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西汉和隋唐的皇帝为什么不在长安待着，却老去隔壁洛阳“蹭饭”？
关中地区沃野千里，秦汉以此为根本，向东进取，建立了大一统王朝。此后，北周、隋、唐三个王朝，仍以关中为基地，夺取天下。但在整体处于盛世的情况下，隋唐时代的关中地区却供养不起在长安的朝廷，开始频繁出现天子带朝臣跑去洛阳“就食”的情景。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地区的旱灾引发饥荒，隋文帝带领朝臣来到洛阳，让一部分百姓也到关东地区逃荒就食。到唐朝，这个情况变得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唐高宗时代，唐廷去洛阳就食过6次；“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极盛时代，朝廷也有5次去洛阳就食的记录。以至于唐中宗李显无奈自嘲道，堂堂大唐帝国皇帝被迫“就食东都”，沦落为“逐粮天子”了。
隋唐时代的盛世期间，为什么沃野千里的关中地区无法养活长安，以至于要去洛阳地区“就食”呢？当我们细细探究时不难发现，大一统王朝定都长安时，首都从未真正实现粮食自给，隋唐皇帝跑到关东“就食”，只是一种不太体面的表象罢了。
秦汉时期供养长安主要靠关东
在战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盘踞关中的秦国粮食状况并不乐观。根据对列国灾害记载的统计，秦国在灾害总数上略逊于魏国，但发生过的灾害类型最多，经历的饥荒次数也最多。不同于《大秦赋》这种影视作品，秦国从没有真正解决粮食问题。在关中的郑国渠和巴蜀的都江堰都已经竣工的秦末，关中地区的粮食保障仍然堪忧。
《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继位后的饥荒可谓接连不断。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秦国“岁大饥”。四年，蝗虫遮天蔽日，天下大疫。我们看不到秦国救灾的记载，相反却可以看到秦国此时在猛攻韩、魏。这些行动也许和饥荒驱动下，秦军通过对外扩张掠夺粮食有关。秦国正式攻灭六国的第一战一“灭韩之战”，当年“秦地动，民大饥”，秦国本土出现了大地震和大饥荒。秦国攻破赵都邯郸当年，秦国本土再次大饥。再过两年，秦破燕都时，本土则是“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也就是说，秦皇扫六合时，秦国正陷入连续四五年的大规模饥荒。有人据此推测，秦始皇正是为了降低和转移国内灾害影响，才突然大大提高了东进速度，让秦军赶紧打下六国国都及其附近的地区。国都一般是各国的粮食聚集地和最大的产粮区。通过把各国粮仓扫荡一空，秦国“以战养战”才暂时解决了国内的粮食危机。
到嬴政统一六国，长安第一次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首都。这里需要负担的非农业生产人口大大增加：宫廷比之前更庞大，官员和卫戍部队人数更多，还有从关东各国强制迁来的大量富户。除此之外，阿房宫、秦始皇陵墓等大型工程也需要养活大量非农业人口。
但诡异的是，关中地区反而没了饥荒的记载。这又是为什么？
长安的粮食供应如何解决，比较常见的有三种说法：
：*是关中地区在郑国渠峻工后物资丰饶、自给自足说，
郑国渠确实为关中的粮食供应提供了很大帮助，但这种提升效果是有限的。秦吞并六国前夕，关中地区发生连续性大饥荒，就证明了即使有郑国渠，关中平原有时仍然难以维持粮食自给。秦末汉初，战事频仍，关中地区人口大幅减少、粮食压力大为减轻。但到了汉武帝时，作为国力复兴的汉王朝京畿地区，关中人口的膨胀再次使得粮食供应变得极为艰难，甚至郑国渠也已处于半废弃状态。
为此，汉武帝修复郑国渠，将其重新命名为白渠，又在长安周边修筑三条新的灌溉渠，开凿了六辅渠，去灌溉郑国渠力所不及的高地。尽管如此，随着长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用兵增多，关中地区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粮食需求，不得不依靠外粮运入。
第二是巴蜀地区运入说，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和刘邦从巴蜀地区攻占关中，随后东出争霸天下，最终一统天下有关。
当时的汉水可以从汉中直达关中。但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从巴蜀走水路进入关中需要翻越分水岭，陇山以西渭水段的航运难度并不比通过三门峡的中流砥柱低。正因为航行极为困难，古蜀国才开凿了金牛道。以成都平原的体量而言，给占据关中、但还未统一天下时的秦国提供部分军粮尚有可能，想供应大一统时代的秦都咸阳或汉都长安，可谓杯水车薪。
另外，在西汉建国不到20年的吕后时代，四川发生了武都大地震，山体的巨大滑坡阻断了古汉水，使其分流成后来的汉江和嘉陵江，更导致巴蜀和关中之间的水路中断，秦岭和大巴山成为关中和汉中、巴蜀之间的天堑。后世的诸葛亮北伐始终受困于后勤，就和这次地震后水产的改变关系很大。武都大地震之后的西汉大部分时期，巴蜀运粮供给关中地区，从难度极大变成了得不偿失。
第三是关乐;愉入说.
虽然关中地区产出丰盛，但随着首都规模的扩大，富庶的关中平原也难以供养这么多脱产人口。这时，长安的粮食供应不得不依靠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关东地区向长安供给的粮食数量在整个统一的秦汉时期是节节攀升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在今日郑州附近地区设置了巨大的敖仓，一方面囤积粮食，一方面把这里作为关东地区粮食向关中进行漕运时的中转站。楚汉战a
争时，敖仓是双方拉锯的主战场。到了汉初，《史记•平准书》记载：“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继位时，运输规模进一步扩大。《史记•河渠书》记载：“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当时在河南三门峡的砥柱难以通行，以及水道、水量、航道结冰的水文因素干扰，这个数量基本是极限了。
汉武帝元光年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政府开始修漕直渠。最终，漕运里程缩短了600公里，大大降低了运输难度。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写道，在汉武帝的一系列工程后，关东地区“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再往后，随着囤积粮食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
到了这时，才有了司马迁笔下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从数十万石到百万石，从4百万石再到6百万石，每年运量数字节节攀升的背后，是关东地区为首都长安做出的巨大贡献。
从养不起一万士兵到首都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引发了全国性的大内战，关中地区遭到极为惨烈的破坏。随后重新统一天下的东汉王朝把首都定在关东地区的洛阳。东汉时，汉朝和羌族的战争又使得长安城周边的三辅地区遭到极大破坏。汉末，董卓迁都长安，但这次迁都未能让长安得到复兴，后来的兵乱更加剧了关中的衰落。从此，长安彻底降格为关中的区域中心城市。
西晋时期，首都洛阳沦陷，一部分关中地区的豪族在长安拥立晋愍（min）帝，重启了长安的建都史，但不久被匈奴人的汉赵政权攻陷。带兵攻占这里的汉赵将领刘曜，多年之后也在长安建都，后又被关东石勒所败。
每次失败，都意味着关中地区，尤其是长安，会遭到一波洗劫和掠夺。直到苻坚建立前秦、定都长安，新莽灭亡以来的长安再度恢复了大一统王朝首都的气象。从这里，前秦一举统一北方，征服了蒙古草原和西域。然而好景不长，前秦在测水之战中失败，北方再度陷入混乱，关中地区又一次沦为氐族人、鲜卑人和羌族人混战的战场，其遭到的破坏程度远超前几次，长安更是被鲜卑人完全摧毁。随后，后秦、东晋、赫连夏、北魏等政权相继统治关中，长安再度沦为区域中心。北魏占领关中不久后爆发了盖吴起义，长安城虽未受战火波及，但关中地区遭到大肆烧杀，人口损失极为惊人。
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后，河洛地区才是它的统治中心，长安依旧是区域中心。到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引起天下大乱，关中地区再度陷入动乱。持续的战乱加上当时的气温比现在要低3—4霓，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关中地区能供养的脱产兵力越来越少。后来，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占据关中的西魏政权在最惨时创下一个纪录——饥荒来临时，西魏连一万人左右的脱产兵力都无法供养。
当时，西魏军在小关战役中击败了东魏军，第二年偏偏遇上了大饥荒。许多人被迫啃食树皮草根，百姓之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西魏的野战军万余人也面临断粮风险，所以冒死东进，攻击东魏设在弘农的粮仓。结果，占绝对优势的东魏军因为轻敌在沙苑之战中惨败，西魏获得了大量粮食，像700多年前还未统一中国的秦朝一样，依靠关东的粮食度过饥荒。当时，西魏军俘获了7万名东魏军，但就算获得了巨大缴获，统率西魏军的宇文泰也觉得供养不起这么多士兵，因此仅仅留下两万人，把其他人放回东魏。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的关中在供养西魏朝廷外，荒年养一万士兵都难，丰收时能供养的脱产士兵也有限。
经过西魏和北周50多年的经营，加上一系列战争中掳掠的大量民众（如在江陵一地就将数万平民掳掠到长安），关中人口逐渐恢复。长安人口达到了极盛期——49万余户，比起东汉光武帝时代的10余万户大大增加，但仍没能超过西汉时的64万余户。加上其控制的长江中上游和关东小部分地区，北周的实力虽然比不上北齐，但差距已经没那么大了。利用北齐内部斗争激烈的机会，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小博大，灭亡了比自己强大的北齐，统一了北方。随后篡夺了北周的隋文帝杨坚并进一步灭亡了苟延残喘的陈朝，数百年来第一次重新统一了南北。
长安再度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这次，它的粮食供应如何解决呢？
人口空前膨胀.
长安从关中地区的西魏、北周政权首都变成统一整个北方的北周、隋政权首都，随后进一步成为大一统政权的首都，其人口数量也节节攀升。
按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统计，此时关中地区的人口为56.3万户，272万人，虽然户数仍未超越西汉时统计的64万余户，人口却超过了当时的243万。也就是说，隋朝时关中的在册人口已经到达新高。除此之外，作为宫廷所在地，长安城有着皇族、太监、宫女、乐户、奴婢、禁卫军等大量不在册的人口。关中本身的农业产咄和作为大一统王朝首都的巨额需求之间的缺口进一步扩大。
按照西汉旧例，长安的朝廷可以依靠调发河南、河东、河北等地的财富以支撑关中的需求。按照《隋书•食货志》记载：“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但从函谷关向潼关运输的道路很难走，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由宇文恺主持，从潼关开幽了接到渭水的广通渠，提高了关中内部的交通效率。然而，这种运输效率的提升在关中地区物质需求的增长面前仍显得杯水车薪。
广通渠开通后10年的公元594年，关中地区大旱，隋文帝眼看长安要面临断粮危机，于是有了开篇提到的带着朝廷机关和部分关中民众到关东“就食”的记载。
隋炀帝继位时，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干脆在洛阳建立东都，且一度常驻于此。在隋炀帝的诏书中，对在洛阳建立东都的理由做了很清晰的阐述：“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翻译过来，大概就是向关中运输粮食太艰难了，所以干脆在这里也建个常驻首都。
隋末天下大乱，唐朝以关中地区起家，继续定都长安。此时关中的平均温度大幅提高，比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高了5—6霓，甚至略高于现代。另一方面，隋末战乱也降低了关中需要供养的非生产人口，长安依赖关中的产出基本能自给自足。但随着贞观年间社会从战乱中得以复原，尤其是李世民在对外战事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长安城的人口急剧膨胀，于是粮食问题又来了。
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基本把河北、河南和江南这些产粮区都联系起来，但战乱中的关东遭到的破坏远超关中，隋朝面临的转运困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这一阶段漕运的规模不大，每年从关东转运到关中的粮食不过一二十万石。一旦关中的收成出现问题，朝廷就不得不学习隋文帝，到以洛阳为核心的关东地区“就食”。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位皇帝统治期间，唐朝国力处于巅峰时代，却也有十几次去关东地区“就食”的记载。
归根到底，只要定都长安，粮食和人口的矛盾就会困扰始终。越是盛世，长安人口越多，粮食也就越紧张。唐朝前期，长安的人口空前膨胀，虽然关中平原此时因为气候回暖、水利和技术进一步发展，产出也大大增加，但长安的人口已经超越了当时条件下关中平原能负载的极限。
由于当时漕运技术水平的限制，唐朝前期关中歉收时，皇帝一般选择带领宫廷人员、朝臣和禁卫军等脱产人员去洛阳“就食”。最凄惨的大概是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大饥，长安城里都发生了人相食的情况。唐高宗几乎是逃荒一般地前往洛阳，由于出行仓促，随行侍卫的禁军中有不少饿死的。唐高宗第二年就病死在洛阳，随后建立新王朝的武则天统治期间曾再度迁都洛阳，但武周王朝终结后首都又回到长安。
在漕运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皇帝带领朝廷去洛阳“就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唐中宗时声称自己不当“逐粮天子”，在关中饥荒时拒绝去洛阳就食，但是他和他的宫廷不可能不吃饭。他不去洛阳就食，要么从关中人民为数不多的口粮中抢食，要么以大量民夫的生命为代价，克服自然障碍，从关东地区强行运粮。
后来唐玄宗在位，又开始频繁往洛阳就食。除此之外，他也开始改善漕运。开元年间，在裴耀卿的建议下，唐玄宗改变了之前隋唐从关东各地向洛阳运粮，然后统一运往长安的方案，而是根据各主要途经水流的水量水情，分段转运，并且在最难运输的三门峡区域用陆运克服天堑。
通过这种方案，长安朝廷大大提升了漕运量，算是解决了首都的粮食问题。唐玄宗开元初年，每年漕运量约100万石。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的3年间，运输量增加到700万石。唐玄宗统治后期的天宝年间，每年漕运量达到了250万石。到这个时候，隋唐年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逐粮天子”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按照史书记载，此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
正当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得到解决时，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开启了唐朝中衰之路。因为唐玄宗对漕运的改革，来自河南和江南的物资能有效地支持关中的唐王朝存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直到唐末黄巢在长安城的烧杀抢掠，才让长安彻底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