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唐国运之战：邺城这场大败，埋下了五代乱世的种子
公元758年初，距离安禄山在河北发起叛乱已经3年，此时，叛军安庆绪的燕政权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前一年，唐军在回纥援军的帮助下，相继在香积寺和新店两次决定性战役中歼灭了燕军安庆绪部主力，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安庆绪的残部勉强在邺城附近站稳脚跟。唐朝时的邺城位于漳水以南（今河南安阳）。位于漳水以北的历史名城邺都，早在200年前就被隋文帝彻底摧毁了。前一年年底，安禄山的好兄弟史思明宣布反正，杀掉了安庆绪派的监军安守忠等人。
全灭叛军、中兴唐朝仿佛指日可待，唐肃宗李亨已经在畅想胜利了。
但是，情况急转直下，先是史思明复叛，南下支援安庆绪，随后唐军在邺城附近的决战中失败。一般认为，唐军失败的原因是唐肃宗忌惮郭子仪一家独大，让宦官鱼朝恩监军，唐军各部互不统属，导致在随后的一场沙尘暴中莫名其妙大败。邺城之战是安史之乱中最大规模的战役，唐军在此役中的失败标志着唐军全灭河北叛军的希望化为泡影。这奠定了晚唐河北藩镇割据的格局。
读到这段历史时，许多人觉得，只要唐肃宗给郭子仪基本的信任，安史之乱早就被平定了，不至于为祸8年，贻害无穷。那么，邺城决战真的是唐军占尽优势，只是由于唐肃宗猜忌心太重，不愿意独任郭子仪才导致失败的吗？双
方决战时的沙尘暴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势均力敌的对局，唐军旗开得胜
公元758年秋天，收复长安、洛阳两京的唐军主力结束了近一年的休整，开始进攻安庆绪的核心地盘——邺城。
为了突出唐肃宗的昏庸，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许多记录，说邺城之战的兵力是唐军60万，史思明军5万。这是典型的剪辑拼接手法：不同史书对唐军总兵力的描述很一致，接近20万人，对外号称60万，这就是“唐军六十万”的来源。史思明所部兵力，史书记载得同样很清楚：史思明短暂宣布归降唐朝时清点出来的兵力是8万人，包括吞并原属安庆绪的安守忠、李归仁等部，在休整一年多复叛南下时，扩军到了13万。所谓“五万”，是后来他本人所部到邺城附近的兵力。当时，他所面对的只是唐军的一部分。此外，安庆绪也重新聚集了近10万人的兵力，不过，安庆绪在前一年争夺两京的香积寺、新店两战中损失惨重，他手下最可靠的将领安守忠、阿史那承庆等部被史思明吞并，此时，安庆绪所部大部分都是战斗力很差的新兵，加上田承嗣、蔡希德等资历威望较高，他不一定控制得住，因此，其实力相对较弱。
所以，这次作战发起时，安、史两部燕军加起来有大约23万人，唐军的兵力比20万还略少一些，唐军不但没有绝对优势，连单纯的人数优势都不存在。唐军的优势主要在于，安庆绪和史思明现在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势力，史思明又需要时间整合河北，因此唐军可以利用时间差先平灭盘踞在黄河沿岸狭长地带的安庆绪部，再对付史思明，从而实现各个击破。在面对单支燕军时，唐军确实有明显的人数优势。
唐军方面，这次作战共出动了九个节度使所部兵力，但并没有设立统一指挥，而是互不统属，由宦官鱼朝恩统一节度。按照记载，“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单个节度使权力太大会重演安禄山事件，威胁皇权，这当然是唐肃宗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唐军参战各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让一个人节制所有人的可行性确实不高。
九个节度使中，排名第一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堪称二号人物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早年关系恶劣，他们共事多年，同桌吃饭从不说话。
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不计前嫌，推荐李光弼出任河东节度，两人密切合作，在河北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但芥蒂仍在。另一方面，李光弼之前被从洛阳逃出的安庆绪部以少量残兵击败，这次在郭子仪出兵邺城初期取得一定胜利后才到达，郭子仪难免觉得这人单独作战能力不行却还来抢功，因此，朔方军上下对李光弼都有看法。
此外，两者作战风格迥然不同，互相之间难以节制。若强行任命一个人节制另一个人，难免会激化内部矛盾。几年后，朝廷让李光弼节制不服他的仆固怀恩，结果双方互相拆台，史思明趁机进攻，导致唐军大败。如果任命郭子仪或者李光弼节制所有军队的话，这一幕很可能会提前上演。
除此之外，王思礼、李嗣业、鲁灵三镇节度使，实力也比较强大。剩下的几镇节度使，无论是兵力还是战功都差了许多。这么一支成员混杂的军队，各节度使军事上互不统属，后勤上由皇帝信任的宦官统一节度，并不是很致命的安排。唐军接下来对安庆绪的连续胜利就将证明这一点。
其实和唐肃宗相比，安庆绪猜忌心更重。开战前，他处死了深得军心的大将蔡希德，改用暴戾好杀的崔乾佑统兵。临阵换将已是大忌，安庆绪这么一出临阵杀将，对本来就连战连败后重新拼凑起来的军队士气更是巨大打击。蔡希德死后，燕军至少有数千人叛逃到唐军或史思明处，更让唐军对燕军的动向了如指掌。可以说，双方还未交战，安庆绪就败了一半。
很快，唐军逼近安庆绪领地的重镇卫州，安庆绪亲领7万人前来救援，这几乎是他能调动的所有军队。吃前燕军的连战连败和处死蔡希德，导致安庆绪部人心涣散，原本就处于劣势的燕军完全不是唐军对手，遭到惨败。随后，唐军又向安庆绪的首都邺城挺进。
在唐军的压迫下，势力日渐萎缩的安庆绪垂死挣扎，出邺城，在郊外的愁思冈和唐军再度激战，燕军又一次遭到歼灭性打击。不过，唐军的一名节度使李嗣业受了重伤，不久死亡，可见此战的惨烈。两次大规模会战，燕军的伤亡加上蔡希德被杀等事件导致士兵大量逃散，安庆绪至此丧失了大部分兵力，地盘基本丢光，只能带领残部死守在成为孤城的邺城。胜利的唐军则在邺城周边建立起重重工事，将安庆绪残部围困其中。
唐军圉困邺城不动如山，史思明被迫寻求决战
到这里，已在事实上脱离安庆绪控制两年的史思明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坐视安庆绪被灭，然后他在河北单独面对唐朝大军；要么南下救援安庆绪，但这很可能需要克服唐军围城的重重工事。
最终，他选择带兵南下。史思明南下后，很快攻破了唐朝在河北新收复的重要据点魏州，基本全歼了驻扎在这里的九节度使之一崔光远部。不过，郭子仪一个反手，又几乎全歼史思明的偏师李归仁部万余人，双方第一回合算是打了个平手。
李归仁部惨败后，史思明发现他要面对的唐军并不好对付。安庆绪部已被歼灭大半，现在围城的唐军在数量上获得了优势，且郭子仪发动民夫大兴土木，在邺城附近修筑重重工事，史思明如果主动南下，需要以劣势兵力克服这些工事。几年前的嘉山之战，史思明就惨败于郭子仪的工事推进战术。
不过此时，唐军内部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术分歧。以李光弼为代表的几个唐将提出，可以留一部分军队继续围困安庆绪，以主力到魏州附近盯住史思明亲率的5万精锐，需要的话就进行野战。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个绝妙的策略被监军大太监鱼朝恩阻止了。但按照成书更早的《安禄山事迹》所载，“汾阳以诸将欲袭思明谋议不同，汾阳与季广琛同谋，引安阳河水（漳水）浸城，遂筑堰开渠，而浸城焉”。汾阳便是郭子仪，也就是说，坚决反对李光弼等几个将领战术的根本不是鱼朝恩，而是郭子仪。最后，拥有仲裁权的太监鱼朝恩，站在了郭子仪、季广琛一方，选择继续围困邺城，并且引水灌城。
因为此战唐军失败了，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仿佛成了被错过的正确选择。实际上，主场作战的唐军都失败了，去了客场胜算只会更小，比起李光弼的建议，郭子仪的持重态度更符合当时唐军的实际状况。后来，郭子仪和李光弼都作为正面人物被载入了史书，鱼朝恩身败名裂，成了这个战术分歧中的反对者。真实历史很可能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矛盾连同其他因素一起让唐军走向失败。
在李归仁部偏师遭到郭子仪痛歼后，史思明带领自己的5万精锐，以新夺取的魏州为基地前往救援邺城。唐军十几万大军，加上修筑工事动员的大量民夫，后勤线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唐军各个节度使的部队间互相也难以辨认。史思明利用唐军的这一弱点，在邺城附近派出许多支骑兵小分队，骚扰和威胁唐军的补给线，使唐军苦不堪言。但郭子仪不为所动，他深知，等到打破邺城、全歼安庆绪部，史思明这些挠痒痒的把戏就完全丧失了意义。此时，在邺城被围困的安庆绪部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一斗米卖到7万多钱，一只老鼠数千钱。
看到郭子仪不动如山，史思明知道再这么下去不行，等安庆绪完败后他就会完全陷入被动。他直接带5万精锐直逼邺城。他的运气不差，路上居然遇到了正在守卫淹城用漳水堤坝的季广琛部，一番突袭之下，季广琛部惨败。按照记载，史思明部“杀我防堪官健，决我堤堰，又破卫尉县，烧粮车五十乘，驱却牛万头，官健走脱者一半”。
就这样，决战开始了。
《资治通鉴》记载：“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三
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诸军望之，以为游军，未介意。”
我们已经分析了唐军半年前参战总兵力略低于20万人，之前在与安庆绪的激战和围城战中也有不小消耗，包括作战最英勇的节度使李嗣业都在这期间伤重不治而亡。史思明南下后，又相继击破了崔光远、季广琛两镇节度使所部。因此，此时和史思明对峙的应当有10万左右的兵力，优势还是不小。但是，唐军已经持续作战和围城半年之久，这一点远比不上休整了很久的史思明部。
所以，在整体实力上，唐军只能说是略占上风。
决战万余驿，被神话掩盖的战局
唐军在邺城郊外列阵迎战史思明部。郭子仪在万金驿附近列阵，李光弼则在韩陵附近列阵，两地相隔不过数里，因此被称为“万金驿战役”。按照《安禄山事迹》记载，战前郭子仪和李光弼“所谋不协”，也就是在战场的具体布置上又产生了不小的矛盾，这对双方在战前的布置和战役中的协作有不小的影响。和李光弼一起布阵的主要有王思礼、鲁灵、许叔冀三位节度使；郭子仪则统率剩下的部队。不知这种布置是否与之前讨论围城还是主动迎击史思明时，各节度使的立场有关。
战役开始后，李光弼等四镇军队与史思明部率先展开激战。李光弼等人拼死奋战，与史思明的主力打得不分胜负，“杀略灰当”，节度使鲁灵负伤。郭子仪部主力此时还在列阵，但是，感觉时机已到的他立刻派仆固怀恩带领三千回纥精锐骑兵向史思明军冲锋。在之前的多次会战中，回纥人总能在关键时刻证明他们的价值，因此一直被作为最重要的冲锋力量使用，久而久之，甚至让安史叛军产生了畏惧心理。这次，郭子仪仍然希望这支部队能打开局面。
然而，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支曾经在关键时刻打最艰难的仗、帮助
历要的怛局
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的回纥精兵，在史思明调集精锐进行攻击时，竟然迅速被击溃，成为此战中唐军第一支被打崩的部队！
回纥人在收复两京的战役隼得到了大量的掳掠品和赏赐，这对战斗意志有所影响。但真的让战斗力发生断崖式下降的，是他们的内部形势。一直以来，回纥的统领是回纥可汗长子，被史书称为“叶护太子”，他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并且和当时的唐朝太子、后来的唐代宗是结义兄弟。但是，在唐朝收复两京后的双方休整期，他竟死于回纥内部的政治斗争。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始叶护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叶护太子被杀，他的嫡系大概率被清洗，这支援助唐朝的回纥军队和叶护太子渊源尤深，此时无论是否遭到清洗，人心不定、战斗力大幅下降是必然，因此被史思明部击溃。回纥人的崩溃固然对唐军不利，但唐军整体人数占优势，郭子仪所部主力尚未参战，唐军并不至于整体性崩溃。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使天平彻底倒向了史思明一方。
当时，唐军许多汉族将领对同阵营的异族将领极为猜忌。郭子仪所部的将领吴思礼曾公开扬言“蕃将怎么可能为国家尽节”，说完就盯着会场的蕃将仆固怀恩，双方算是结下了梁子。对蕃将的猜忌，在史思明复叛后颇为普遍，连郭子仪都不例外。这次，吴思礼受郭子仪之命在仆固怀恩军中监督仆固怀恩。在回纥人向后败退、军队陷入一片混乱时，仆固怀恩趁机报仇，将吴思礼临阵射杀，然后大叫“吴思礼阵亡了”。
郭子仪自然知道吴思礼之死是怎么回事。他担心仆固怀恩已经叛变，做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决定：带着自己还未列阵完毕的朔方军主力，立刻撤出战场。
一代名将郭子仪为何如此失态？
因为仆固怀恩的身份太敏感了。仆固怀恩是安史之乱中效忠唐朝的代表性蕃将，他的姓“仆固”来源于九姓铁勒中的仆固部，和同为九姓铁勒的回纥人不但同源，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关系，因此，回纥王族主动要求同他通婚。取代了叶护太子成为回纥储君、未来将统治回纥20多年的移地健就是他的女婿。郭子仪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万一之前回纥骑兵的战败是仆固怀恩和自己的女婿一起勾结史思明放水，等仆固怀恩和移地健临阵倒戈，整个战场的唐军都可能被彻底歼灭。
所以，郭子仪选择第一时间逃离战场，至少可以保存实力。看到回纥军大败、郭子仪不战而逃，战场上还在苦战的其他唐军依次崩溃。但李光弼和王思礼两支最先和史思明交战的唐军保持了建制，有条不紊地后退，史思明也一时奈何不了他们。就在这时，一场沙尘暴突然出现，导致唐军的崩溃变得更为严重——自相践踏，死伤枕籍。但叛军也被沙尘暴冲得七零八落，没能进行有效追击，开始反向奔逃。
这场安史之乱中最大的恶战，就这样以奇怪的方式结束了。
此次战役，唐军士兵伤亡并不大，但是在无序逃跑过程中，海量的军粮、兵器、战马基本损失殆尽，征发到邺城附近进行土木作业和后勤的民夫的损失也极为惊人。可以说，唐朝廷在此败之后，短期内丧失了再组织如此庞大攻势的能力。以郭子仪的朔方军为例，士兵不过“四分损一”，但是“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李光弼、王思礼两部最先接战，最后撤退，因为维持了秩序，损失反而是最小的。
战后，唐朝廷把对战败负主要责任的郭子仪召回京师，把此战中表现出色的李光弼提拔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当时元帅是给皇子挂名的，李光弼出任天下兵马副元帅，意味着对付史思明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应该说，虽然郭子仪的带头撤退可以理解，但唐朝廷在战后的处置基本公平。
对安庆绪和守城士兵来说，可怕的围城终于终结，他们的噩梦却才刚刚开始。按照记载：“庆绪官健六千余人，大半饿不行立，并令安太清等养育之，数内三千三百人是随从庆绪者，亦杀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唐军败退后，城内还活着的安庆绪部6000人基本都饿得不成人样，史思明一口气杀掉了他认为的所有安庆绪嫡系3300人，占幸存者的一半以上，安禄山的直系后代全部被灭。
至此，安史之乱进入了新阶段。
邺城之战，唐军的失败意味着唐朝廷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全歼安史叛军、实现真正意义上重新控制华北的目标。这就奠定了晚唐藩镇割据的格局，也决定了唐朝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