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社会生活细节的记录

前文说到，杜凤治宦粤期间是晚清广东相对安靖的时期，不仅没有波及全省的战乱、动乱，也没有大面积、持续时间较长的自然灾害，这十几年广东还算风调雨顺。光绪二年，杜凤治称自己“来此整有十年，无一荒岁”。 [110] 日记多处记载了年谷丰登的景象，同治八年早稻丰收，谷每百斤只值银六钱。 [111] 虽有“谷贱伤农”、增加田主缴纳地丁负担的问题（因为交纳钱粮要用银），但自清朝中叶开始广东就已需要大量粮米输入，米贵是引发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因此，连年丰收也是这十几年广东相对安靖的重要原因。

杜凤治对广东富于他省很有感慨。有一次，他因省城一次演戏就花费几百两银，议论说：“所费不但可作中人之产，在乡村可作一素封之家也。予谓广东诚为美地，即如此举，他省恐不能。回忆贼匪横行军务各省，朝不保夕，安能梦想及此？即现在军务已靖，疮痍未复，亦断无余力及此。” [112] 杜凤治在广东当了十几年官，对广东的高物价已经习惯，所以，当他因病辞官离开广东进入江西赣州后，见物价便宜，感慨“牛羊鸡鹅猪鱼鸭，柴米油盐酱醋茶，及市中食用，粤东无一物不贵者（省中更甚），天下所无也”。 [113] 日记很多地方反映了广东的物价水平要超过他的家乡浙江。日记记载，“浙江幕脩甚微，如嘉兴大缺，刑席脩脯六百元为最多耳”，浙江幕客的收入远低于广东。 [114] 在咸、同年间的大战乱中，浙江所受破坏较广东严重，同、光年间的恢复发展也不如广东。幕客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由两省经济水平和物价水平决定的。因为广东富庶，所以从司道、州县到佐杂都希望到广东任职。

其时广东商业也逐渐恢复和发展。同治八年，杜凤治得知四会附近的水口厘卡一次上解5000两银，两个月收入就相当于四会一年的地丁，于是感叹说：“会邑虽小，纵横亦百余里，一年征赋不及一水口出入商贾货物之厘头，予以为嗣后何必征收，只设局抽厘足矣。每石粮抽几何田赋，亦何尝不可抽厘哉？可哂可叹也！” [115] 厘卡收入高反映了清朝对商人的盘剥，但也反映了商业、交通的发展，如果社会动乱、民生凋零、交通阻塞，厘卡就不可能稳定地获得大量收入。

同治五年，杜凤治从北京取道天津、上海、香港到广东赴任；同治九年，杜凤治从省城赴潮阳催粮；他任广宁、四会、罗定的州县官，经常舟行西江；光绪六年九月，杜凤治与家人取道北江跨梅岭，经江西回乡，水陆兼程，旅途艰辛，共用了80多天回到浙江山阴。每次行程，他都对沿途陆路、水道、城镇、名胜、风景、船费、旅馆住宿费、饮食费、挑夫费、居民生活、各地物价等做记录。例如，同治五年的日记记下：乘坐轮船从天津至上海每人船票价19两；在上海住店每日房饭大钱280文，杜凤治认为“可云贵极，别处一百六十至足矣，而所吃仅一粥一饭”；由上海乘轮船到香港每人票价15元；由香港乘轮船到广州坐“楼上”每人票价1元，坐“平面”每人票价6角。 [116] 又如，光绪六年九月辞官归里时全家老小、家人坐轿过梅岭，“予与太太大轿夫每名行中实给三百文，账上每名开六百五十文；担夫一百卅余名，每名行中给钱不过一百数十文，账上开每名三百数十文。他如保夫、夫头、行中伙友各费以及行李上河、行李安放，行中无不要钱、无不加贵，共计银四十余两”。 [117]

日记记录了广东米粮价格。同治十年初冬，米价上涨，杜凤治记，省城米价“上白每元银买得廿五斤，次白每元银廿八斤，下白每元卅四斤。合成上米每百斤银二两八钱五分，次白百斤银二两五钱十分，下白百斤银二两一钱五分”。 [118] 比较同治八年的谷价，该年米价显得比较高。光绪三年，广东米价每斤需四十六七文，广西每斤仅十七八文。但广西境有厘卡七道（广东各厘卡不抽收谷米厘金），所以广西往广东贩米，除去厘金反要亏本。 [119] 上述两年的米价都是因高于平日才被记入日记的。

日记还提及省城米粮的消费，据此有助于推算其时广州的人口。关于晚清广州城人口有各种不同的数据，1882～1891年海关的十年报告估计广州人口有160万～180万。 [120] 这个数字恐怕过高。杜凤治调查过米埠的粮食售卖数量：省城地面人口“每日须食米七千石左右，此则文武各衙门、河下往来船只、疍户人等、洋人地面尚未在内”。 [121] 7000石约折合今80多万斤，从米粮消耗估算（其时一般人只吃两顿饭，而且粮食不止大米一种），再加上食米并非来自米埠的人口，广州人口超过百万是完全可能的。

日记几处记录了广州房产的价格。前浙江盐运使、著名绅商潘仕成因为盐务失败被抄家，官府决定把潘家在西关聚族而居的大宅院出售，总督瑞麟亲自定价38000两，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具体执行此事。这所宅院因为价格太高没有人买得起，后被西关商人管理的爱育善堂以3万多两的价格购得，作为爱育善堂的“公局”（办事场所）。 [122] 潘仕成的宅院是超级大豪宅，但如果折合粮价，也只相当于两三万担白米。道台沈映钤的公馆，号称广东省城第一大房子，出售价格是4200两银子。 [123] 潘仕成、潘铭勋涉讼的68间铺屋，总价是27710两银子。 [124] 这批铺屋位于繁华商业区，平均每间价格为400多两。但较之房价，广东省城房租价格贵得多。同治八年，杜凤治的幕客金玉墀（楚翘）在省城租了一处小房子，每季度房租15元，且并非按月交租，即便住几天也要按三个月算。 [125]

日记有不少买书的记录，比较房价和书价，今人很可能会觉得晚清的书籍贵得离谱。廿四史一部，白纸价160两，黄纸价140两，还都须自行装订，加装箱200两以上。 [126] 《通志堂经解》一部价200两。 [127] 《全唐文》一部200余本价银百元，“皇朝三通”一部价银百两。 [128] 也就是说，买两套廿四史（连装箱）或四部“皇朝三通”的钱，就可以在广州繁华商业区购买一处铺屋。宦粤时，杜凤治同方功惠软硬兼施逼迫潘仕成租借书版印刷了一批《佩文韵府》，回到绍兴后杜送了一套给女婿陈仲和，陈“大喜过望，踊跃欢忻”。因为一套《佩文韵府》“极便宜需三四十金”，陈虽富家，也舍不得买。 [129]

当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邮政，信件通过信局、马差等寄送。同治七年，杜凤治托钱庄转寄两封京信，寄给周星誉（叔云）的一封因为页数多，且有重要文件，所以要四千文，另一封要六百文。 [130] 光绪二年，杜凤治派专差从罗定送信给岑溪县知县寿祝尧（玉溪），“给工食银九钱，限八日来回”。 [131] 杜凤治派到省城在督署前开设驻省机构的施高、潘泰，雇一专差函告杜凤治回任南海已为定局的消息，“足费五两零”。 [132] 这封信很重要，要专人加快送到，邮资就特别贵。

一些有关金融、货币的记录也很有趣。杜凤治在京城习惯使用咸丰年间的大钱，同治五年到粤赴任。刚出京就记：“出京至俞家园（出砂锅门三十里）已纯用铜制钱，每两银（漕、库等平）仅换京钱二吊四五百文。自铸大钱以来，留京十余年，不见用制钱，今忽睹之，犹有旧时风景也。” [133] 路过上海时又记下：“上海均用规银，规银者，较京中常用松江银尚可每两申出五分，其平较京平亦可每两申出二分，以京平九十八两作为百两。” [134] 日记中的大量类似记录，对研究晚清货币、财政、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参考价值。

日记记下不少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会感兴趣的细节。例如，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处理过一宗“长生会”案件。南海县神安司刘某牵头设立了一个“长生会”，办法是每人每次收银6分，共收180次计10两8钱后不再收，如有丧事，会中给予20两丧葬费。数以千计的人入会，但刘某等会首后来无法兑现承诺，于是引发三四千人闹事，将刘姓所住房屋及宗祠拆毁，又攻打其他会首居住的村庄，土匪也乘机抢劫。杜凤治一面设法弹压，一面通过绅士处置，设法将会首家产查清变卖。根据长生会细账，会友所交每银一两可归还四钱。 [135] 这说明晚清民间已有规模颇大的民间互助、互济的金融活动。当时，丧葬对一般居民而言是一项很沉重而又不能不开支的负担，因此刘某的“长生会”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刘某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后来查出长生会有“主会人”军功彭盛华，彭的背后还有进士黄嘉端父子。 [136] 这些绅士在举办“长生会”时不可能不谋私利。后来，杜凤治又处理过佛山染纸色行东家、西家（雇工）的一宗讼案：

此案经前县断结（西家必欲东家用染色人听其指挥，一味把持挟制，不许东家自用人，不遂所欲，数众罢工涉讼。其实西家为首皆非工作人也），如用三人，准东家自用一人，用西家二人；收徒亦只许收一人，照断相安日久。去年西家刁翻，又经委员照前断断结，乃西家又翻。昨请姚朵云讯断，谓西家言结上无“遂志堂”三字，不肯遵断。遂志堂者，西家自立名目，凡工作人入其堂（必是捐入堂也），祃首派令各处工作。本有生色行，凡染纸如色绫行、联兴行，所用工作皆由生色行出，自立遂志堂，东家不堪其挟持，以至多事。朵云昨晚见予言：“予前于结上涂去遂志二字，故又翻控。”予言明日亲自提讯，谕原差将两造暂留一日。自海关回，不得不看卷，见卷页繁多，毫无头绪，且其名目、情由多不可解，看至一半，尚不知其为何事，迨全卷阅毕，略略懂得伊两造所争之故。外面伺候已久，即出堂判一切仍照前断，唯将遂志堂名目革去，不准复设，嗣后东、西和好，毋得再生事端，如敢再翻，定将起意为首之人严办，以儆效尤。饬令具结，否则将西家收押。堂判传出，两造均具结完案。 [137]

从这段记载可知，其时佛山染纸色行西家行会有脱产的专职首领，并有同东家、官府博弈的一套办法。杜凤治的判决偏于东家，但他对行会内东、西家的关系和矛盾很不熟悉和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