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社会生活细节的记录
前文说到,杜凤治宦粤期间是晚清广东相对安靖的时期,不仅没有波及全省的战乱、动乱,也没有大面积、持续时间较长的自然灾害,这十几年广东还算风调雨顺。光绪二年,杜凤治称自己“来此整有十年,无一荒岁”。 [110] 日记多处记载了年谷丰登的景象,同治八年早稻丰收,谷每百斤只值银六钱。 [111] 虽有“谷贱伤农”、增加田主缴纳地丁负担的问题(因为交纳钱粮要用银),但自清朝中叶开始广东就已需要大量粮米输入,米贵是引发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因此,连年丰收也是这十几年广东相对安靖的重要原因。
杜凤治对广东富于他省很有感慨。有一次,他因省城一次演戏就花费几百两银,议论说:“所费不但可作中人之产,在乡村可作一素封之家也。予谓广东诚为美地,即如此举,他省恐不能。回忆贼匪横行军务各省,朝不保夕,安能梦想及此?即现在军务已靖,疮痍未复,亦断无余力及此。” [112] 杜凤治在广东当了十几年官,对广东的高物价已经习惯,所以,当他因病辞官离开广东进入江西赣州后,见物价便宜,感慨“牛羊鸡鹅猪鱼鸭,柴米油盐酱醋茶,及市中食用,粤东无一物不贵者(省中更甚),天下所无也”。 [113] 日记很多地方反映了广东的物价水平要超过他的家乡浙江。日记记载,“浙江幕脩甚微,如嘉兴大缺,刑席脩脯六百元为最多耳”,浙江幕客的收入远低于广东。 [114] 在咸、同年间的大战乱中,浙江所受破坏较广东严重,同、光年间的恢复发展也不如广东。幕客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省经济水平和物价水平决定的。因为广东富庶,所以从司道、州县到佐杂都希望到广东任职。
其时广东商业也逐渐恢复和发展。同治八年,杜凤治得知四会附近的水口厘卡一次上解5000两银,两个月收入就相当于四会一年的地丁,于是感叹说:“会邑虽小,纵横亦百余里,一年征赋不及一水口出入商贾货物之厘头,予以为嗣后何必征收,只设局抽厘足矣。每石粮抽几何田赋,亦何尝不可抽厘哉?可哂可叹也!” [115] 厘卡收入高反映了清朝对商人的盘剥,但也反映了商业、交通的发展,如果社会动乱、民生凋零、交通阻塞,厘卡就不可能稳定地获得大量收入。
同治五年,杜凤治从北京取道天津、上海、香港到广东赴任;同治九年,杜凤治从省城赴潮阳催粮;他任广宁、四会、罗定的州县官,经常舟行西江;光绪六年九月,杜凤治与家人取道北江跨梅岭,经江西回乡,水陆兼程,旅途艰辛,共用了80多天回到浙江山阴。每次行程,他都对沿途陆路、水道、城镇、名胜、风景、船费、旅馆住宿费、饮食费、挑夫费、居民生活、各地物价等做记录。例如,同治五年的日记记下:乘坐轮船从天津至上海每人船票价19两;在上海住店每日房饭大钱280文,杜凤治认为“可云贵极,别处一百六十至足矣,而所吃仅一粥一饭”;由上海乘轮船到香港每人票价15元;由香港乘轮船到广州坐“楼上”每人票价1元,坐“平面”每人票价6角。 [116] 又如,光绪六年九月辞官归里时全家老小、家人坐轿过梅岭,“予与太太大轿夫每名行中实给三百文,账上每名开六百五十文;担夫一百卅余名,每名行中给钱不过一百数十文,账上开每名三百数十文。他如保夫、夫头、行中伙友各费以及行李上河、行李安放,行中无不要钱、无不加贵,共计银四十余两”。 [117]
日记记录了广东米粮价格。同治十年初冬,米价上涨,杜凤治记,省城米价“上白每元银买得廿五斤,次白每元银廿八斤,下白每元卅四斤。合成上米每百斤银二两八钱五分,次白百斤银二两五钱十分,下白百斤银二两一钱五分”。 [118] 比较同治八年的谷价,该年米价显得比较高。光绪三年,广东米价每斤需四十六七文,广西每斤仅十七八文。但广西境有厘卡七道(广东各厘卡不抽收谷米厘金),所以广西往广东贩米,除去厘金反要亏本。 [119] 上述两年的米价都是因高于平日才被记入日记的。
日记还提及省城米粮的消费,据此有助于推算其时广州的人口。关于晚清广州城人口有各种不同的数据,1882~1891年海关的十年报告估计广州人口有160万~180万。 [120] 这个数字恐怕过高。杜凤治调查过米埠的粮食售卖数量:省城地面人口“每日须食米七千石左右,此则文武各衙门、河下往来船只、疍户人等、洋人地面尚未在内”。 [121] 7000石约折合今80多万斤,从米粮消耗估算(其时一般人只吃两顿饭,而且粮食不止大米一种),再加上食米并非来自米埠的人口,广州人口超过百万是完全可能的。
日记几处记录了广州房产的价格。前浙江盐运使、著名绅商潘仕成因为盐务失败被抄家,官府决定把潘家在西关聚族而居的大宅院出售,总督瑞麟亲自定价38000两,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具体执行此事。这所宅院因为价格太高没有人买得起,后被西关商人管理的爱育善堂以3万多两的价格购得,作为爱育善堂的“公局”(办事场所)。 [122] 潘仕成的宅院是超级大豪宅,但如果折合粮价,也只相当于两三万担白米。道台沈映钤的公馆,号称广东省城第一大房子,出售价格是4200两银子。 [123] 潘仕成、潘铭勋涉讼的68间铺屋,总价是27710两银子。 [124] 这批铺屋位于繁华商业区,平均每间价格为400多两。但较之房价,广东省城房租价格贵得多。同治八年,杜凤治的幕客金玉墀(楚翘)在省城租了一处小房子,每季度房租15元,且并非按月交租,即便住几天也要按三个月算。 [125]
日记有不少买书的记录,比较房价和书价,今人很可能会觉得晚清的书籍贵得离谱。廿四史一部,白纸价160两,黄纸价140两,还都须自行装订,加装箱200两以上。 [126] 《通志堂经解》一部价200两。 [127] 《全唐文》一部200余本价银百元,“皇朝三通”一部价银百两。 [128] 也就是说,买两套廿四史(连装箱)或四部“皇朝三通”的钱,就可以在广州繁华商业区购买一处铺屋。宦粤时,杜凤治同方功惠软硬兼施逼迫潘仕成租借书版印刷了一批《佩文韵府》,回到绍兴后杜送了一套给女婿陈仲和,陈“大喜过望,踊跃欢忻”。因为一套《佩文韵府》“极便宜需三四十金”,陈虽富家,也舍不得买。 [129]
当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邮政,信件通过信局、马差等寄送。同治七年,杜凤治托钱庄转寄两封京信,寄给周星誉(叔云)的一封因为页数多,且有重要文件,所以要四千文,另一封要六百文。 [130] 光绪二年,杜凤治派专差从罗定送信给岑溪县知县寿祝尧(玉溪),“给工食银九钱,限八日来回”。 [131] 杜凤治派到省城在督署前开设驻省机构的施高、潘泰,雇一专差函告杜凤治回任南海已为定局的消息,“足费五两零”。 [132] 这封信很重要,要专人加快送到,邮资就特别贵。
一些有关金融、货币的记录也很有趣。杜凤治在京城习惯使用咸丰年间的大钱,同治五年到粤赴任。刚出京就记:“出京至俞家园(出砂锅门三十里)已纯用铜制钱,每两银(漕、库等平)仅换京钱二吊四五百文。自铸大钱以来,留京十余年,不见用制钱,今忽睹之,犹有旧时风景也。” [133] 路过上海时又记下:“上海均用规银,规银者,较京中常用松江银尚可每两申出五分,其平较京平亦可每两申出二分,以京平九十八两作为百两。” [134] 日记中的大量类似记录,对研究晚清货币、财政、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参考价值。
日记记下不少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会感兴趣的细节。例如,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处理过一宗“长生会”案件。南海县神安司刘某牵头设立了一个“长生会”,办法是每人每次收银6分,共收180次计10两8钱后不再收,如有丧事,会中给予20两丧葬费。数以千计的人入会,但刘某等会首后来无法兑现承诺,于是引发三四千人闹事,将刘姓所住房屋及宗祠拆毁,又攻打其他会首居住的村庄,土匪也乘机抢劫。杜凤治一面设法弹压,一面通过绅士处置,设法将会首家产查清变卖。根据长生会细账,会友所交每银一两可归还四钱。 [135] 这说明晚清民间已有规模颇大的民间互助、互济的金融活动。当时,丧葬对一般居民而言是一项很沉重而又不能不开支的负担,因此刘某的“长生会”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刘某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后来查出长生会有“主会人”军功彭盛华,彭的背后还有进士黄嘉端父子。 [136] 这些绅士在举办“长生会”时不可能不谋私利。后来,杜凤治又处理过佛山染纸色行东家、西家(雇工)的一宗讼案:
此案经前县断结(西家必欲东家用染色人听其指挥,一味把持挟制,不许东家自用人,不遂所欲,数众罢工涉讼。其实西家为首皆非工作人也),如用三人,准东家自用一人,用西家二人;收徒亦只许收一人,照断相安日久。去年西家刁翻,又经委员照前断断结,乃西家又翻。昨请姚朵云讯断,谓西家言结上无“遂志堂”三字,不肯遵断。遂志堂者,西家自立名目,凡工作人入其堂(必是捐入堂也),祃首派令各处工作。本有生色行,凡染纸如色绫行、联兴行,所用工作皆由生色行出,自立遂志堂,东家不堪其挟持,以至多事。朵云昨晚见予言:“予前于结上涂去遂志二字,故又翻控。”予言明日亲自提讯,谕原差将两造暂留一日。自海关回,不得不看卷,见卷页繁多,毫无头绪,且其名目、情由多不可解,看至一半,尚不知其为何事,迨全卷阅毕,略略懂得伊两造所争之故。外面伺候已久,即出堂判一切仍照前断,唯将遂志堂名目革去,不准复设,嗣后东、西和好,毋得再生事端,如敢再翻,定将起意为首之人严办,以儆效尤。饬令具结,否则将西家收押。堂判传出,两造均具结完案。 [137]
从这段记载可知,其时佛山染纸色行西家行会有脱产的专职首领,并有同东家、官府博弈的一套办法。杜凤治的判决偏于东家,但他对行会内东、西家的关系和矛盾很不熟悉和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