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死刑的判决与执行

剥夺人生命的权力，即判处死刑的权力，应该是审判程序中最重要的权力。清朝对死刑的审判、执行有严格而详细的法例和规定。在执行正常程序的死刑案件中，勘查、缉捕、初审等环节都在州县进行。对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查清案情后，州县官出具看语（州县、府一级的审判文书），叙述案情并根据《大清律例》提出案犯属于何种罪名、应判何种死刑（凌迟、绞或斩，立决或监候），并详报府、按察司、督抚，将案犯上解府。如果此后各审判层级复审后结论与州县的看语一致，过程大致是：府将案犯上解省，按察使亲自复审后上报督抚，督抚正式做出死刑判决向皇帝具题。案件又经刑部审核，再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后具题，最后由皇帝“批红”决定“立决”还是“监候”，“立决”的案犯由刑部下发钉封文书命令执行。 [76] 死刑案由皇帝最终判决，虽只是一种仪式，但显示只有皇帝才有最终的生杀大权。

作为审判的第一个层级，州县官并无判处死刑的权力，不过，证据、案情、罪名基本是在州县定下的。在战乱时期，州县官还可以便宜行事。如民国《香山县乡土志》记载，咸丰五年四月，香山知县擒获洪兵首领吴万刚、钟成后立即处决，“贼党四百余枷毙之”。 [77] 承平时期的州县官当然不可如此。但清朝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仍长期把强盗案件（一度也包括卖“猪仔”的人犯）的死刑审判权下放给督抚，实行“就地正法”。 [78] 光绪元年，御史邓庆麟奏请将死刑终审权收回朝廷，但广东巡抚张兆栋复奏，同意停止对诱拐出洋匪犯“就地正法”，但对盗犯“请仍照就地正法章程办理”。 [79] 一直到清朝灭亡，广东对盗、“逆”等犯人都实行“就地正法”，基本上是先斩后奏，督抚有时还会把杀人权进一步下放。在按照“就地正法”的办法处置犯人时，州县官的司法权力要比正常程序大很多。

“就地正法”的程序大致是州县审讯后上详报府或直隶州，再上报按察使，巡抚批准后，在省城的犯人就由两首县知县到抚署请大令押赴刑场处斩，外州府则由按察使发下钉封文书在当地处斩。犯人如果在府、直隶州翻供，就发回州县再审，这就意味着又一轮严刑逼供。同治十三年，罗定州属下西宁县上送的杀人犯程亚存等翻供，杜凤治仍命西宁知县陈杞（采珊）在州城再审，使用“责孤拐”（敲脚踝）、吊板凳、吊跪等刑。杜之刑名师爷但鸿恩以案情未确，不肯照县详把五犯都作为盗劫案办立决，建议改为谋杀案，按正常程序办理，免致五人不分情节轻重都被处死。但杜凤治认为，“若办谋杀，必须招解，必然翻供，必日久不能了结”，坚持作为“明火抢杀”案办理。 [80]

从杜凤治的日记看，按“就地正法”程序处决的犯人比按正常程序处决的多得多。同治十一年，全广东上报办理秋审的名单有35人，同治十二年才13人。 [81] 但每年南海、番禺知县在广州监斩“就地正法”者数以千计（包括外地解送来者），刽子手杀人有时一次就有四五层，共三四十名。 [82] 同治七年十月，杜凤治从四会解府抢犯陈灶妹等四人上府，不久四人病死一人，其余三人便在肇庆府城斩首。 [83] 同治十三年，杜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收到按察使下发的钉封文书，“西宁从逆抢杀人犯张发鞍三、罗亚有二名，前任禀请就地正法者”，“兹奉抚宪批准札饬择不停刑日期就地正法”，杜凤治即升堂提犯验明正身，委派吏目与城守监斩。 [84]

因为每有一名解臬辕的“正常”死刑案犯，州县就要交20两作为秋审费（其他费用还未计算），按察使还得为秋审赔几百两。 [85] 因此，从省级官员到州县官，都更愿意按“就地正法”章程处置罪犯，因更省钱省事。

在清乡期间，处决的程序比一般“就地正法”更为简捷。光绪三年，南海县举行清乡期间规定，捉获的人犯由主持清乡的彭、夏两位知府讯明，会同清乡武官禀请核办，即时批准，发到行营立可就地正法，不必再到抚署请大令。 [86] 还有比这更简捷的，同治九年，杜凤治作为委员在潮阳催征，知县朱尹伯带领兵船到柳岗等地勒令交“匪”，当地绅耆被迫交出参与械斗、不安本分的“烂匪”十余人，只经过简单的审讯，便在当地将其斩首。 [87] 同治十一年南海县清乡，仅二月下旬，就杀了38人。 [88] 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虽非清乡主持者，但拘捕、处理案犯都参与意见。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对负责清乡的副将戴朝佐不满，认为他“办得太宽”。康赞修曾通过杜凤治指证一个叫方亚芬的人是盗匪，不久，方就被斩决。 [89]

光绪三年，省城西关有一个“抢夺多案”的花子会，很可能是个乞丐的秘密会社，从广州知府的告示看，“花子会”的“罪行”无非“每遇民间婚丧，勒索讹诈不堪，党羽众多，凶暴昭著”。 [90] 杜凤治其时任南海知县，虽知道他们罪不至死，但因西关有很多手工业工人，“动辄恃众滋事”，要杀一儆百，便向知府、按察使禀请处决“花子会”为首者两人，斩决后本不必枭示，但杜凤治仍命将两人首级示众。 [91]

在上面的事例中，州县官并非判决者，只是在死刑案件中起间接作用。但日记还记载了多宗州县官不经正式程序直接下令处死犯人的案件。

同治七年，经杜凤治审讯，周年、周德不认供，杜认定两人“劣迹凿凿可据，毫无疑义，既不承认，本拟用立笼站死，兹候另办”。 [92] 站笼是一种刑具，可以把犯人装在里面示众，如站笼放在日晒雨淋之处，断绝饮食，犯人被卡住脖子，会在两三天内受尽痛苦死亡。杜凤治就下令把抢劫杀人犯江亚华用站笼站死。 [93]

同治九年闰十月，杜凤治再任广宁知县后不久，就下谕兵房及行杖皂班添置站笼三个，加旧存共六个，又“钉人架子”两个。 [94] 几天以后“钉人架子”就派上了用场。杜凤治亲自督率差、勇、团练围捕盗匪黎亚林等人，因黎亚林等拒捕以洋枪打死帮役梁盛，杜凤治在抓获黎亚林等人后，便命“黎亚林、黎亚晚、程亚保、程亚养俱不必细问，各重责藤条百下，四犯分四架用钉钉定，舁至墟场码头示众”，两日后四人先后断气。杜凤治命令示众五日，过了十三日墟期方准殓埋。 [95] 据杜凤治在日记所画，“钉人架子”是一“工”字形木架加上“X”状交叉木条。用“钉人架子”钉死犯人是历代典籍无载的酷刑。

不久以后，广宁县容村公局又捕获犯“抢案多多”的首匪容美庆。容美庆拒捕受了颇重的枪伤，杜凤治为避免其伤重死亡，逃脱死刑，就命把垂死的容美庆枷钉南门外示众。 [96]

盗窃犯周亚有越狱被捉，杜凤治因对其越狱生气，下条子令手下准备站笼，把周亚有和不肯供认的几名抢劫疑犯一同站死。亲信“家人”严澄提醒：“周亚有所犯案是偷窃，情节不重，罪不至死，还请斟酌。”杜在气头上最初认为“此犯断不可留，虽为窃犯，凶恶过于抢劫”，但转念一想，严澄所说有道理，于是“且将条收回暂缓办理”。 [97]

杜凤治再任广宁后几个月间，先后钉死五人，还准备以站笼站死四人。杜出此狠手，大概因为上一任知县曾灼光庸懦无能，他希望以严刑峻法震慑盗匪。他到任不久就下令添制站笼、钉人架子，说明实施这样的酷刑虽不符合王法，但已成为惯例，杜凤治并不担心自己这样做会受到上司的追究和处分。几年以后，他还不无自豪地忆述：“于石狗地方活钉四人，抢案立止，河道畅通，夜亦可行。时李星衢中丞移节西省，道出端江，晤方子严现察，一见即言杜某大有才能，一路颂声洋溢，惜不早知之。” [98]

在署理罗定知州时，杜凤治也有令犯人站死的记录。光绪元年，他按照戴姓族绅的意愿，把用刀“伤母致死”的犯人戴大全“捆绑打入立笼，钉缄坚固，舁出头门示众”，戴大全次日气绝身死。 [99] 从日记所记看，戴大全“伤母”的情节很可疑，即使他确实忤逆，对78岁老母殴打则可能，动刀子就太背离常理。其母是多日后病故，因伤致死只是族绅的一面之词。 [100] 然而，贫穷无业的戴大全平日与戴姓绅耆颇多冲突，其兄又是参与会党起事的外逃者，不能排除戴姓族绅想借知州之手除去戴大全这个惹是生非的族人。在处置戴大全之前，杜凤治要戴的舅父容亚一和其他亲属出具戴大全穷凶极恶、要求知州从严惩办的具结，以便作为非刑处死戴大全的依据。 [101]

在罗定知州任上，杜凤治属下东安知县刘彬把咸丰年间杀毙六命的犯人李德明“讯明将其活钉”。日记说，案发时虽有事主控告，“未诣检验，其案不办”，到光绪元年事主拦舆喊控才把李德明拿获。 [102] 日记记此案只有寥寥数语，但案件发生在一二十年前，并非刘彬经手审理，凭事主控告就把李德明钉死，按照清朝法律，甚至按照“就地正法”的章程，这样做也是草菅人命。

光绪三年再任南海知县时，杜凤治打算以站笼处死强奸幼女的罪犯张亚志，为此他同按察使周恒祺有一番对话：

予向臬台言张亚志已六十四矣，如照例详办，归入秋审亦需两年，或逢部驳则又一年。犯如许年岁，设狱中病毙，岂不幸逃显戮？故不如外办，案情、供词已确凿无疑，将犯枷立木笼，抬至犯事地方示众。广东人心浮，闻有站笼之犯，定倾城往观，必然无人不知，互相论议，足以示诫，用法莫妙于此。臬台谓天下刑之重未有重于立笼者也。求死不得，强壮少年必需三四日，年老怯弱者亦需一日，其受苦殆难言语形容，倒不如一刀之痛快决绝。此案外办甚是，该犯亦应令其受苦而死，唯不可令其站死，于心难忍。死法甚多，用重枷枷死亦无不可。予甚以臬台所说为然。 [103]

杜凤治的话反映了州县官实施“外办”处死犯人的一般想法，按察使的话反映了高层官员对“外办”默许的态度，上下级都认为用酷刑处决某些犯人可以起到广泛的震慑作用。上文以站笼站死江亚华一案，杜凤治是同幕客反复讨论后决定不上报而“外办”的。以“钉人架子”钉死黎亚林等人后，参与围捕的武官江志托人转询“石狗（地名）钉办黎亚林等一案曾否通详”，杜凤治回答说：“以道宪深念团练、保甲事，嘱予沿河亲往劝办，故自初五出门，十四日归，其中一切情形夹单禀之……现已安静，故发通禀，非石狗一事也。” [104] 杜没有正面回答江志提出的问题，但杜凤治对上司的默许是毫不怀疑的。

广东其他州县官“外办”非刑处死犯人的也不少。例如，惠来知县陈元顼“自言办土匪甚认真，就地正法及拿到即杀者共有二十余名”。 [105] 杜凤治再任广宁的前一任曾灼光，也曾把疑犯钉死两名、枷死两名。 [106] 遂溪知县白朴因枷犯乘风雨夜逃逸，“钉犯一名毙”；几天后“捉获枷犯一名，当即钉示”。 [107] 四会知县乌廷梧因疑犯林建、李志越狱，“嗣将林建拿到，一顿乱棒打死，李志亦将于监中饿死，报病死了案”。 [108] 清远知县郑晓如抓回逃走羁犯，不待其认供，“立将立笼站死数名”。 [109] 徐赓陛任陆丰知县时甚至活埋一人。 [110]

以站笼、钉人、活埋等非刑处决犯人的事，在清朝各种官方记载、档案以及州县官、幕客的私人公开著述中都不易找到。 [111] 杜凤治的日记留下了罕见而真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