入社会。社会中的“生育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需要而产生的。
人是哺乳动物，人之“生”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我在一个电视节目看到：一个母亲管教孩子，孩子不服管，就说你为什么生我，又不是我自己要到这世界上来的。这话很有道理，妈妈怎么回答得上呢？在一个人“生”出来之前，为这孩子的出生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社会活动。这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爸爸和妈妈要结婚，要经过社会的允许，这个爸爸的爸爸妈妈要为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积钱，造房子。假如没有这套，世界上就不能有“我”这个人了。一个人生出来了也并不是“自在”的。他一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他存在的社会结构，已经为他规定了种种行为模式。每个新生的人都要从头学起。人正是靠了学习，继承文化的传统，掌握生活的本领，取得一个个社会身份，成为社会承认的成员和文化的继承人。他不仅自己学会了就算了，还要生出孩子来，把这套生活的本领教给孩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这样，不但人类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文化，世界上也没有人能活得下去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动作发生得极其自然，以至从不去考虑应该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我们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生活的基础就是靠了这些学来的习惯。习惯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习得”的“惯例”。你不能创造一套个人专用的语言，只能从小起去学大家已经用了很多年的语言，否则别人就不懂你的话。
人的语言、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身份等，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积在社会里的个人创造，成为社会共同的“遗产”，是文化的积累。我们的行为都可以说是继承文化的“复制品”。当然每一个复制品不可能同真品完全一样，但有一个模式竖立在那儿，复制品即使有差异，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每个人通过“学”，掌握这种模式，不学就不能生存下去。
梅兰芳在台上演《贵妃醉酒》时，身份是杨贵妃，下了台是一个以演戏为职业的梅兰芳自己。实际生活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个“角色”之间“串”，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身份。什么叫身份？身份就是一套社会共同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有它的思想感情的内容，有表现它的动作。一个人的一生中，必须通过“学习”掌握社会中整套与他的各种身份有关的行为方式。
人还要学习使用社会性的交流工具。共同的心理要用共同的语言表现出来。两地分居照样可以发生联系。一个妻子不识字，画了几个图寄给丈夫，丈夫懂了。因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共同的东西，别人就不能懂。要使普天下的人都懂，就需要共同理解的传达工具。个人创造的东西成为社会的东西以后，就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不少音乐名曲，我不会欣赏。我的外孙女儿就说我没有音乐细胞。我对音乐这个共同财富就不能享受，要能享受得经过学习，也许不能说没有音乐细胞，只能说音乐细胞没有起作用。
人生下来时什么也不懂，可是经过学习，逐步变了。人与动物不同，人能思维，能创造，在原有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人的创造力，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因此，社会同个人，对立又统一。
生育制度中的生育，包括生与育两层意思：生出一个人来；再把这个人培养成为社会成员，以接替由死亡造成的社会空缺。这个过程什么社会都要有，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人要老，还要死。为了人这个必然的死，社会就必须发生这一过程，即社会的继替。倘若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具有生而有之的遗传本领，那么继替的过程就简单容易得多了。可惜在社会关系中人的遗传因子只发生潜在的作用。不经过长期的学与习的过程，人无法与他人进行交往；社会也决不允许一个“自然人”进入到自己的机体。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绵不能靠生物性的继替，而只能是社会继替。既然是社会继替，社会就得规定一套继替的方式。诸如人怎么生法，包括谁与谁结合，谁来接生等；人怎么死法，包括葬礼等，即所谓养生送死。为了使“自然人”长成“社会人”，为确保社会新成员填补死者的社会空缺，还得有对孩子抚养、教育的种种规定。在我们的社会里，父母就有责任对孩子进行“管教”，从小坐要有坐相，吃要有吃相，错一点要打屁股。这一大套规矩就构成我们所说的生育制度。生育制度保证了社会继替的顺利进行，维持了社会的完整和稳定。
生育制度的历史来源，我不太清楚。不过，各个社会的生育制度是由它一定的文化决定的，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各种文化不同的社会都有各不相同的一套继替方式。因此，我认为生育制度是一个与社会并存的普遍范畴。正由于生育制度取决于社会文化，则文化的变迁也会导致生育制度的变化，这就是说，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生育制度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不管形式怎样变化，它必须包含生殖与抚育这两个基本现象。
我写出这本书以后，有各种批评。吴景超先生说，这本书好，里面讲的道理，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潘光旦先生说，这是你一家之言，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但我想，我的分析没有离开实际，不是空想，不是推测。我是根据各种社会养生送死的事实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
生殖、抚育这些事情在社会里是由哪些社会团体担负呢？主要是家庭，也可以说家庭总是担负生育任务的社会团体。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生”同“育”为基础形成的关系。什么是家庭？家庭是个译名。我们中国人口语里经常用的是“家”，含义很宽，如家里人、自家人等。英文family（家庭）的含义也很宽，但在人类学、社会学里，是指夫妻以及他们的尚未成年的子女，这是一种三角结构关系。所以作为科学用语，家庭指的是这样一个基本三角，由“夫”“妻”“子女”构成。各种变化逃不出这个基本三角。多夫、多妻、多子，总是从这个基本三角形变化出来的。具体的“家”可以缺少任何一方，“家”成为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三角。它是一个社会团体、社会组织，是组成大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
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形式是不同的，但各种社会结构中的家庭，其成员间的关系是一定的，有权利，有义务。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产生的母子、母女、父子、父女等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组成家庭不可缺少的，缺了任何一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家庭生活方式，即以家庭为单位发生的衣食住行的生活、生产、流通、消费的经济行为，以至娱乐活动等，是人类共同生活中最基本的场所。在这个基本核心之外，还有由此而推广出来的亲属系统。在亲属制度上外国和中国是不同的。
不同社会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拿“共同居住”来说，英、美、欧洲大陆的家庭，结了婚的孩子不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我有一次给外国人写信说，请带你的“家庭”一起来玩。他把他的夫人和所有未成年的孩子都带来了，可他的那些结了婚的孩子都没有来。因为结了婚，就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有独立的主权，父母不能管他，已被视为“家庭”之外的人了。
再拿“育”来说，他们那里的孩子十八岁以前不是“法人”，父母有责任、有权利管教。到了十八岁这条线，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是一个社会成员了，有他（她）自己的法律地位，一个“法人”，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父母对他抚育的责任也就完了。里根的孩子失了业，拒绝他父亲给他的支助。如果靠了父亲的地位来谋生活，是对他的侮辱。他们的整个社会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我们这里，孩子伸手向自己的父亲要钱是不会难为情的。如果我的女儿有困难而不接受我的帮助，我会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
不同特点的家庭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养生”公式就不一样。中国的公式是：FF1F2，叫反馈模式，也可叫反哺模式。上面的双向箭头表示父母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待到自己老了，孩子反过来赡养父母。这种模式是复合的，可以超过世代，如儿子死了，孙子接着赡养，再不行外孙也要赡养。这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农村“养儿防老”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孩子成年后，父母的责任也没有完。俗话说儿女再大，在父母眼里总是孩子，只要父母在，你到老都得受管教，尽管你也在管教自己的孩子。西方的公式是：F→F1→F2，叫接力模式。失去了一个反箭头，表示子女无须赡养父母。我生育子女，子女又各自生育自己的子女，每一代只管下一代，而且只管一段时期，子女一成年，父母的责任也就完了。在那样的社会里当一名教授，工资尽管很高，但很早就要想办法，考虑退休以后怎么办、生了病怎么办，把一项一项的费用、保险安排好了，才放心。上述两种模式都有自己的好处，也各有短处，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这几年对家庭发展趋势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大家庭数目和小家庭数目都有增长。你们可以看一看全国五城市家庭调查的报告。我在考虑，假定我们真的走上西方的道路，应该表现为主要是小家庭数目的增长。而当前我们中国三代人的直系家庭也在增长，这说明了什么？究竟是核心家庭还是三代直系家庭成为我国家庭的基本模式呢？我觉得，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只要具备共同居住的条件，一般则倾向于有一对已结婚的子女同父母住在一起。今年春节里，据说铁路上有一亿人流动，干吗呢？有相当一部分是要同父母聚一聚。我们子女不是常常一有空就带了孩子到祖父、祖母家去的吗！不像西方，一对夫妇到了周末想到去探望父母的不多，大都带着孩子到海边去了。我这么说现在还没有调查数字作证。我希望做这样一个调查，想知道有条件的话愿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已婚儿女占百分之几。农村吃大锅饭时，分家分灶的很多，搞生产责任制以后，不少分灶的人家又合在一起了。城市的核心家庭增多，我认为是户口政策的限制。个人进入城市，结了婚，成了家，在乡间的父母不能住到城里来，很可能一有条件就会涌入城市，使三代直系家庭为数大增。这些设想，都还得由各地的家庭调查来否定或肯定。
目前对于家庭的调查研究，我认为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农村经济变化对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看变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家庭职能的演变。譬如，教育以前是家庭的事情，现在有一部分由学校管了。学校是一个超越家庭的社会单位。又如，为什么我们生产责任制一下子就搞了起来？为什么家庭作用这么大？家庭的生产职能在家庭的历史发展中是逐步移出的。公社化后，生产职能移到生产队。事实证明，并不利于经济发展。现在家庭又成了经营单位，生产职能增强了。家庭结构、职能的变化，会带动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包括相处的关系、相互的责任、相互的感情的改变。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在改变，我们就得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实际情形的改变，又要看到是什么力量促使着它改变。以上是我对今后家庭调查课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