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县试排名的裁量

尽管县试在漫长的科举考试流程中是最底层的环节，但士子不过这一关，就不能参加后面的考试。县试的排名对府试排名和院试录取也有一定影响。县试案首基本可以被学政录取入学。知府在府试、学政在院试中肯定不会过于参照县试排名（故县试第二名在院试中常常不被录取），但对县试排名又不能完全不顾，学政如果把县试排名很后的童生录取入学，容易引起物议。因此，县试名次在前者未必能入学，但名次太后就很难入学。而且，县试名次影响童生及其家长的声望，排名在前是光彩的事。童生即使通过县试，知县也可以找个理由不准其参加上一级考试。如广宁武童程显扬武艺不错，各次出案也排名在前。杜凤治在武试开考前谕令他必须交出“族匪”程定晚公、程亚饱，“如不将二匪交案定然扣除不送府、院试，功名大事，切勿自误”，“否则即使程显扬已入学亦必详革之”。 [22] 广宁县学额是文生员9名、武生员9名。 [23] 广宁童生在府学中也会有少数名额。如按文县试头场入场846人计算，广宁文童得入县、府学的机会是1.5%～2%，而南海县童生多，机会就更低。因此，对各个童生的命运、绅士家族的声誉及文化权力的确立巩固，州县官可以通过州县考起很大的影响。

排名、确定案首由州县官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任何监督制约。前文已写同治九年广宁县县试拈阄决定案首事，同治十年南海县县试，杜凤治对莫廷赓、梁增嘏二人谁当案首一时难定，“因作两阄，令太太随意拈一，拆看乃莫字也，竟定莫作榜首矣”。 [24] 光绪二年罗定州州试时，杜凤治认为阅卷的赵步瀛、黄怡两人“一笨一率”，恐怕遗漏了佳卷，于是“特将书院中平日常取前列者数卷寻来”，但也找不到好的，只好“短中取长”。 [25] “特将书院中平日常取前列者数卷寻来”这个细节，说明州县试并无弥封（即使有也不严格），而且州县官可以公然寻找自己中意考生的试卷。从日记看不出杜凤治寻卷有受贿、徇私的考虑，但足以说明州县官在阅卷、排名环节可随意作为。

名次排列，尤其是案首的确定，是州县官收纳贿赂的机会。出身富家的广宁武童陈廷魁想通过杜凤治的“家人”吴芳贿买案首，两个姓杨的也想贿买，但最终没敢开口。 [26] 广宁武童黄鉴州也曾托人暗求杜凤治太太，“愿献千金得武案首”。 [27] 州县官如果决意让某一童生入学，除了把此人定为案首外，还可以有其他办法。

杜凤治当然不会写自己卖案首的事。他的第一个幕客顾学传“常说作官钱是定可要的，案首定可卖的”。 [28] 因为州县官卖案首既不难操作，又不会有后果。日记记其他州县官卖案首的事不少。杜凤治调署四会未到任前，短暂署理的沈钺就在武县试卖一武案首得四五百金。 [29] 在一般人心目中，买南海县案首要二三千金。 [30] 杜凤治听说张琮在顺德知县任上把案首卖给大族巨富张某，“售得六千数，元乎两乎未确知也”。番禺知县胡鉴告诉杜凤治，张琮所定顺德案首“竟是不通的，抑且满篇别字，众目共见，群相诧异”。但张亏累两万多，只好千方百计求生发。 [31] 杜凤治在罗定时，生员黄焕炘告诉杜，前任知州饶世贞“一州两县文武六案首均为学院棚费无出概行货买，本州案首闻说系二千元（门上得二百，大约官得千八百元），东、西两县案首每处一千四百元，武案首本州千元，东、西两县一处七百元，一处六百元”。 [32]

州县官对考生出图的排名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如在罗定，杜凤治就嘱咐两位代阅卷的人把年过八十的童生卷子挑出，不论其考得如何都排在一、二图（即排名在50或100名内）。 [33] 这是为照顾老童脸面，没有利益的考虑，但说明州县官可以完全撇开试卷水平来排名。日记记下很多县试中徇私排名的情况。

例如，同治十三年南海县试杜凤治没有考完就调署罗定知州了，临行时开了个条子给继任南海知县张琮，要张在此后的覆试排名中关照潘葆铭、李家裕、黄勋元三人，关照潘是同情他“功名偃蹇”，希望张琮出大案把潘定为案首或第三名，以保证潘得以入学。李家裕是佛山局绅李应材之孙、山东道台李宗岱之子，杜凤治虽觉得“其文难保无假借”，但仍希望张琮予以第二名或第三名。黄勋元是都司黄添元的堂弟，前两次县试，黄添元已托人向杜凤治说情，请求列在前十名，杜凤治想到黄勋元“文理劣甚”，“安可列入十名以招物议”，最后只把他列入头图敷衍黄添元。三年以后，黄勋元的八股文“未见进境”，但黄添元请托更力，杜凤治只好在头场把黄勋元列为第十名，并向张琮交代：“黄都司添元我们祭祀朔望常常相见，时有交往，公事以和好为最要，与以后十名如八九十者以光其脸，亦不得不然之事也。” [34] 当年黄勋元终于得以入学。杜在日记中评论：“此人文理未顺，亦得获隽，真运气佳也。” [35] 然而，杜凤治本人也是使其入学的重要推手。

光绪二年的罗定州试，杜凤治对局绅黄亨衢、王寓宸的子侄以及绅士陈殿镛、黄焕炘的儿子在大案排名中都予以照顾。陈殿镛、黄焕炘两人的儿子文章低劣，但也都“置二十名内以荣之”。童生吴鹏家富，杜凤治知道“其列第三名、第一名文皆代枪也”，但也没有改变排名。陈殿镛、黄焕炘懂医术，经常为杜凤治一家看病，杜就在出案排名时照顾两人的儿子作为回报。出案后次日，杜凤治还对来诊病的陈殿镛一一说明自己排名的考虑。 [36] 可见，州县官在县试时即使徇私，从官府到民间也不会大惊小怪，州县官本人也不怕说出来。

杜凤治的好友、榜眼、在籍广西道台许其光之幼子许福身17岁，光绪三年参加番禺县县试列17名，府试头场又名列头图15名。府试出图后，许其光老实对杜凤治说：“赴试亦无非令其经历经历。此次府试，文系某人代作，不意蒙府尊取列高名”，“福身实未入门，断不令其覆试”，但怕知府冯端本觉得自己不领情，所以托杜凤治向冯端本解释。 [37] 许其光“令其经历”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在县试、府试中，许其光不仅请了枪手，显然也有所请托，如果真的只是要儿子经历一下考试，考完后面各场也无妨。为何他改变主意？日记没有更多记述。许其光是榜眼，目标较大，说不定许福身县试的排名在外间已有议论。此外，许其光是广西实缺道台，其时与广西巡抚涂宗瀛关系极恶劣，他最终放弃，应该是体察情形权衡利弊后的决定。此事也说明县试、府试环节枪替与徇情之风严重，即使基本不能写完一篇八股文的人也有可能名列前茅甚至考取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