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

在中国各大学里停顿了近三十年的“社会学”，于1979年又复生了。

在1978年提出恢复社会学的时候，社会上真正了解这门学科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几十年的宣传都说它是反动学科，没有做出过正确判断。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失，是历史过程造成的。学过“社会学”的人，思想也很复杂，因为他们自己是当时当地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经过“大批判”，在口头上为了“过关”，说了一些批判的话。事实上旧的社会学确实有很多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合的地方，甚至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我们批判揭露了它的坏的一面，人们可以从反面吸取有益的教训。亦因为这些，不少人对正面的东西也持着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不敢加以肯定了。无论怎么说，停止一个学科总是不对的。胡乔木同志在1978年与念过社会学的老先生聚会，商讨怎么恢复这门学科时，表示过去的做法是不对的。他指出了，从学科的内容上要变，要更新，要我们站得高一点，对自己、对学科本身都要有正确的认识。

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认识的过程中，总会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是跳不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他的看法和思想，反映了他的地位，他总是从这个地位出发去看客观事实。其次，人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美无缺，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人的认识总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更新。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肯定一部分，否定一部分，另外还要创造一部分。对于“社会学”的认识也是这样。然而，社会学毕竟停止了几十年。要人们放弃已经长期改行的专业再来从事屡遭批判的“社会学”，心里终究不那么踏实，没有多少把握，自然要心有余悸。

1979年，胡乔木同志又说，不能等了，希望能在各大学办社会学系，把架子搭起来。这一任务无疑就落在我们身上，尽管那时各人还有顾虑。

我要说说我自己是怎么会下这个决心的。在“十年浩劫”里，我们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能像我这样活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了给前人昭雪，为了实现我早年的夙愿，也为了使后人不背上包袱，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同时，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意愿出发，我要在我的晚年为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尽点力。

要使更多的人都来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首先要改变“怕”的状况。而变“怕”为“敢”的关键，是摘掉社会学“反动”的帽子。摘帽人应是党内的负责同志。1979年3月，酝酿成立社会学研究会，一些老先生和党内支持恢复社会学的同志，以及社会上同情社会学的人，都来参加了。会上，胡乔木同志讲了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并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社会学，指出社会学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一门学问。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问题是知道得并不自觉。人类还没有完全达到“自觉”的境界。人们首先认识的是社会外部的客观世界，即自然界，人们把自身的运动，即具有主观意识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发展，作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来加以科学研究，历史还不长。而这正是社会学的出发点。那么，人们自己怎么去观察自己呢？最深刻的体会当然来自自己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的生活，文学家往往由此写出最生动的篇章。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不同，我们的任务不仅要表达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还要比较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找出共同点及其变化的规律。在现实世界里，自己观察自己、科学地分析自己，并不容易，更多的是观察别人、观察别人的社会生活。有的文章道理讲得不错，而实际上只是讲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流行观点。有的还用了不少数字，却没有扎扎实实的分析。在认识自身的基础上去认识别人，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很多人做到，以至于人类发展到现在，仍然是被动多于主动。大家都说不愿意打仗，但战争阴影一直存在。善良的人们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但真正接受的却不多。由此可见，当今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世界要有光明的前途，人类就得“自觉”。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开始从被动的状态走向有控制的、人民自己可以做主的、符合一定客观规律的“自觉”的方向。

当时，乔木同志的表态，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打消了不少人对社会学的“余悸”。但是，要真正改变社会上对社会学的种种看法，还得靠我们自己拿出实际的成果，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取得普遍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否则，诸如社会学这门学科究竟对社会有什么用处等疑问，将永远存在。这就是说，要使社会学在社会科学大家族中占有其应有的位置，我们就得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下，开展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为认识中国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有实效的贡献来。

然而，任务的艰巨和当时队伍的状况极不相称。我曾讲到我国智力资源和形势要求之间的差距，这在社会学这园地里表现得特别大。因为它受到的损害最大，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留到今天的已经很少。

1957年我曾为社会学苦苦哀求过，不要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可是不行，种也不许留。相隔几十年，即使当时学过社会学或者接触过社会调查的人现在都已忘了。好在我们国家学过马列主义、做过实际工作、对中国社会有认识、有知识的人还不少，可以吸收其中的有志者从事社会学研究。这些同志虽来自其他各个学科，可是从社会学学科综合性的特点来说，是符合要求的。到1979年3月，我们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随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成立社会学研究所。当时只有几个编制人员，从民盟借了一间房子，就这么一点重建的“家当”。自从50年代初，各大学停办社会学系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那一套东西，早已陈旧和不适用了。为了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情况，我于同年春季，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想借这个机会与国外建立一些联系。可是时间只有一个月，要在一个月里把断了那么多年的关系建立起来，是不容易的。幸好，我写的书他们还在念，我的名字他们没有忘记。靠着这点便宜与一些大学搭上了桥。这三十多年，由于各国的社会在飞速发展、变化，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学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西方，社会学是一门很热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都发展得很快。可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西方社会学的许多东西不能拿来就用。先得了解一下他们一些新东西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有这些变化，对我们有没有用，用得上还是用不上。

我有个在大学里一起读社会学的老朋友，杨庆堃教授，在美国教书。出自爱国，他愿意帮助我们建立这门学科。他三十年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学，一直在匹兹堡大学工作，后来是该校的荣誉教授。通过他，我们请到了一些美国的社会学家，要他们来讲讲他们作为美国社会学家是怎么研究美国社会的。可是一开始，就碰上了语言这一关，他们不能讲中文。而且我们对于这些年国外社会学出现的新名词、新概念太陌生，所以听讲的人感到十分费劲。这样，又逼着我们想另一种办法，去请会说中国话又懂外国概念的人来讲学。杨庆堃教授又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些社会学教师来给我们讲课，请来的专家都说广东音的普通话。经过两期学习班，班里的一些学员决心要搞我们自己的社会学，培养我们自己的教师，编写自己的教材。

1980年，就在暑期学习班上留下了一些愿意投身于创建这门学科的同志。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查阅中国早期的和外国的社会学著作，吸收其中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部分，进行集体备课。《社会学概论》的编写，就是在那时被提到日程上来的。编《社会学概论》的目的，是培养教师，培养能在各大学开出社会学这门课程的教师。我在这件工作中担任组织者。我绝不把意见强加给别人，原则就是不要有框框，只能松绑。我说搞错了不要紧，责任我来负。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培养一个人也不是一阵风就能吹起来的。该书初稿出来以后，在南开大学的社会学专修班上进行了第一次试讲，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了好几次修改，现在这本书已经作为试用本出版了。这本书的水平不高，而且一定有许多地方由于初创，难免有差错，我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试用时对于任何差错或者不当之处，请大家予以纠正和改进。

在培养教师和准备教材的同时，上海复旦大学分校、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系。到今年（1984年），这些大学都已招收本科学生和研究生，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后来改称上海大学，已有社会学本科毕业生。南开大学培养的社会学研究生已毕业了一批，他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社会学专业人才。据说社会上对社会学毕业生需要量很大，可谓供不应求。除了上述四个大学已建系之外，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都开了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程。我想，一个大学有了六门社会学专业课程，招本科生就不发愁了。这六门课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比较社会学”“社区分析”“社会学史及西方社会学理论”。其他，还可以开设“人口问题”“家庭问题”等专题课程。

我们在编写教材时，首先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认识中国社会为目的，写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教材。要达到这一要求，编写者必须要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调查。中国的社会学离不开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离开了生动、丰富的中国社会现实，社会学的内容就必然空洞无物，从根本上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从1982年开始，我们的力量便向社会调查方向转移。小城镇调查就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调查课题。现在各省都搞起来了，安徽动员了一千多个干部，做了三个月的调查，材料很丰富。安徽农村经济复兴的第一个突破是生产责任制，第二个突破可能是小城镇。目前他们的乡镇工业的产值，还只是江苏的十分之一。但是在今年（1984年）一年中，就翻了一番。山东各部发展得不平衡，沿海的烟台乡镇工业发展快，人均收入同苏南地区不相上下。在津浦线路以西地区，这两年农业生产发展很快。鲁西南的棉花翻身就像苏北的粮食翻身，造成一种满足于农村只靠种田的思想。这是目前工业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今年（1984年）中央4号文件下达后，人们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辽宁的进展也相当快。天津的沿海地区乡镇工业正在兴起，大邱庄的工农业比例达到九比一，搞得很出色。综上所述，从全国来看，乡镇工业都在发展进步。这一形势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小城镇的调查与研究要赶快跟上去。

从总体上说，小城镇调查研究的进展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由点到面、从定性到定量的全面分析。其中抓点就是“解剖麻雀”，根据对点的定性分析来制定一个全面的调查指标，进行全省的普查，从定量分析中显示出各区域的特点。第二，应当考虑全国性的战略规划。以前所观察的只是从一个特点，即以“人多地少，农工相辅”为基础搞现代化，看到的是局部现象。现在要面向全国，抓住全国的特点。过去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工业集中在大城市，造成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现在我们要走工业扩散的道路，使原来人少的地方把人员吸收进来搞工业。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地也多，问题在于人口分布不均衡。西部大半个中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过十几人到几十人，青海、甘肃、新疆、西藏的有些地区，甚至少到每平方公里只有几个人。而沿海地区的密度达每平方公里几百人，自然资源与人员的比例正好相反。以矿产说，西部远多于东部。面对全国的这种布局，我们就不能只局限于江苏南部现有的经验。太湖流域的工业兴起在形式上虽然与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这四只小老虎类似，可是人家是因为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少才去进行加工，搞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我们现在搞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人都挤在那里。我们国家并不乏资源，只是有资源的地方，经济落后，养不住人，人就少，又没有技术、智力，没有财力，所以长期不能开发。因此，我们在搞活人口这盘棋中，现在还只走活了一个眼。这个眼还仅仅局限于小城镇的兴起，使人口不再往大城市过度集中。还有一个棋眼是开发边区，只有把边区开发出来才能吸收大量人口，根本解决我国的人口的困境。

苏南这个地区，从农村来的人口压力比过去轻松了点，可是其自身的人口增长率还是相当高。抓计划生育是一个办法。另一个办法就是支边，使生产力从东面促进西面。全世界的经济是北半球高于南半球，“南北对话”就是指支援南半球，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局面。所谓的“南南会议”“南北对话”等活动，就是在寻求这三个世界内部或相互间合作，以消除经济差距。我们国内则是东西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决不能靠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去解决，而是用东部的力量促进西部的发展，用沿海的发展促进边区的发展。解决开发西部的问题不能像美国那样，白种人去了，赶走大批土著的印第安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是在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大团结，走共同繁荣的道路。如何以东部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技术去帮助西部发展，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种草种树是第一步，种下去的要能存活是第二步。同时我们东部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进去以后，要受到西部各民族的欢迎，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协力发展。现在课题的总方向定了，但具体去做还要花很大的力量。

最近，我看了新疆同志写的关于“盲流”问题的文章。其中讲到一部分汉人在乌鲁木齐周围，不守法，也管不住，造成很强的破坏性。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好好分析，要认真研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一套办法出来。否则，即使把他们遣送走了，他们还是要返回去的。黑龙江省花了几千万块钱用于遣返移民，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文革”中，很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北大荒，花了不知多少钱，留下的却寥寥无几，没有落根。为什么西北的生态平衡不能恢复起来？为什么我们搞了“包钢”这样的大型企业，连第二代都安排不了？与其说是我们的工作太缺乏考虑，倒不如说事先了解得不够。要人去生产钢，却没料到人要娶妻成家，要生儿育女，要生活下去；而忽视了这些因素，就造成了第二代找不到职业的问题。包钢不得不全包下来，结果是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受到影响。这个教训使我们认识到，走好人口这盘棋的第二个眼不容易。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这是我今后研究计划中的重点项目。

到21世纪，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应该在有充分自然资源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华文化要回到老窝去。我很希望我们的调查要抓住发展战略上的重要问题，以协助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继续走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路子，达到对中国社会的有系统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现在我们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党的支持。我们正做着超出我们能力的事情。因此，还得特别重视研究队伍的建设。我们的队伍从“老弱病残”开始变得生气勃勃，社会学研究后继有人，我为我们的下一代感到高兴。可是在高兴之际，又感到我们还有压力。压力来自我们同先进国家的差距，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争口气，要像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那样，为夺得金牌不惜付出最后一点努力。

自1979年到现在，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回顾这五年走过的路，我们经过了四个阶段：从复生到进入重建为第一阶段；师资培养、教材编写为第二阶段；建立社会学系，培养专业人才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是为认识中国社会，使社会学具有中国特点，开展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这四个阶段只是纵向的发展，每一个阶段的横向发展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加紧努力干下去。对我来说，应当是最后的冲刺了。

社会学学科在我们国家还很年轻，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它的成长，使它成为对人民、对“四化”建设有益的学科。同时也请大家提意见，帮助我们提高，使我们在原有的水平上进步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