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玄武门之变发生前，李世民真的只是被动反击吗？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在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生冲突，史称“玄武门之变”。在这场兵变中，李世民亲手射死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禅让皇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开启了23年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深知自己这样对父亲和兄弟有点不太好。这是块心病，得好好治。首先，他隔三岔五去问史官：“你们怎么记录的啊？”

第一个被问到的是褚遂良。褚遂良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更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因为字写得好，兼任起居郎，专门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见褚遂良天天跟在自己身边写啊写的，唐太宗就很好奇，问他：“你记录的这些东西，当君王的可以看吗？”

褚遂良被问愣了，自古以来没听说君主还可以看起居注的，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意思是“您不能看！”

唐太宗不甘心，继续问：“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也会记录下来吗？”这可把褚遂良难住了，不过，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我的为官之道就是对得起这个官职，我的职责是记事，那么陛下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必定会记下来的。”话音刚落，旁边的黄门侍郎（门下省副官）忍不住又跟着补充了一句：“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

好吧，唐太宗被说得哑口无言，第一回合的交锋只好以“太宗以为然”结束。

既然褚遂良如此固执，那再问问房玄龄？房玄龄是大唐贞观年间的贤相，众所周知，他很怕唐太宗，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是“我经常看到房玄龄在我面前吓得面无人色，心里还是蛮愧疚的”。所以，唐太宗觉得可以突破一下，问正在修国史的房玄龄：“以前那些史官记录的东西，一般不许皇上看，为什么？”房玄龄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

唐太宗顺杆往上爬：“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意思是“我这个人吧，和他们不一样。我看史书主要是为了引以为戒啊。所以，你写好了，给我看看吧！”

皇帝非要看，大臣拦不住啊！只好先把《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做了删减，再送上去交差。唐太宗关心的是玄武门之变的记录和评价，马上翻到玄武门事变的那一页，一看，原来臣子们早做了删减，闪烁其词，又不满意了。他亲自给这个事定了性一玄武门之变本质上和“周公定三监”是一回事。

周公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对兄弟出手，所以，唐太宗对哥哥和弟弟发难，是为了国家和百姓。所以，“玄武门之变”不是所谓的篡权夺位，是安邦定国的大好事！

与此同时，在史书的字里行间，贞观修史的臣子们也经常把秦王这一系写成被打击、被压迫，最后不得已才开始还击的人。然而，即使史书经过了“删改”，但在历史的缝隙中，还是能看到兄弟互“黑”的蛛丝马迹。

明知是毒酒，咱就喝一口

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成功的前提，在于他擅长采集信息。采集自哪里呢？自然是李渊的后宫和敌方阵营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团队。史书上虽多次强化了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印象，连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都是被逼到最后一刻才反击，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玄武门之变前，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与李世民多次交锋，是交锋，而不是一方出击、一方接受。

最值得一提的首先是“杨文干事件”。那一年，李渊带老二李世民和老四李元吉去仁智宫避暑，身为太子的老大李建成则留在京师监国。李建成早已感受到来自秦王系的压力，于是把这次在京主政当作天赐良机，暗自调盔甲给老队友庆州刺史杨文干，再下令杨文干在外招一批年轻小伙儿入京，一是为了防范，二是为将来打起来做准备。结果，两个送盔甲的士兵放着庆州不去，直接掉转马头跑到仁智宫举报太子要谋反。史书上俩人的说辞是，事情太大，他们胆子小，怕兜不住，又不敢知法犯法。其实，这显然是秦王集团间谍工作干得好，李建成在京城的一举一动早就被秦王布置的天眼监视了。既然太子主动“作死”，秦王系干脆将计就计，收买了运送盔甲的士兵，让他们亲自告发太子。这一招不得不说干得漂亮，由太子的人举报太子，秦王完全置身事外。

收到告发的李渊当即派司农卿宇文颖去找杨文干，如果杨文干亲自来解释，说不定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谁知宇文颖一去，杨文干竟然真的谋反了。这样一来，坐实了李建成的罪常。

《新唐书》中说，是李元吉对出发前的宇文颖说了什么，宇文颖才对杨文干说了些什么，导致了杨文干的造反。这一点，恐怕不能成立。即使李元吉也有谋夺储位之心，但坐实太子谋反对他是百害无一利。他这时与太子的关系正打得火热呢！事后，李元吉也百般为李建成开脱，和《新唐书》所说的李元吉故意借此除掉太子全然相反，只要李元吉不是有精神障碍，就绝对不会有这样互相矛盾的举动。

那么，我们按现代最符合逻辑的“事件对谁有利就是谁干的”来看，一切就合理了。秦王李世民和宇文颖早已添加为私密好友，出门前，特地让他逼反杨文干。随后，秦王被任命前去平叛，根本没给杨文干留有辩解的机会，而是让他“为其下所杀”，一切也就死无对证了。这一招，无疑是秦王府对太子和齐王集团的一次大反击。

这之后，吃了暗亏的李建成曾想在夜宴上毒杀李世民。史书说，李世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了少许，“吐血数升”，又被一起喝酒的叔叔救走。很多人借此怀疑这场“鸿门宴”的真实性，太子和齐王既然打算以这种方法结果秦王，又怎么可能只是让他吐点血，然后安全地被堂叔救走？

其实，这件事不需要怀疑真伪。如果我们把李世民设定为一个精于布局、早已安插间谍、洞悉太子和齐王一切举动的人，一切都好解释了——在太子和齐王请喝酒之前，在李世民决定赴宴时，他已经知道今晚将面临的是什么。所以，他显然是再次将计就计，小喝一点，吐吐血然后全身撤退。最终换得的结果也很不错一李渊警告太子和齐王，以后不要找秦王喝酒。李世民借此大大减少了跟太子和齐王的接触，受冷箭的概率自然随之降低。

开启天眼，监视太子、齐王

如果说这些只是猜测，那么我们就请出实时目击证人。他的存在，证明了秦王集团对兄弟的矛盾早有应对或谋划。

此人叫王瞠（zh）），是太子东宫的官吏，任率更丞。这是个从七品的小官，在东宫主管礼乐秩序和漏刻，也就是记录一天的时辰，太子出行时再负责带头敲敲鼓、吹吹号。日常生活里，太子可能完全注意不到这个职位上的小人物。比如，太子和齐王想分化秦王府势力时，看上的都是尉迟敬德、段志玄之类赳赳武夫（两人都是后来一起参与玄武门之变，又图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可见是秦王府的中坚力量），秦王府一个管报时的，他们才没有兴趣了解。

可李世民完全不这么想，他就结交了太子府的这个“闹钟”王喳。

这类在太子东宫毫不起眼的角色，李世民和他结交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就是这样日常无声、不受重视的人，更能轻巧地探秘。因为管报时，他可以一直待在太子宫里，那么太子商量机密时，就可以无所不知。而作为这样一个无关大局的人物，什么时候悄然离开一会儿，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更不容易发现他已“投敌”。当然，前提是他的演技不是太差。

事实证明，李世民的做法比太子集团的奏效得多。

请看决战时刻。

玄武门之变前夕，外面的突厥又跑来闹事，太子集团当即合谋出一则妙计：由李元吉主动请战，拿到了兵权，再借秦王府武将跟突厥正面对抗过为由，要求秦王府军士随军出征，由此抽空李世民的武装力量，再以饯别为由，请李世民赴宴，现场让武士把他暴力解决。领头狼一死，到时候尉迟敬德这些人再勇猛也无用武之地，出征路上随便找个地方坑杀了便是。

计划可谓天衣无缝，李渊同意秦王府武将出征，秦王也不好拒绝饯别之宴，真是万事俱备，只欠天亮。

结果，无缝的天衣中还是被人撕开了一条缝隙，这个计划被率更丞王瞪听到了。

王喳一刻也没敢耽误，连夜溜走“密告太宗”。秦王府完全获知了敌方策略，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做筹谋，从而在第二天清晨的玄武门里，率先了结了大哥和四弟。这场兄弟之间的争斗，李世民早就胜出了。真是细节决定成败！

走后宫女人的门路

关于李世民的那些暗线，除了王建，还有很多。毕竟，玄武门之变之所以成功，除了要搞定太子和齐王，皇帝李渊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在李渊的后宫里也必然有和秦王组队的人。这一点，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次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

在兄弟三人斗争白热化时，李建成曾忧心忡忡地对李元吉抱怨：“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祸？安危之计决今日。”意思是，秦王曾拿金银珠宝贿赂李渊的后宫。这是二人私底下的对话，不存在故意作假，说给旁人听来嫁祸。由此可见，李世民确实给李渊的妃子献过宝，还因此给太子造成了巨大压力。

至于他究竟结交了谁，咱们也有迹可循。

史书记载，后宫的社交方面，基本都是由秦王妃长孙氏出面完成的。长孙氏的工作主要有两点一“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

虽然不足20个字，信息量却不小。

首先，长孙氏对李渊很孝顺，填补秦王长期不在身边，被人离间的空隙；对李渊的嫔妃们，长孙氏也在其中周旋，该花的钱一点儿没小气，为的就是将她们拉拢为友军。

李渊的后宫庞大，从实干型到花瓶型都不缺，最能和秦王府一拍即合的，要属贵妃万氏。

现在提到万贵妃，我们都能想到与明宪宗谈忘年恋的万氏，但中国有史可查的第一个万贵妃，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

史载李渊非常器重万贵妃，宫里有什么事都让她拍板，可以说，她是李渊后宫中最有分量的人。太穆窦皇后去世后，仅次于皇后的贵妃，就是后宫的主持人。

除了贵妃权势大、眼线多、容易成为秦王拉拢的对象，还有一条，也让万贵妃不可能站在太子、齐王一系。

万贵妃曾有一个孩子李智云，从小就善骑射，书法好，又下得一手好棋，是夫妻俩的小心肝。但李渊刚起兵时，李智云年纪还小，跟随大哥李建成在河东。李建成听说老爹起兵后，怕被隋朝廷抓捕，连忙卷铺盖逃跑，也没多少精力兼顾小弟，没去告知他一声。于是，李智云被隋朝廷抓住，不久就被隋朝大将阴世师杀死了。

这是万贵妃唯一的儿子，用头皮都可以想到，万贵妃对李建成不可能友好，并且心里应该带着恨。李建成将来正常即位，对她没一点儿好处。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以佐证秦王府与万贵妃早有联盟。李渊在位的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世民将第二子李宽过继给李智云，继承他的香火。也就是说，李宽名义上的父亲是李智云，奶奶是万贵妃，他要孝顺的人，也是他们这一脉。虽然李宽后来也不幸早死，不过，这并不影响双方“同仇敌怕。

虽然史书上并没有着重叙述李世民曾有结交后宫、探听消息的举措，对这位万贵妃着墨也不多，但可想而知，在玄武门之变矛盾慢慢递进的前期和中期，局势瞬息万变，李渊的一念就可以掌握每一方的成败，信息是斗争双方最急需的，所以，万贵妃这位掌握着最高情报的友军作用无疑至关重要。每当李元吉怂恿李渊开展什么对秦王不利的隐秘行动时，情报都能及时传回秦王府，让他们做好应对措施。间谍工作如此优秀，除了高层又亲密的万贵妃，还能有谁呢？

总之，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唐太宗，绝不是凭借他的绝地反击，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战功卓绝。对大哥和老四，他早就在算计了。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李渊有责（多次放不平心态），政治制度有责（太子只能在朝廷做统筹工作），齐王有责（挑唆），秦王府底下那些拱事的人有责，身在其中的太子李建成和唐太宗本人也脱不开关系。

时人讨论唐太宗，总免不了要攻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伦理缺陷，从而蔑视和诋毁他。毕竟，人们通常只关心两件事：自身的利益和他人的道德。借用一句话说，批判别人很容易，君子要修的，是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在政治斗争中的主动出手，或者说在上位之路上的道德遗憾，并不妨碍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帝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