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试的举办
在清朝科举考试中，县试（州试）是童试的第一级考试，因而也是整个科举考试的第一级考试。以往，研究清代州县制度的学者对知县在科举考试中的职权不是很关注，这种情况近年有所改变。《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对科举考试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往不受注重的县试也占了该书相当多的篇幅，但所据资料主要是《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各朝实录，来自州县官的记述甚少。 [1] 因此，所论述的基本是纸上的典章制度，对县试的实际运作言之不详。
县试的试官是知县或知州，杜凤治日记中有其多次主持县试以及主持罗定州州试的记录。他通常会不厌其烦地详细记下各次考试的题目，有时还说明出题旨趣，对各次出图、头图的姓名都会按次序记下，有时还记下排列名次的考虑。此类细节，丰富了我们对科举考试底层环节的认知。
杜凤治不仅对主持考试极为重视，勉力完成这项公务，而且，作为乙榜出身的知县，当官后他仍保持了较高的时文写作能力。同治九年乡试杜充任外帘官，他在闱中拟作的制艺和试帖诗受到上司、同僚的赞许。同治八年三月，杜凤治主持四会绥江书院官课考试，为童生出的诗题是“河阳一县花”的“花”字。他对严文杰、区子琎等多人的诗一一修改，发下作为示范。 [2] 知县如果在学问方面没有水平会被童生看不起。高要知县王炳文（质卿）并非正途出身，有“没字碑”的名声，同治九年高要县试，童生们声言“我辈倘取案首，何屑与不识字人为门生”，“至初覆，童生哗言王太爷正场取文不公，将大轿及一切铺设均行打烂，一哄散去”。道、府只好另外委派官员来主持县试。 [3]
下面以杜凤治同治九年主持广宁县文武县试为例，讨论一下知县在科举考试中的权责。
在完成各项通告、资格审查等程序和派定“家人”管理县试各种事务后，杜凤治宣布同治九年闰十月廿四日广宁县试头场开考。
廿四日黎明，杜凤治出至仪门外点名，典史张国恩早来协助处置考场外事务，点名后，杜凤治就坐大堂出题，又悬牌宣布“二十八日下午出图，十一月初一日初覆，初二日考性理、《孝经》，谕一同出图”。 [4] 到“晚四更时共收卷八百四十三本（有三本无卷）”。 [5] 杜又命礼房转谕诸童生：“初二日《孝经》、性理论，系奉旨特设一场考试，所有童生务须亲到赶考，如不到即将其名扣除，不送府、院试。”头场试卷廿七日黄昏阅毕，廿八日未申间发梆出图，共考童生846人，扣除“携卷私出未缴”的几人，共招覆生840名。 [6] 840名考生都要一一排列名次，但杜凤治只需认真斟酌前列者的名次。
十一月初一日是每月例行祭祀的望日，又是冬至，所以要完成各项祭祀仪式后再举行初覆考试，“文童到者四百四十四卷，又补考二十九名”，也是当场出题。考试的场面是：“一图之五十名提进宅门内关试，二堂坐三十名（廿一名起五十名止）。关帝正殿两旁坐十名（一名起十名止），外殿坐十名（十一名起二十名止），余仍坐大堂外，故有内外场之分。此间枪手最多，大堂外虽封门，处处可通，知题纸下即早飞出内场，另出题使其与飞出之题不符也。” [7]
初二日考《孝经》、性理论，酉刻即放头班，二更净场。初四日阅卷毕，杜凤治自定一、二图名次，初五日出初覆案。 [8]
初六日三覆，点名实到童生249卷，又补考7卷。初七日出二覆、《孝经》、性理论场案。初八日出三覆案。初覆案首谭淦，年仅18岁，素无能文名，众童生都说是枪手代作。三覆关门面试，谭淦文章则大减色，笔路亦大不同，于是把谭挪置三图；又出示悬牌，令诸童如见有枪手即时捆送，必为按办。 [9]
初九日四覆，到者150余人，招而不到者30余人，谭淦亦不到。规定酉刻缴卷，不准给烛，作全卷者为数不多，但也有晚上继续作卷的。杜凤治阅卷时发现三覆案首刘继猷之文初看尚觉通顺，复阅则满篇疵瑕，竟是一篇极不通之文，斥之不录。传闻外间有一枪手李为霖，谭淦、刘继猷文皆其手笔。十一日下午出四覆案图。 [10]
十二日五覆，到者百十余人，十四日出案。十六日早上传五覆第一、二、三、五名欧维新、莫子珍、薛赓飏、江清才面试。因莫、薛二人文“不相轩轾，难定优劣”。莫41岁、薛36岁、江39岁、欧18岁。因“莫甚寒苦，思成全其功名。而薛为予前次所取十名，至今未入学，亦思成其功名”。因为大案案首按惯例院试会被录取，但第二名往往不能入学，第三名入学机会也大。杜凤治想到上年府试知府对欧维新甚为看重，欧即使在府试不得案首，也有很大机会入学，所以决定欧第二名。对莫、薛两人“踌躇久之”，后想到莫年纪更大，又到神前拈阄，亦得莫，于是就决定大案前三名顺序为莫子珍、欧维新、薛赓飏。 [11]
文童县试结束后不久又开始武童县试。
十一月十七日，杜凤治到教场考武童正场，千总饶在田、典史张国恩监射马箭、步箭。十八日看阅武童弓、刀、石、技勇，十九日发武试正场榜，考试完毕的64人全列名。二十日武试初覆，先阅步箭，次阅开弓。二十一日定武童初覆案。二十二日三覆武童，看阅步箭及大刀。二十三日发武试二覆榜，二十四日继续看箭、石。二十六日发武试大案，录40名，前三名是陈应韶、彭星铨、李廷光。 [12]
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杜凤治最主要的公务就是主持文武县试，日记逐日记载，其间他还要审理多宗案件和处理其他公务。同治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光绪二年、三年，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主持的五次县试在程序上也与广宁的县试大同小异，只是南海县试童生的人数要多得多。
光绪二年，杜凤治在罗定州任上也主持了一次州试。罗定是直隶州，下属东安、西宁两县，但知州也有自己的辖境，所举办的州试仍是最基础的考试，与县试同。杜凤治此时已得到回任南海的确信，但他仍主持文童州试后才动身赴省城。
与科举考试其他环节不同，县试基本是州县官包办，命题、阅卷、录取（尽管多数愿意参加府试的童生都可通过送考）、排列名次都由州县官一个人主持、决定。文童一般进行六场考试，广宁县试前后六场加起来共有1800多份考卷。杜凤治在十几天内无论如何看不过来，于是安排四哥杜凤筠（附贡生）、儿子杜子榕（童生）与教读师爷诸青田代阅，事先为三人定好批阅符号及注意事项，自己只看部分考卷和出图时决定排名。 [13] 罗定州州试童生1700人，杜凤治自然也看不过来，就请了教读师爷赵步瀛和州学学正黄怡帮忙阅卷。但赵“一生训蒙”，并无阅卷能力，黄则草率了事，杜凤治认为“一宽一严，均不得其平，受屈与幸邀者必多矣”。 [14] 南海县赴考童生有三千六七百到四千二三百人， [15] 杜凤治更看不过来，因为在省城，自不便再让亲属阅卷，必须请有正途功名者。在光绪二年的县试，杜就聘请了书启教读师爷徐盖升（副贡）、左绍銮（即用令）等六人阅卷。 [16]
参加县试的童生人数众多，州县官拥有的行政资源有限，经费大部分实际上也要州县官承担。杜凤治尽管对这项政务十分重视，但要严格执行场规、杜绝弊端也不可能做到。在主持光绪二年的罗定州试时，杜凤治自己亲临考场，“于中堂设座，整日危坐”，派出亲信“家人”监督，但一千六七百名考生的考场还是照顾不过来，有考生擅自进出、携卷出场，有考生挟带《四书味根录》、诗韵入场，甚至还有毁门携卷外出请人代作，再偷偷回考场交卷者。 [17] 南海、番禺县试一起在省城贡院举行。两县知县到场出题后就离去，因首县公务多不可能一直在贡院监考，只能聘请一些同通、州县班无缺的官员监场。两县考生加起来超过7000人（但每次招覆人数都会次第减少），只能不点名，封门也只是虚行故事，“枪手或入内或由外传递，听其所为”， [18] “在贡院作文者不过数百名，余皆在寓所作文，皆枪手操刀也”。 [19] 光绪三年番禺著名的老枪手沈俪徐被取为案首，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袁祖安笑谈：“与以案元，入学后，小考不能入场作枪手矣。” [20] 因案首基本能够入学。
武童考试混乱的情况更严重。光绪三年，杜凤治看武童射箭，发现有人重复射两三次，原先怀疑是顶替，询问兵房书吏才知道武童往往一人有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名字，希冀用考试成绩最优的名字入选。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