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司下属之间的礼仪、规矩与馈赠

关于各级官员的权责、公务活动以及祭祀、拜会等礼仪，会要、则例都有记载，一些在粤任职的封疆大吏如林则徐、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奏稿、书信、日记也写了他们在粤执行公务的情况。杜凤治日记则以一个中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会要、则例所不载的上司下属关系的细节。

在各省，从督抚到佐杂形成各种上司与下属的关系。官场上下尊卑等级森严，各级衙署之间的上行、平行、下行公文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大量请示、汇报、指示都通过公文来处理。同时，督抚、司道、广府等高中级官员，通过堂期和临时召见的方式接见下属讨论公务。下级官员到任、离任、外出、回归等，都要向各级上司禀到、禀见、禀辞，在一些场合要为上司站班（下属按级别排列站立迎送上司）。官场平日的称谓也有很多讲究，以外官而论，下属称督、抚、司、道为“大人”，称知府为“大老爷”，后来同知、通判、知州也被称为“大老爷”，知县因通常有加衔，后来也称“大老爷”，佐杂一般被称为“老爷”。下属对上司的自称也有很细的规矩，藩、臬、运对督抚自称“司里”，道台对上司自称“职道”，知府对上司自称“卑府”，同知以下自称“卑职”。 [15] 平日各种公务活动甚至私人聚会都必须注重上下尊卑。杜凤治对宴会的座席常有详细记录，日记提及重大宴会有座位图，对赴宴者的官职、头衔有注明，座位严格按照官场的级别安排。对这套惯例官场上下都会自觉遵守，如果违反，尤其是下级官员违反，就会被鄙视，甚至影响仕途。

上级官员，特别是督抚、布政使，掌握下属官员的仕途命运，下属任免升降，基本要看上司的意志。当然，不同级别的上司、下属情况不尽一致。上司有对下属考核并出具考语的权责。督、抚与布政使对下属任免升降权力最大。遇到大计之年，督、抚都要把若干官员列入“六法”予以“甄别”，如被列入，仕途就从此黯淡无光甚至到此为止了。道、府对下属没有直接任免之权，但他们推荐、指控以及出具的考语，多数情况下会被督、抚、藩认可。州县官也要对属下的学官、佐杂进行考核，出具考语。例如，同治十年，杜凤治就对属下的南海教谕、训导、县丞、九江主簿、典史，金利司、神安司、三江司、黄鼎司、江浦司、五斗司巡检，河泊所大使等官出具八字考语秘密呈报广州知府。 [16]

在清代，官场的上下级关系还体现在下属对上司的银钱、礼物奉献方面。上司与下属形成的利益输送关系是有规矩的，不同缺分上送的节寿礼都有“向章”，少送了上司不满意，多送了开了先例后任为难，其他官员也会认为这是向上司献媚。杜凤治是州县官，也有学官、州判、县丞、典史、巡检等下属，日记记载下属送礼物的事不少，送银钱则没有提，但按常理不可能没有。逢年过节，以及上司本人、上司的父母、夫人生日，州县官都要送“干礼”（银两）和“水礼”（物品）。上司对下属所送的“干礼”会照单全收，但对“水礼”则都只收部分以表示客气。

尤其是府、道两级，他们与其他官员一样，靠俸禄、养廉不足以维持公务开支及本人和家族生活，但府、道不直接征收赋税，需要有其他收入来源。有些府、道有固定的特殊收入来源，如“广省道员以南韶为第一缺，为其管理太平关也。自蒋香泉中丞改章将羡余提公后大不如前，然犹较诸道之专靠节寿者尚为优也”。 [17] 又如肇庆府是广东第一府缺，主要是因为肇庆知府管辖下的黄江厘厂，“每五年一充厂役，公礼五六万元”，每年上解后尚可剩余五六七万两甚至十万两银。 [18] 广州知府获得额外收入的途径也多，如省城的都城隍庙以往奉送广州知府到任“规矩银”二万两，后来香火衰落，但送给知府的“公礼”仍有五千两。 [19] 而多数道、府没有那么阔气，如“肇罗道无节寿则署中不能举火矣”。 [20] 同治十一年，崇龄挂牌署理惠州府，杜凤治评论：“惠缺无甚肥美，全靠各州县节寿。” [21] 光绪三年，布政使杨庆麟问韶州府、雷州府的优苦，杜回答：“韶有七属，雷仅三属，此等府缺无他润泽，唯靠节寿耳。” [22] 而且，道、府两级同样也要向自己的上司送节寿礼以及向京官送炭敬、冰敬，因此，州县官对道、府的节寿礼必不可少。

日记中没有杜凤治送钱银给督、抚、藩、臬的记载，不排除送了而不记。但所送礼物也价值不菲。同治十一年，杜凤治给兼署巡抚的总督瑞麟送寿礼，“制台一边礼收大红碧髓朝珠、翡翠搬指、翎管及烛、面共四色；抚台一边带件二：一翠玉一碧髓，及绸匹、酒腿等四件，连门包在外约在三千金以外”。 [23] 后来调署收入少得多的罗定州，杜凤治想到自己受瑞麟知遇之恩，所以所送礼物远超罗定州的惯例，给督署的堂礼与门包也加倍。但瑞麟只收价值不高的几件礼物，杜凤治非常感激，认为瑞麟对自己“器重、体恤俱全”。 [24] 瑞麟根据亲疏、缺分肥瘠，对礼物全收或收部分或不收，以表达对下属不同的态度，适当收部分礼物，是为表示谦逊以及对某个属员的器重与体恤。

作为州县官，杜凤治处于官场偏下的位置，他经常以下级官员的视角观察、评判官场的上下关系。有一次，他看到两名候补州县官对布政使万分巴结，在日记中评论这两个人：“所希冀者无非盼得一美差、委一佳缺耳，非真心悦诚服，谓事上之礼宜如是也。予作第一缺虽不敢误差，然亦不能先意承旨若是也，然而不足奇也。我辈事司道，司道于督抚亦如我辈之于司道也。” [25]

杜凤治本人其实在巴结上司方面也颇为费心费力，认为对上司“先意承旨”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要注意分寸，司道对督抚也是如此。因为当下属不易，尤其是做南海知县要应付多个上司，杜在日记中也经常会为“作小官之难，作小官而权大任重之更难”叫苦。 [26] 因为上司虽有权，但意见往往不一致，未必有明确指示，更不愿意担责，一旦出了事就追究下属。

上司对下属虽处于主导地位，但也不可以对下属任性妄为。一个受到下属尊重的上司，要有掌控官场的能力，要注重官场规矩礼仪，要明白典章制度不切实际之处而不苛求下属，对下属利益有所体谅，对穷官、苦官予以体恤，等等。杜凤治佩服的上司有总督瑞麟、巡抚张兆栋、布政使王凯泰、广州知府冯端本等（但也不是没有看法），而对总督英翰、刘坤一，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按察使张瀛、盐运使钟谦钧等上司就有不少负面评论。杜凤治刚走上仕途时，对各级上司是比较敬畏的，在广宁、四会任上，他对署理按察使蒋超伯的畏惧时时流露于笔端。等到后来当了几年南海知县，官场中有了较多历练，也积累了一定人脉，宦囊也充实了，于是胆气渐壮，对一些看不上眼的上司也敢于议论甚至顶撞。在清朝，承平时期上司只掌握下属仕途的命运，但要置下属于死地，或把下属送进监牢是很困难的。杜凤治宦粤十几年，日记没有记载过上司让下属文官吃官司的案例（武官则有“军法从事”的个别例子）。一个文官，即使级别很低，如果决心不当官了，有时上司也毫无办法。廉能正直、在官场威望极高的林则徐，晚年在云贵总督任上，也被降职的知县广和京控案搞得疲惫不堪，此事成为林则徐决心告病的原因之一。 [27] 杜凤治日记也记录了多起小官挑战上司的事例。

县丞伊齐斯欢与布政使成孚是同乡，且同为红带子，屡求成孚关照不遂，于是将成孚任内受贿委缺之官员、官职、涉案者与行贿数额写成文字，先呈送给成孚，意欲威胁，成孚不理。伊某便向巡抚、总督衙门呈递，声明做了这件事这辈子不再打算做官了，既经翻脸，不与我终身衣食费用断不干休，督抚如不理就到北京呈部。巡抚只好托粤海关监督俊启（星东）调处。杜凤治听说伊某因此勒索到万金。 [28]

曾任南海、电白知县的吴信臣（服斋），进士出身，任南海不及半年被撤，郑梦玉（云帆）接任。吴因在收入较多的季节前被撤，亏累巨万，怀疑按察使梅启照与郑同乡，上下其手，“与梅公大闹，甚至怀刃拼命，梅公助以万金，云帆亦认接数万始罢”。后吴以“浮躁”被弹劾。 [29] 杜所说细节与数额或有夸张，但吴信臣“大闹”之事应属实。有时下属甚至顶撞更高层的上司。琼山知县袁祖安（敦斋）被委署潮阳知县，拒绝接受，同总督瑞麟发生争拗。

伊力求免署潮阳，谓该处民情刁悍，费用浩烦［繁］，才力实在不足，恐有误事，反辜中堂栽培。中堂言：“我正要一才力不足的去，非要能员去作潮阳也。”敦斋下跪叩头苦求。中堂生气言：“你不到潮阳去，我要送你回家去矣。”敦斋亦负气，大声言：“送卑职回去，亦是中堂恩典。”即站起坐下，大相龃龉。好容易梁山翁、方柳桥、诸领袖官为之再三婉求，并为弥缝饰卸，现算已说开，而琼山一时不能去矣。 [30]

然而，袁祖安没有因为这次顶撞被参劾和变“黑”，后来还被委任为首县番禺知县。大概是袁不仅认了错、纳了贿，而且有总督特别信任的人（如方功惠）疏通关说。而且，瑞麟位高权重，不计较一个小小知县的冒犯，反可博取宽容大度的名声。

日记中记下官场上下关系的常态和特殊事例，都可丰富我们对晚清官员上下关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