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城镇调查

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人说我小城镇题目抓对了。其实，30年代我在家乡调查时就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看法。虽说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但说明小城镇研究是有根的。那时想研究却又缺乏研究的条件，发展小城镇还没有成为客观的事实。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明白了许多道理，我们从大量事实里看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中国要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农村责任制成功了，接踵而来的自然是发展小城镇的问题，所以我说是时间到了。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

1982年，我四访江村时，发现了农村建设中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农村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1982年就决定从农村升上一级，去调查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集镇。应该说这是客观现实要我们这么做，要我们去认识这些现象。

小城镇调查始终坚持了两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就是到现场去亲自观察，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就是同各层次的实际工作者密切结合，和他们一起开展工作、讨论问题。从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出发，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实地调查。我们第一步先了解江苏吴江县内各镇的基本情况，然后加以分类。分类的目的是突出这些镇各自的特点，找出镇与镇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实际上做了定性分析的一部分。第二步是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从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关系上看镇与镇之间的内在联系。层次划分实际上规定了各镇“乡脚”的大小范围。第一步和第二步是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析，打破了以前在概念中兜圈子的习惯。第三步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层次，定点、定人、定题。第四步进入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综合。最后一步是请各方面的人员一起来听汇报交流，直到请专家“会诊”，开创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讨论问题的新局面。

我们在小城镇的调查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弄清了许多我们以前并不清楚的各种现象间的联系，因而使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关于小城镇研究的详细内容，请大家去看《小城镇大问题》这本书。今天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实地调查中是怎么发现问题的。

要说小城镇这个问题是怎么在我的脑子里发生的，还得追溯到30年代我刚进入开弦弓村调查的时候。我从周围的现象中感到有一股外来的力，在制约着村子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股力发自村子外边的镇。那时，我抽烟很凶。到村中小店买烟，不料店里不卖整包的烟，只是一支一支地零售。店主对我说想买整包的烟去叫航船带。意思是说委托航船到镇上去买。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村子连一包烟都不卖。村里人明明在抽烟。这个问题为我开出了一条调查的线索。我开始了解小商店，商店的规模大小、卖什么东西、每日营业额多少等。结果和我想象的不同，商店出售的东西，品种和数量都很少。我想农民大概能自给自足，烟抽得少。可是农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生活中总需要酱油、盐和日用品，这些不能自给的东西，到底靠谁来供给呢？我想起店主曾经说过的那条航船，于是我就注意起航船的动向。

原来，航船是一条很普通的农家运货的小木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村里的人便招呼船老板托这捎那，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篮子捎点其他什么东西。船老板根本不做记录都随口一一答应，接下瓶子和篮子便放进船里。我当时既佩服船老板的好记性，还怀疑他会不会搞错。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在这个熟人的社会里，人们彼此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农民家庭没有什么秘密，各家的房子是开放性的，谁家打个架四邻都听得见，消息流传得特别快。船老板能记得那么多事，其实也是这个原因。那时，从村子到镇上，水路要航行一个多小时。我跟着就坐航船到镇上去。当航船一靠岸，等候在河边的商店学徒一拥而上，抢着做各种生意，而船老板自己却去茶馆里落座喝茶了。直到下午事都办完了，航船才离镇返村。船老板在镇与村的流通线上很有点威信，村子里的米、蚕丝都靠航船运到镇上的米行和丝行。船老板因此每到年终能从镇上的丝行、米行等，得到一定的佣金和报酬。由于航船每天往返于镇、村之间，镇上的店老板和行经理也就对村子里的需求情况非常了解了。在镇旁的河面上停泊着两三百条船，镇周围的农副产品都集中在那儿。

商品流通是有区域性的。农村是生产地，产品集中的中心地就叫作镇。镇上的商品所能销售到的范围叫作“乡脚”，可称为腹地，就是集镇所服务的区域。每个镇拥有一定的农村作为自己的腹地，成为这个区域商品集散中心。

当时我的调查到此为止不能再进行了。一是时间不够用，二是我一个人单干不行。后来我的同学杨庆堃先生在山东就这方面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在他之后，一个外国人叫施坚雅（Skinner）的，在四川平原也做了比较细的调查。他根据“地方志”和实地调查的资料，考察了中国城镇的发展史，写出不少文章。有个日本人把我们长江三角洲的镇的经济发展史也做了研究。虽然我当时未能进入这一层次调查，可是，总感觉到了小城镇这种社区的存在对于农村和农民生活所发生的作用很大。

到了80年代，我有条件更上一层楼了。现在不是我自己单干了，有了一个课题小组。确实，调查一个市镇要比调查一个农村复杂困难得多，没有一组人不行。一个村子，只要找几个熟人，大体的情况就能摸到了，我可以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做出结果来。这是因为：第一，村里的干部要比镇里的干部更了解自己管理的区域，因此他们可以为我提供详细可靠的资料和情况；第二，我自己可以结识一些对村子熟悉的朋友，通过他们再进一步摸清情况。到了镇上可不行，镇上人头复杂，航船就有几百条。这次小城镇研究我还得从家乡做起。我对那儿比较熟悉，先前有过一些了解，也有一点群众关系。所以我于1981年带了课题组的同志先去探探路。探路就是把问题找出来。

我们到的第一个镇是盛泽镇，镇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时，说到现在人口两万六千，这时我问：新中国成立时有多少人？他说两万两千人。我一听觉得全国的人口在三十年里增加了一倍，怎么这儿只增加了约五分之一。接着我又问：最近人口是不是又增加了？他说是增加了，从农村里来的，但没有户口。我越听越觉得里面有文章。实际镇上住的还不止两万六千人。常住人员中有三分之一不在户口册上，比如“农民工”等，都不计在内。那么，盛泽本镇增加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不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情况，很可能从这里听不出问题来，我由于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没让问题滑过去，没想到还一下子就找到了小城镇研究的突破口。

当时春节快到了，我们决定过了新年再去调查。在苏州的宾馆里，我碰到一位招待我们的干部，正巧是盛泽镇人。从他那里，我找到了镇本身人口增加而没有记在现有镇内人口数上的人的去向。我很高兴他能对我说一些关于盛泽镇的情况，可是要过年了，他可不能早几天回家。他说晚两天回家不要紧，只是车子太挤，成千上万的人要回去，不容易买到车票。我说：好哇！我就是要找那两万上下的人！原来他们都到了上海、苏州的城里去了。我从这里抓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镇上的人口三十年增长得这样少？后来我去调查时得知，除了个别例子，吴江原有的很多镇，人口都下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回头上升了一些。

我们一个镇一个镇地去走访。在铜罗镇我们算了一笔细账，包括哪一年走多少人、走的原因等。铜罗镇的人说，土改时走了不少人，后来“对私营改造”又走了不少人。可是人走了给镇上留下什么后果呢？许多小店铺、茶馆关了门，粮食部门的干部代替了镇上的米行。接着又合并了不少小单位，原来在那里做生意的人统统被当作“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尾巴”被赶跑了、割掉了。

像铜罗镇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小城镇也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几乎都是因为镇的原有职能即流通渠道发生了变化，所以人才走了很多。不是走到乡下去就是走到城里去了，如果这种现象仅仅局限于一个镇的话意义还不大，但是全江苏省、全国差不多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它的意义就大了。胡耀邦同志1980年到云南视察，看到保山县（今保山市）的板桥镇萧条冷落、破旧不堪的情景，便说要恢复小城镇，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要使农村的知识分子留在农村，为建设新农村服务，必须建立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他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可在天津市，这些话传达下去了，半年过后一查，连影子都没有。县里只抓农业生产，不搞商业，工业也不抓，走的还是老道。现在天津不同了，乡镇工业大发展，在华北走在前列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的小城镇很快兴旺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起初都以为大概是流通渠道有所改进引起的。可是事实与我们的推测不同，直到现在商品流通不畅通还是个严重的问题。苏南小城镇的兴旺是由于有了工业，这是个新东西。镇从繁荣到萧条，又从萧条到繁荣，这个过程就需要问几个为什么，不要一上来就根据书本上的老话下定论。我们看到的苏南的情况是工业先出来。当时，农业生产力还没有很快发展，商业系统的供销社还在国营化的圈子里出不来。商业局和供销社一个在镇上，一个在乡下，加上粮食局、水产局等，把住了所有的流通渠道。其间只有一个因素变化了，那就是农民自己办起来的工业出现了，那时叫社队工业，现在叫乡镇企业。

社队工业我比较熟悉。30年代我姐姐就在江村搞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可那时是由一个专科学校负责帮助一个村子的农民办的，一离开学校师生的帮助，农民就办不起来了，因为当时不存在农民办工业的条件。尽管想了很多办法支持它，日本人一来就全完了。日本入侵者仇视中国的丝绸业，他们到震泽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丝厂炸掉。农民害怕了，自己把村里合作社的机器拆掉了，一点都不剩。这是我在30年代讲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结局。经过了四十年，人更多了，地更少了，可是一直没有正视人多地少的问题，除了70年代开始采取了计划生育的措施外，不是从积极方面去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口问题。在农村里人口在涨，而生产上的措施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一套，“以粮为纲”。60年代有一阵人们觉得工分不值钱了，“大锅饭”越吃越少了。产值赶不上产量的增加，人均收入更赶不上产值的增加。因为人多了，“大锅饭”里的饭每个人分得的越来越少了。到了70年代，出现抢工分的现象。一闹，才感到人口太多。可是大城市进不去，镇上又萧条，在无奈何之下，一股无法再压抑的力量促使大家走上了发展社队工业的路子。

现在看来，人多地少只是发展社队工业的内在因素，而“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是它的客观条件。“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很多干部、去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和退休回乡的工人，在当时起了不少作用。第一把知识带下去了，第二把社会关系带下去了。那时，城里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任务完不成，于是工业就下乡了。

社队工业是集体性质的，其收入除了向国家交税，不需纳入计划经济。这样，赚了钱可以直接提高农民收入，办学校，支持小镇的建设。大家知道有一种比芝麻粒还要小的药，叫“六神丸”，装“六神丸”的瓶子要有个小小的橡皮塞。塞子虽小，力量不小，它支持了震泽镇上的一所重点中学。这所中学办得很好，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办了生产“六神丸”瓶塞的小工厂，为教学提供了不少资金。当然这个厂并不是社队厂，但道理一样。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农民尝到了甜头，整个苏南各地出现了新的局面。吴江县有个莘塔镇，处于上海与江苏的边界上，是个水荡密布的地区，像迷魂阵一样，水网错综，像天津的街道，不识路的人转不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土匪很多，又乱又不安全，许多人出走到上海做工、当保姆。现在这些人看到家乡变化可喜，便回来搞工业了。他们生产各种各样的灯泡，有的还外销；他们利用汽车底盘敲出保健车、小客车等各种车辆，还搞电梯的装配，四年时间就使自己的乡镇换了新貌。他们用三百几十万元钱建造了新的电影院，改造了街道。莘塔镇的变化不仅是吴江县的普遍现象，而且在整个苏南地区都能看到。沙洲的欧桥大队，许多人都去参观过。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去参观的时候说：“你们已经现代化了。”我到他们的招待所一看，比北京的“一招”还要高一级。此外还有说书的书场、电影院、托儿所，原因就是搞了工业。

我在1980年春节在人民大会堂发过一个言，介绍了苏南社队工业的发展。当时还引起了不少不同意见。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那么办社队工业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不同意见持续到去年下半年，中央直接派人去调查。1984年的1号文件、4号文件才肯定了乡镇工业在社会主义经济里的地位。我说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定要有个过程，不同意见能够发表是个好事。有了不同意见，我们就能既看到它的坏处，又看到它的意义；反复进行研究，再下结论，制定一个合乎实际的政策。这个过程是好的，是民主的，不是戴了帽子不许说话。很多知识分子从这个事情的经过里受到了鼓舞，感到我们有了作风上的改变，有了实事求是，有了群众路线。

为了进一步探索小城镇问题，我们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几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

以上所说的只是苏南的经验，苏北小城镇的情况怎样，还需要做直接观察，然后再做比较分析。于是在今年我们越过了长江，在苏北进行调查。苏北原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有些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吃粮靠救济。直到80年代才成了提供商品的基地。那么，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后，苏南的经验能不能适用于苏北呢？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按照江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划分了三个区域，即苏北、苏中和苏南。苏北包括四个半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及扬州的一半。苏中包括两个半市：南京、镇江、扬州的一半。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个市。这个划分不同于地理区的划分；地理区的划分依据是长期的稳定的地理条件。我们是按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来划分的，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发展区。这三个区域的经济特点，以工农产值的比例作为主要指标，苏北工少于农，苏南工多于农，苏中是工农各半。

在苏北地区内部发展也不平衡，该区的西北片与东南片不同，西北片是工三农七，由此产生了很多特点。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小集镇比较少，停留在不发达的日中为市的赶集的阶段上。这一片的工业几乎全都集中在县城里，出了县城就看不到像样的工厂了。从西北片向东到连云港，工、商业的情况就逐渐好转。到盐城就出现了农六工四的比例。扬州以南则为对半开。在西北片，自徐州向西，一个沛县、一个丰县，一路上看不到工厂的烟囱。县里都仅有一个镇，我称它为“独生子女”。沿公路两旁只有几个石灰窑，可是县城里搞得好漂亮，我说有点像搞“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得的“奖励”。县城之外的商业主要靠“赶集”。从地图上看，徐州是南北的交通要道，应当说是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还出煤，有这样的优越条件，照理它周围地区的经济应当发展快一些。我小学时就念到“陇海路”，现在“陇海路”两旁的人还在那儿赶集。这一片地方农业是赶上来了，可工业微乎其微，远远落在其他地区的后头。

从整个苏北的情况看是农超过工，生活水平不如苏南。对应了“无工不富”的经验。那儿有一种空气，认为只要靠种粮食就能上去。与以前那种吃粮靠救济的日子相比，现在成了商品粮基地，这的确是个大翻身。但据此以为城乡关系已经拉平了，农民收入与镇上人收入一样，没有差距了，因而满足于搞好农业。我说这不是有希望的路子，因为单一化的农业生产，路子还会越走越窄的。我们应当把目光放远些，苏北应当重视在工业发展上与苏南的差距。

在苏南，工农比例普遍达到了七比三，沙洲县是八比二，最高的少数大队已达到了九比一。这种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绝大多数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农业生产的衰退，恰恰相反，工业比例的升高稳定了农业，使农民生活的提高有了保障。如前年农业遇灾，苏南不少地方农村的人均收入还是增加了一百多元。未下去调查以前，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农民家里会有空调设备，还有“万元户”。下去一看，才知道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少乡村的个人收入相当于副教授级，村子里屋顶上密密麻麻都是电视的天线。这些都是办工业引起的变化。

看来，苏北还应当多注意乡镇企业的发展。粮食固然要种好，可是走哪一条路可以富得更快、富得牢靠，应该仔细研究。苏北地区原先的亩产低，国家的征购任务轻，现在粮食多了，粮食部门收不了那么多余粮，农民卖不出去，只好喂鸡，这是好办法。鸡多了商业部门又收不了，农民只好自己用自行车拉着下江南卖。跑到上海来回要一个星期，能赚一些钱。流通渠道不通，年轻人就跑出去做长途运输与销售；他们带点儿饼，一个钱不花，睡在路旁，又苦又累，然而收入还是有限。实在卖不了的粮食就搞小粮仓。以前是送救济粮，现在成了商品粮的生产基地之一。领导还没有处理过这样的局面，粮食收购、包管、销售整个儿跟不上。

苏北的外流人口中，具有工业技术的不多。苏南人在上海做工，家仍在乡下，平日寄钱回家。上海的钣金工无锡人特多，有人称之为“无锡帮”，在上海机电行业中独占鳌头；新中国成立初，他们还不断从家乡介绍人去上海。在上海这个工业城市里培训出大批无锡技工；无锡社队工业的发展就靠了这批人回来。这批人与上海各工业系统有种种关系，通得上“路”。这是他们工业发展的历史传统基础。苏北呢？据说上海市民中有一百万人祖籍在苏北，可他们的家乡没有得到这些住在上海的家乡人的支持。离乡时大都是出卖劳动力，拉洋车，干码头工人；上海的许多粗重的工种几乎都是苏北人干的，他们没有机会学会技术，没有技术的资本。两种不同的人口流动，结果大不一样。苏北的盐城算是唯一的例外，工业产值到50%了，一查问，他们办工业还是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我写的《小城镇苏北初探》，概要叙述了苏北的情况和出路问题。

在许多方面，苏北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对这一地区调查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地图上标示的地名，很清楚地表现出地区集镇发展程度的特点。徐州东北面叫“楼”的居多，无“集”“镇”名。向南有好几个县，带上“集”字的地名就多了。到连云港附近有了“镇”名。再往南称“镇”的地名多起来了，带“集”字的地方相应地减少了。

什么叫“集市”？我查了《康熙字典》里的“市”字。它是买卖之所，即人们在约定的时间卖出买进、交换物品的地方。一般称“赶集”，赶，就是要紧紧地走；赶集的人要在当天回家，所以集上最热闹的时刻是在中午，称“日中为市”。

买卖发达了，出现了货币。没有货币的时候，人们是以物换物。经济活动发达了，开始出现专业的商人，最早就是那些贩子，他们把别人生产的东西买下来，转手卖给消费者，就是所谓“流通”，商品由他们转手。《康熙字典》引用汉代人的著作中已经提出在市集有贩夫贩妇，他们等到太阳偏西，带着自己生产的东西来赶集的农民手上还有没有找到卖主的货物，挑回去太重，就愿意廉价出售，这些贩夫贩妇就把这些东西买下，第二天再用高一些价钱卖出去。贩子就是商人。随后商人渐渐多了起来，各自找到固定的地点，设一个临时售货亭。久而久之固定下来成为店铺。店铺多了，就连成了“街”，街连街就是镇。

在传统概念里，镇里的经商者被人看不起，人们提到“贩子”就讨厌。不仅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历史上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就数“商”的地位最低。这种概念影响到现在，至今还有人认为商、贩是“敲竹杠”的，商人不是好人，是搞资本主义的。这个传统真厉害，我们从小就听到这套东西。看来，意识形态里的东西有顽强的惰性，它与物质世界的发展之间，可以有很长的一段惰距，不容易转过来。

或许正是这种惰距的反作用，使商品流转的畅通无阻，要比落实责任制难得多。责任制搞得快，是因为有家庭做基础。流通，若是好人不搞，必然是坏人去搞，传统就是这么看的。当然，责任制也不是没有阻力的，“万元户”也不那么好做，有的还要一家一家去送礼，怕别人说你“暴发户”。人们一听“暴发户”，还会有好脸色吗？传统是忌讳这个的，不如不发财来得好。我说这种思想要改变，但变起来很艰巨。例如，讲究效益与劳动密集型两个概念，我们往往倾向于只接受后者。因为传统观念是不讲效益的，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今天做不了，没关系，明天接着做，明日何其多！其实，只有劳动密集，不讲效益，生产率还是上不去的。由此可见，心灵深处的旧东西太根深蒂固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在现实生活里看到的现象，以及支配这些现象的观念，有条有理地揭示出来，用大家都懂的语言写出来。

小城镇研究的深入，需要我们花更大的气力。就拿“集”这一个字来说，抗战时，我在内地看到的“赶街”，同现在苏北的大李集是不同的，前者是集，后者是集加镇。苏北所称的那些集镇，实际上还处在苏南的镇和云南的集中间。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同志，在苏北整整搞了半年功夫，就是想弄清楚这个“集”。其中很有些道理，现在的盐城天天“赶街”，摊子正在逐步变成店铺，集也在逐步转化，在那块地方，集与镇的界线开始分不出来了。这里内容很丰富，值得我们去深究。

我们在分析一个个具体的镇的基础上，看到了一种现象，镇，如果不同政治相结合，它就可能衰落下去。但是，政治中心不一定是最好的经济中心。因为，经济中心是以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而确定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对小城镇的研究，今后还会出现新的内容。“七五”规划将继续把这个研究深入下去，希望我们大家都做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