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州县官及属下的人员

在所有公务中，征收是同州县官仕途与宦囊关系最密切的一项。杜凤治在所有任职的州县都把催征作为最重要的公务，在征收的重要环节无不亲力亲为。除在四会任上，杜凤治在广宁、南海、罗定任上虽都派了代理人驻在各乡镇粮站，但自己仍要花很多时间亲自下乡催征。日记写：在广宁，“银米一项，非官自驻乡沿门亲催不肯完纳，故予任宁时一年实有半年在乡催征”，还说自己“官而亲作粮差”。 [85] 同治六年七月，宾坑粮站的“家人”梁升报告说：“该处粮站不好收，非老爷亲去不可。” [86] 可见广宁经常出现州县官不亲自下去，粮就征不上来的情况。

两任南海首县时因公务特别繁忙，南海粮米额也远多于其他州县，杜凤治不可能经常亲自下乡，为此他聘请了多位催征委员，然而，只要稍为抽得出时间，他仍会率队下乡催征，主要是督促和检查各委员各粮站征收情况。如光绪三年杜凤治亲自到南海各乡，发现“各堡均有短绌”，两个小委员邱某和娄骏（杜的亲戚）都不在粮站，“头役亦多不到”。大委员知道杜凤治亲到，才派人持函报告征收情况。 [87] 此外，杜凤治下乡时还会传见各地绅耆（尤其是局绅）协助完粮。

杜任罗定知州时，因罗定州有直接征收钱粮的辖境，且罗定其他公务不多，杜凤治就把大量时间用于下乡征收。他在上粮道之禀中说“此间情形必须交冬亲身下乡挨家严催方有起色”。 [88] 他又在回复上司讯问禀报罗定州概况时说：“（罗定）征粮极难，历来须官亲到，自九月下旬即赴乡，冬至前后旋署一转又行，逼除方归，一村不到，则皆以官尚未来为辞，观望不前，一冬劳劳奔走，新旧统核亦仅及八成已耳。” [89] 同治十三年九月杜凤治到罗定各粮站催征，行前拟定了一份《乡征照向章行辕驻扎先后日期》：“先到素龙约驻二日，罗平驻三日（提船步卯到比），罗镜驻十日（提太平卯到比），太平驻二日，船步驻十日（提罗平卯，并 塘）， 塘驻二日，金鸡驻四日，平塘驻四日，围底驻六日，回衙。” [90] “照向章”，一次乡征就计划外出43天。这次催征由九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共用了35天，提前回到州衙，但十一月十五日又再次下乡，直到十二月十八日才赶回州衙，因为十九日要封印，第二次又用了34天。同治十三年九月到十二月，杜凤治有一半以上时间离开州衙下乡征粮。作为知州大老爷，乡征期间杜凤治虽有很多人侍候，但所居住的地方往往不蔽风雨，经常是白天到各乡村催征，传见绅士软硬兼施要求他们完本族本村之粮，晚上比责粮差，做完后已经三更，还得处理州衙派人送来的公文，第二天早上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催征。催征期间的劳累、怄气和无奈，自不待言。

州县官属下参与征粮者大体有三类。

1.州县官指派的代理人：委员、幕客、官亲、“家人”

本来，书吏、粮差也可以视为州县官的代理人，但委员、幕客、官亲、“家人”等则完全是州县官私人指派的代理，他们参与征粮、督促书吏和粮差，在法律、则例中都找不到任何依据。然而，州县官在乡镇设立粮站，本人不可能随时去，又很难放心地把征粮事务交给基本上是当地人的书吏、粮差，所以必须派出“自己人”常驻粮站。杜凤治首任广宁刚到任，就派出亲戚、征收师爷沈燮亭与“家人”梁升赴石狗墟粮站，另一位征收师爷娄焕章（也是远亲）偕“家人”李福、萧荣赴江屯墟粮站，“家人”马玉赴森洞铺粮站收粮。 [91] 在四会任上，也派官亲金十四爷和“家人”马玉、梁升、李福常驻塔塱等处粮站，而自己两个堂兄、两个儿子和四舅老爷则总管城乡各处粮站，随时抽身往查。 [92] 官亲、“家人”都不熟悉当地情形，也未必有征粮的能力和经验，但对州县官而言，他们要比书吏、粮差可信。

在南海县，杜凤治还委派了总催、分催征粮委员。南海钱粮数额巨大，故征粮委员要由布政使下札，但确定人选、支付报酬都是南海知县的事。甚至有同、通、州、县愿意当南海的征粮委员。杜凤治初任南海时就婉拒了两位愿就征粮委员的候缺州县官，禀请藩台下札聘请县丞班的叶振甫为总催委员，因其“有叶疯子之名，南海催粮老手，最出名，有起色，向肯认真办事”。 [93] 南海县各属又派了“分催”委员：五斗属王鏕（兼管捕属、城西堡旧粮），黄鼎属缪枝春，江浦属俞恩棠，九江属郑金源，金利、三江属韦庆清。他们均为候补、候缺之佐杂。 [94] 南海县有些地方，“粮差、完户有必待总催到方完纳者，历来如是，牢不可破”。 [95] 看来，催粮委员都是对南海县地方事务、催征业务比较熟悉和有一定能力的人。

2.书吏、粮差

前人研究清代赋税无不注意书吏、粮差，故笔者无须多写。按道光时香山举人林谦所说，香山的图差是由民壮雇来帮办的散役。 [96] 但是否各州县都如此，笔者无从判断。杜凤治在潮阳做催征委员时，赤寮有“粮厂督催总役姚美等三人，又有图差、粮差共十余人”。 [97] 可见粮差、图差两者并非等同。杜凤治在日记中甚少用“图差”一词（只用过25次），同治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后的日记中这个词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可能是把“图差”笼统地包含在“粮差”之中了。杜凤治同其他州县官一样深知粮差靠不住，但又知道“广东粮差可打而不可革，可病而不可死”， [98] 征粮少不了他们。如南海县有两名粮差，外号“大王甘”“军师徐”，“凶恶无比而情形熟悉，催粮非二人不可”。 [99]

3.衙役、兵勇

州县官下乡催征通常随带很多衙役以便实行刑责、拘捕。如同治六年十月，杜凤治“带五十余名差役、吏户刑书吏、行杖皂班往附城各大家亲督催征，兼带图差令指引各家，不论男妇，如有延抗即行锁带回县押比追纳”。 [100] 光绪三年在南海下乡催征，所带“门、印、跟、茶、号、三小、轿夫、执式、差头、壮勇将二百人”。 [101]

各汛地弁兵不归州县官直接管辖，但州县官可以知会辖境内汛官的上司要求弁兵参与催征。在清乡、催粮同时进行时，兵威所及，征收会相对顺利。同治六年八月，杜凤治写信给在广宁石狗一带剿匪的安勇武弁：“如上水一路办匪，即请枉过各村，借熊虎之威，或知畏惧，庶银米少有起色，全仗大力玉成。” [102] 同年冬，广宁森洞粮站征收较往年旺，“为有安勇三十人在此，究竟顺手”。 [103] 为征粮，杜凤治自己又招募勇丁50人，连同衙役四五十人共百余人下乡催征，后留下30名壮勇随带催征，“各予号背心一件，上印‘广宁县正堂亲军’七字”。 [104] 但杜凤治此后在其他州县再没有组建类似的“亲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