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男花旦与“女档子”

在官府、民间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演戏活动，自然会形成行业并有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戏剧演员虽然给官、绅、民带来很多欢乐，但他们本身，甚至戏剧行业组织的主持者社会地位都很低，演员（优伶）与娼妓、皂隶、狱卒、仆役等都被视为贱民。因此，在典籍中有关清代戏剧演员的记载不会很多。杜凤治的日记则记下了咸、同年间广东戏剧演员的一些有趣片段。有些演员因演技高超已颇有名气，如尧天乐班有三名旦角，“一名立新仔，一名立德仔，一名新英银，为班中翘楚，演唱揣摩出色”，在演出时赢得各官称赞。 [188] 但这三个演员是男是女、姓甚名谁杜凤治都没有记下，大概也不关心。

光绪三年，杜凤治审理了大绅伍子猷与翠山玉班头牌小旦（男伶）刘亚苏的一宗讼案。刘亚苏又名刘苏，自幼卖身伍家，是伍家蓄养的优伶。由于演技高超，每年戏班“工价”达2500元。伍家称：刘亚苏出名后沾染奢侈恶习，挥金如土，“工价”不足其挥霍，伍子猷“已为向班主蔡南记借银两次共五千五百元之多”。而刘亚苏则想脱离伍家“自立场面”。伍子猷一怒之下把刘亚苏捆送南海县丞衙门（南海县丞与知县不同衙），后又解送到南海县。杜凤治对“簪缨世族”的伍家“蓄养优伶”大不以为然，且估计刘亚苏原先的大部分“工价”其实是被伍家收取；但又不能不给伍家面子，只能采纳伍家为刘亚苏向班主借银的说辞，判决刘亚苏承担这宗巨额债务。但刘亚苏肯定拿不出，就责令刘亚苏继续在翠山玉班演出，每年“工价”的一半赡养母妻，另一半用于还债，逐年扣还。另外判罚刘亚苏3000元，作为离开伍家的身价（因顾及伍家身份和体面不便明言是身价）。但杜凤治的判决又说明，刘亚苏赎身后并非卖身给翠山玉班，还清债务后可以离开翠山玉班到“工价”更高的戏班演出。判决后，翠山玉班的司事立即代刘亚苏缴交“罚款”。因为刘亚苏在香港也“红极”，缺演一次就要罚一二百元，所以戏班要把刘亚苏保出让他尽快赴港演唱。 [189]

杜凤治的判决其实是对刘亚苏有利的：允许立即保释继续演出，又允许刘亚苏赎身，还允许刘日后可以选择“工价”较高的戏班，不排除有喜爱刘亚苏的官绅背后为他讲情。刘亚苏本是奴仆兼优伶，社会地位属于最底层，但因演技出众，受到广泛欢迎，每年“工价”竟远高于官府高级幕客的脩金，高于南海知县俸禄与养廉之和，也高于一些州县官的实际收入。

刘亚苏是男旦，但其时已经有不少女演员，有女演员的戏班称为档子班。不少官员还对档子班情有独钟。同治十一年正月，海关监督崇礼设宴演戏请客，客人以旗人为多，“亦演外江女档子班”。 [190] 几天以后，一干府县官员回请崇礼，由两首县操办，“各班女档均叫来，所演两班，一连喜班，一福升班，女档中以小环、连好、胜仔为翘楚”。 [191] 崇礼夫人和他本人分别于六月廿一、廿二生日，为庆双寿，“每年必演档子班请各官”。 [192] 就连“大有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之概”的刘坤一，光绪三年八月廿六日也“忽传男女档子班晋署演剧，至三更方罢”，此前刘“从未叫女档子进署”，曾问身边的门上、巡捕请档子班进署演出会不会让人闲话。 [193] 似乎瑞麟、崇礼等满族高官对档子班在衙署演戏比较不介意，刘坤一则有点担心影响其一省表率的形象，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档子班的吸引力。

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不久，同方功惠（柳桥）到前任南海知县陈善圻（京圃）家看戏，日记记下了一段有关女演员的细节：

班中男女皆有，即档子班，女孩子为多。有女妓安仔者，年长矣，向有微名，唱老生戏，京圃、柳桥诸君欲伊唱《辕门斩子》，安仔不肯。京圃唆予与言，且言南海杜大老爷昨封卫边街一大屋，你亦居卫边街，不怕得罪大老爷封屋乎？安仔遂无言，《琴挑》《山门》毕即演《辕门斩子》，果然名不虚传。 [194]

陈善圻曾任南海知县，与安仔地位悬殊，从日记描写的情景看，两人似乎熟悉，可以开点小玩笑，而且陈善圻还知道安仔的住处。安仔在陈善圻面前任性了一下，但对不那么熟的杜凤治还是有点怕，毕竟南海知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演员和戏班的命运。从“安仔”“胜仔”这类艺名，也可猜测女演员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艺名不至于如此土气。

刘坤一这样的高官对请女档子进署演出还有点顾虑，而中下级官员就不仅看女演员演出，而且把她们作为猎艳的对象。督署前的华宁里有一趣宜馆，有女优陪酒，光顾者多为官员、幕客。清饷局委员张仲英迷于女优，闹得亏累不堪，致使其妻自杀。 [195] 知县彭翰孙（南坪）、曾海珊“有女档子癖”，据说知府刘溎年曾想纳一女档子为妾，瑞麟还向方功惠问起此事。 [196] 杜凤治在罗定州衙署看戏时，知道戏班女演员采莲的姐姐也是“档子”，被知县叶大同（穆如）买为妾，便特地询问采莲，在日记中用了七八十字写关于叶大同纳妾的事。 [197] 本来，《大清律例》对官员“娶乐人为妻妾”可予以“杖六十，并离异”， [198] 但此时官场已不以此为怪，还将其作为八卦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