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曹魏爱写诗，蜀汉多论文：东汉书生、宦官、外戚到底在争什么？
假如你有幸穿越两千年，回到东汉中后期的洛阳城，当街碰上那些冠巾招摇的知识青年时，可千万长个心眼——别随便跟人谈论诗歌。
因为你有97%以上的概率会被当成斯文败类，遭到白眼、嘲讽甚至是殴打。如果你谈论的恰好还是“古诗十九首”之类的五言诗，那么很可能闹出人命。若你运气足够好，撞上了那剩下3%的概率，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荣幸地跻身朝廷候补心腹之列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书生的天下？
当书生们刚走上西汉帝国的政治舞台时，他们只是一群顽固、狡猾，但相当弱小的群体。
当他们逐渐站稳后，就原形毕露了——他们垄断了文化教育、左右了社会舆论、控制了干部梯队，还成天用“天人感应”“五行始终”等给皇帝和朝廷大臣洗脑。
到西汉中后期，吃皇粮的书生们如“小强”一般疯狂滋长——《汉书》作者班固曾经吐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有些所谓的大师更是超级话唠，仅就《尚书》中"曰若稽古”这四个字，就能演绎出三万字的讲义来！这么能说，谁受得了！
汉宣帝算是明白人，懂得“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道理，治天下哪能全听知识分子们的！他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企图按朝廷的意愿统一思想，但会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次尝试宣告失败。
最后，王莽和一群知识分子搞了一次开天辟地的政治实验。他们依照《周礼》来改造衰亡中的帝国，并把这个实验性帝国改名叫“新”一结果这个倒霉的“新”帝国，不出意外地被这帮胆大心急、眼高手低的理论派搞垮了。
重整河山的汉光武帝刘秀吃一堑、长一智，不敢再相信书生。他依靠南阳、颍川、河北的豪强势力拥戴而上位，为了羁縻、笼络这些豪强，便和他们结成儿女姻亲——刘秀不敢触动业已根深蒂固的豪强势力，只好让他们以血统参股的方式，来共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但汉光武皇帝的妥协，从一开始就给东汉帝国埋了雷。皇位仅仅两传之后，这些姻亲舅爷们便反客为主，靠挟持外甥而成为帝国的实际主人。外甥皇帝当然也不服气，又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反击，从舅爷手中夺回权力。
东汉中后期的历史，就是一场外戚和宦官轮番把持帝国权柄的乱战。
这场乱战中，业已靠边站的书生们只能跑跑龙套。
当权派虽然偶尔也邀请他们入朝参政，但他们可不敢再像西汉一样，以“天人感应”“五行始终”等为辞，忽悠皇帝退位让贤。他们现在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但书生们胸中有伟大的理想。他们中的佼佼者，继续刻苦钻研传统政治理论，著书立说、广收弟子、私相授受、朋比牵引，遂逐渐上升为学阀世家，子孙世代相继把持着对经书文义的阐释权。
这就与中世纪欧洲僧侣所扮演的角色差不多了。
夕卜戚做朋友
欧洲的僧侣以神权维护王权，东汉的学阀以圣人之说、谶纬之言维护皇权。大家玩的是同一套把戏一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让被统治者变得更加驯服，从而降低统治成本。口衔圣人之说的学阀们，讲的是“君君臣臣”之道，维护着“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既得利益秩序。
他们给自己标定的人设是如此清晰，即便是不学无术的豪强外戚，也很快意识到书生是自己天然的同盟军——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自然喜欢现行秩序的维护者。
所以在外戚当权的时代里，舅爷总会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客客气气地邀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阀出来做官。书生虽然也会做出各种姿态，但到底扛不过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真香定理”。他们非常不情愿地说：“罢了，为了天下苍生，老夫就入世走一遭吧！”或掐指一算道：“自筹的经费不够学生们吃了，老夫还是去找大将军申领点皇粮吧！”就这样，他们很欢快地搭上公车去洛阳城，累世为官。
正所谓“利之所在，熙熙攘攘”，洛阳城里的学阀和候补学阀很快就多到让朝廷吃不消、养不起的地步——因为仅仅是太学生，就达到了三万人之众！
涌入洛阳城的书生越来越多，朝廷能提供的“经费”有限，难免竞争激烈。
经学主旨是维护大一统局面和既有秩序的，主力是各路学阀和太学生。寒门出身的宦官和他们的朋友（主要是商人和庶族地主），恰恰是既有秩序的破坏者——他们既要从舅爷手里抢皇帝，又要从学阀手里抢编制（或者叫“经费”），还要跟世家大族争做土豪——所以正统的书生和公公，显然就不可能做好朋友啦！
书生们只能更拼命地抱紧帝国权力的另一极——舅爷，交投名状的主题是用各种方法排挤、打击舅爷的敌人公公，除了继续垄断文化教育、操纵社会舆论、控制官吏梯队等传统优势项目之外，后来竟不惜赤膊上阵、斯文扫地，对公公们大打出手。比如说“望门投止思张俭”的张俭，在东部都邮任上时，只因为争道小事，就杀了宦官侯览的母亲和家属、宾客百余人，且“皆僵尸道路”，填井烧屋，甚至连鸡犬都不留活口。又如清流领袖陈藩，帮助皇帝的老丈人窦武发动武装政变，企图族灭宦官，结果他办事拖沓，反被狗急跳墙的宦官领袖曹节率领公公们反杀。
宦官也不傻
这两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公公对“正统派”，或更确切地说是“经学派”的全面开战。这就是两次“党锢”事件。
公公们虽然出身寒微，但脑子并不傻。
在与书生的斗争中，他们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经学的原教旨不改，以“经义”为政治纲领的书生们就绝不可能跟自己做好朋友。
于是他们想出一条既釜底抽薪又杀人诛心的妙计。
为了不让书生们全部站到舅爷的阵营里去，公公们便啖之以利，忽悠皇帝成立了一个叫“鸿都门学”的大学堂，以和“正统派”大本营的三万太学生相抗衡。
和太学里那些成天鼓捣经学、钻研政治、积极参与党争的“正统派”不同，“鸿都门学”的学术专业显然要平和得多，他们研究的是诗歌、小说、词赋、绘画、书法这些修身养性的东西。
公公们当然希望书生们把精力投入到这些东西中去，因此对“鸿都门学”大力推介，学生考试成绩及格的，就给大官做；不及格的，也给个不错的出身，多少让他做个小官。
从这时候起，经学与文学就算分了家。文学到底算是一件工具还是一门艺术，从此就纠缠不清。这就为科举时代的“经义”与“文学”之争，埋下了千古伏笔。
“鸿都门学”的学生人数在高峰期曾达到一千多人一但与多达三万人的“正统派”太学生相比，又属微不足道了。所以若穿越回桓灵时期的洛阳街头，你所遇上的知识分子，有97%的概率是太学生——跟他们，得讲《书》《礼》大义，最好多唱唱“王正月，大一统也”之类的高调。
但不管是太学，还是“鸿都门学”，终究都还是书生的阵营，公公们所要依仗的下层寒门盟友，单要靠这条出路参与国家政治，还是很不容易的一说来也很简单，这些奸商老财的子弟们如果真是读书的料，早投到书生的主流阵营里去了。。
所以，公公们索性忽悠皇帝为自己的盟友打开另一扇方便之门——买官鬻（yiO爵。他们打算让那些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却又不具备做官资格的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这个出卖参政议政权利的市场，就设在洛阳宫苑的西园，后世也称为“西园卖官”。
当时的定价机制相当灵活，实际成交价格常常依据买家的家资名望有所浮动，存在着明目张胆的价格歧视。比如说基价一千万钱的“三公”，大名士崔烈就可以享受五折实惠，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到一个司徒。但同样是“三公”中的太尉，出身不那么清白的曹嵩（他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爸爸），就得掏十倍的价钱，也就是一亿钱才能得偿所愿。
我们当然可以说曹老爷是冤大头，不过我们更应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一崔大人即便不掏钱，也未必做不到“三公”；曹老爷正好相反，他即便掏了冤枉钱，也做不稳“三公”。所以崔大人虽然得了实惠，但未必会赞誉这个办法；曹老爷呢？他虽然吃了点小亏，但起码满足了一个家族梦想。
这些异想天开的行为，在为那些本来不具备参与国家政权资格的人打开一道大门的同时，也完全背离了帝国的传统政治轨道——因为从反方面讲，这正是以剥夺“正统派”的参政权利为代价的，他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喜欢它。
黄巾的冲击
公公们的胜利也注定是短暂的，因为帝国巨大的传统惯性很快就将发生作用。接下来发生的太平道所领导的“黄巾之乱”，又把它拉回原来的轨道。
下层出身的公公们，终究和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书生有本质差别。书生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们也不大相信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但公公们不同，他们不但相信，残缺的身体往往还驱使他们更为迫切地去寻找灵魂的寄托。所以，黄巾之乱爆发时，汉灵帝发现他所宠信的公公中，居然有两个太平道的信徒，而且正准备为了虚幻的信仰去出卖他和他的帝国！
皇帝愤怒了，但他手里再没有其他的力量可用——帝国体制只给他准备了两套班子，不是外戚，就是宦官。他只得走回用外戚的老路子，请出自己的大舅子何进来担任大将军，负责全国的“剿匪”行动，同时还拉出一帮仍然在，，党锢，，中的书生呐喊助威。
在他们的努力下，“黄巾之乱”很快被平息了。
靠平息“黄巾之乱”而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舅爷与书生联盟，成为拯救帝国的英雄。他们很自然地要求帝国政治重新洗牌。公公们也意识到自己暂时斗不过这些威震天下、有刀把子在手的家伙，答应退让。但书生还不肯答应，他们还在想着要报两次“党锢”事件之仇，所以以袁绍为首的“正统派”坚决要求根除宦官势力。这就使得双方的冲突激化，非你死我活不能了结。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双方立刻发生火并。先是宦官诱杀大将军何进，随后何进手下的袁绍等人又尽杀宦官，双方两败俱伤——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
曹魏好诗词，蜀汉写论文
皇权的两大支柱——外戚与宦官一块完蛋，失衡的帝国顷刻间崩溃。乱世的烽烟中，书生们纷纷化为尘土，然而诗的种子却已播撒生根。
是谁写下了《青青河畔草》，今已无从详考。但后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语，却给我们留下了寻踪的线索一这些诗篇，显然不是出自“正统派”士人之手。他们皓首穷经，一生只讲道德操守、微言大义、行文逻辑。在他们眼中，文学并非情感的寄托。他们之所以还能容忍四言诗，也仅仅是因为《诗经》中就有四言诗，算是“于传有之”、不得不认的特例。至于五言诗，在他们看来，不啻于离经叛道的“淫词滥调”，所以他们绝不可能写出“空床难独守”这样的市井艳词来传世。
所以，以《青青河畔草》为代表的汉末五言《古诗十九首》，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鸿都门学”文人群体之手。
在东汉后期的公公们的关怀下，“鸿都门学”开创了五言诗与文学艺术化的先河。这个文人群体有过短暂的辉煌，但随即湮灭在汉末兵火中一灵魂与肉体、竹简与诗歌，都在“十常侍之乱”与董卓焚毁洛阳的劫难中灰飞烟灭。
但历史终究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
后人所能看到的，是“建安七子”领导五言诗崛起（《文心雕龙》称汉魏之际“五言腾踊”），从此文学尤其是诗歌，乃可以登堂入室而成为艺术。而“七子”之中，沈德潜又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曹操还写了不少颇有影响力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曹丕、曹植就以五言诗为主了。曹家本是公公之后，又处于挑战正统皇权的地位，自然也就不惮于引领一群邺下文人群体，再多搞出个文学革命来了。
反观"正统派”人设的蜀汉文人群体，他们就绝不写诗，更不会写五言诗一他们只写《出师表》《陈情表》《仇国论》这样铿锵有力的议论文。
曹魏写诗，蜀汉议论，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