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明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后，于谦为什么选择了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十六日夜里三更时分，一阵紧急的脚步声打破了皇宫内的宁静。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带着从怀来传来的信件敲开了孙太后的寝宫。孙太后展开信函读罢，顿时就瘫在了座位上。虽然这几天一直预感不妙，但第一时间得知英宗被俘的消息时，孙太后还是悲痛不已。闻讯赶来的钱皇后获悉，婆媳二人抱在一起号啕痛哭。
英宗朱祁镇被俘后，让身边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写了一封信，叙述被俘情况，要朝廷以珍宝金银把他赎回来。土木堡事变前几天，明朝曾派千户梁贵出使瓦剌军营，此时梁贵还留在瓦剌军营中。英宗署上名字后，派梁贵送往怀来卫。八月十六日，梁贵到达怀来。当时怀来城如临大敌，城门紧闭，梁贵只得攀墙入城。怀来守将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把信火速送到京师。当天夜里三更时分，送信人从西长安门进入皇城。
英宗当时还很天真，以为也先抓住了自己，只是一般的强盗绑票，可以用金银财宝来赎回。对于孙太后而言，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当然不是问题。她和钱皇后决定先封锁皇帝被俘的消息，并且抱着侥幸心理，立即将皇宫中的奇珍异宝搜罗起来，整整装驮了八匹马，在十七日中午派太监送到了居庸关外的瓦剌军营，想要赎回皇帝。对也先而言，皇帝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质，在收到“赎金”——九龙蟒衣、缎匹及珍珠六托、金二百两、银四百两等物后，却只字不提放人之事。
稳定危局
当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10万。满朝文武听了徐理（ch6ng）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稍许，成祖时便在朝为官的老臣、礼部尚书胡淡（yfng）颤巍巍地站出来质问道：“不可，若去，陵寝将谁与守？”
意思是倘若南迁，昌平的皇陵就没人守了。
这话虽说是反对南迁，但理由让人感觉有点牵强，而且颇有点悲壮无奈之感。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主持朝议的朱祁饪对眼前的情形也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高声说道：“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于谦的意见博得了朝堂上一批正直大臣如胡淡、王直、陈循、商辂（10）、王眩（h6ng）等的称赞。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更是让人将徐理赶出了大殿。这种情况下，即使心里主张南迁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蝉，朝堂上顿时统一了意见。这样，毫无主见的邮（ch6ng）王朱祁钮和孙太后决定坚守北京，并将战守的责任交给于谦。
调兵备战
不久，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北京的防守以及对瓦剌的军事作战指挥。
正统年间，以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抬头，逐渐侵夺阁权，内阁在国家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式微。三杨陆续辞世，后进的曹鼐、马愉等人因资历较浅，内阁对中枢决策的影响进一步减小。土木之役，随征的曹鼐等人死于行间。于
LU更的祺局
谦受命之初，内阁几乎成为摆设；本该成为六卿之首的吏部尚书王直，因年迈而又对于谦的才具心悦诚服，逊居下位，便自然形成了以于谦为核心的中枢政务参决群体。
另外，受景帝宠信的太监兴安对于谦十分敬重，屡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加以保护。有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于谦就能放开手脚了。
于谦乃一介书生，从来没从过军、打过仗，但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谦虽一介书生，素不知兵。然当此危局，敢不受命!”不过仅凭勇气、决心和空喊空号是不够的。当于谦真正了解到目前京城的情况时才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土木堡失利几乎把所有的老本都赔干净了，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马也找不到。士兵数量不到10万，还都是老弱残兵和退休人员。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士气不振，土木堡明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使得京师人心惶惶，形势十分危急。也先挟持着明英宗在宣府叩关，在大同城外索要金银财物，一次次的北疆紧急险情之讯传到北京。一些官员和富绅开始收拾自家的细软，预备逃难。
怎么办？于谦首先奏请邮王，要求从全国各地调兵。于谦一共调了三类兵火速增援北京。第一类是“两京、河南备操军”——备操军相当于预备役；第二类是“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因为一直有倭寇之乱，所以有专属的备倭军；第三类是“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也就是沿运河及海路负责漕运的部队，这在明军序列里就是后勤部队。这三类虽都算不上精锐，但不管怎么说，也凑了22万人的兵员。于谦更奏请调动靖远伯王骥所领湖广兵、宁阳侯陈懋所领浙江兵，来京师充实守备力量。但因王骥路远，先令陈懋率浙兵北上。
有了军队，还缺少武器，当时京师里军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配备武器、盔甲。于谦又下令将南京储存武器的三分之二，共计126万件调入北京，还派人到土木堡战场上收集明军遗弃的武器，结果收集到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9000余顶、甲5000余件；神枪（火枪）1.1万余杆、神铳（火铳）2万多只、神箭（火箭）44万枚、火炮800余门。这些在土木堡战场上没来得及使用的武器，很快地装备了守卫北京的明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北京城作为当时的京城，当然也囤积了一定的粮草，但一下子多出这么多增援的部队，粮食问题如果不提前解决，那这仗也是无法打下去的。当时，由于大运河的运输，通州是京城粮草的主要囤积地，通州储备“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这么多粮食，不动员十几万人根本搬不回来。当然，打北京保卫战确实也用不了这么多粮食，但蒙古部族骑兵入寇，从来都是就食当地，这么多剩余的粮食放在通州，如果被也先占领了的话，他就可以长期围着北京不走了。所以，就算这些粮运不回来，也要烧掉。于谦征用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粮进京，同时号召百姓有车之家，每运粮20石入京仓，给脚价银（运输费）一两。不过即使如此，短时间内也很难把所有粮食都运回来。于谦又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紧急调派各地增援部队的同时，就下了另一道命令。令所有来北京增援的部队经过通州的时候，自行到通州粮仓取粮，能超额多带粮到北京的，还有赏钱。这样，调集的大军从通州一过，顺手就把通州的粮食给搬空了。
于谦的另一个措施是加固城防并在北京城外设置障碍物。明军于城上、城垣、堞口新设门扉11000有余、沙栏5100余丈，以阻击瓦剌军。随后，他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于谦开始大举调军运粮以及加强城防的行动后，京城人心稍安，军民上下的士气也渐渐昂扬了起来。
选立太子
除了这两个问题，于谦还面临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国不可一日无君”，此时的大明帝国，皇帝还在瓦剌手里。侥幸的是，土木惨败后，瓦剌并没有乘胜直捣京师，而是几次在宣府、大同等边镇勒索财物，使明廷得到了一个月的喘息时间。
朱祁佳虽被赋予监国之位，但缺少皇帝权威，政令无法畅通，掣肘障碍甚多，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无法进行战时的动员和布置。正因为明朝没有新皇帝，才使掌握在瓦剌手中的明英宗仍为明朝法定的皇帝，成为也先要挟牵制明廷的工具，使明朝在与瓦剌的较量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得知英宗被俘后，孙太后命朱祁锌监国，对于人心不稳的时局，此举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支持。可是仅隔一天之后，这位皇太后忽然抛出重磅消息，欲立两岁的朱见深为皇太子。朱见深是英宗朱祁镇的长子，当时与次子见清、三子见泥（zhu6）均为庶出。孙太后的这波操作令众大臣瞠目结舌，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一个两岁的娃娃何以领导全国人民共渡国难呢？
就在朝堂议论纷纷之际，孙太后又颁布诏书。这道诏书暗含心机，不仅为朱祁镇的草率行为辩白，还暗示英宗仍有望在近日返京。孙太后又“告诫”朱祁佳“暂总百官，理其事”，不能有非分之想。
孙太后何以在此时急于立朱见深为太子？对她来说，儿子祁镇被蒙古人掳去，生死难测，如吴贤妃之子祁钱监国，一旦祁镇有意外，祁钮做了皇帝，母以子贵，那朱祁锌的生母吴氏岂不是成了太后？以后的皇帝都和自己没了血缘关系。碍于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制与张太皇太后的故事，孙太后无法垂帘听政。孙太后的如意算盘是，英宗若能脱险归来，皇位自然还是自己儿子的，若有万一，皇位也只能是她孙子的。经孙太后的这般苦心安排，年幼的朱见深便成了合法的皇位继承人。
然而，孙太后的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对抗击瓦剌、保卫北京十分不利。不过，此时大明朝堂之上，正统时期的文官集团在以宦官为核心、锦衣卫等为辅助的内廷势力压制下，所产生的压抑、仇恨情绪，在“土木之变”国难背景下，爆发出清洗内廷势力的政治诉求与潮流，其政治局势发展已超出孙太后的控制。
血溅宫门
立太子的诏告发布后的第二天，邮王朱祁锌驾临左顺门朝见百官。
左顺门，现在又名协和门，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东与东华门相望，这是明朝文武官员向皇帝呈送奏本以及接本的地方。按照往日的做法，朱祁铉要在左顺门与大臣们商议国事。但他还来不及询问北京的守备情况，都御史陈镒会合朝廷众臣突然上章，认为王振倾危社稷，构陷皇驾，应该诛杀王振家属及其党羽、抄没财产，以安定人心。
陈镒开了头后，先前被迫屈就于王振淫威之下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纷纷附和。显然，这已经超出朱祁铉的预料，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皇帝朝见仪仗与保卫的锦衣卫指挥使、王振的心腹马顺竟跳出来大声呵斥群臣：“王振已为国家死于土木堡前线，你们在此还啰唆什么！”
马顺是王振的死党，原来明英宗宠信王振，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首先跳出来的是性如烈火的给事中王眩，他冲上前抓住马顺的头发，用手里的朝笏劈头盖脸打下去。红了眼的大臣们纷纷上前，围住马顺一顿拳打脚踢，以致马顺这位锦衣卫头子，竟活活被打死在朝堂之上。他也成为古代历史上唯一被大臣们在朝堂上活活打死的官员。
朱祁桂见状畏惧不已，急忙抽身，打算逃离现场。这时，于谦忙抢上前去，拉住朱祁锦的衣袖，跪在地上，请求他留下来。锦衣卫极力想把于谦拖开，于谦坚决不松手，衣袖被扯掉了，还是不松手。锦衣卫的一个小头目大喝：“你想干什么？”
此时，连吏部尚书王直都没明白于谦为何拉住朱祁锌不让他退朝。那么，于谦在担心什么呢？虽说事出有因，但堂堂朝官，在没有得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在朝堂上被一群官员施加私刑，群殴致死，显然这是违犯朝廷规制的。
监国朱祁铉本来就缺乏主见，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回宫，若王振残党从中挑拨，锦衣卫绳骑四出抓捕相关大臣的结果不难预料。因此，必须让邮王留下来，对眼前的事情当场做出决定，有个明确的表态。
“臣冒死请殿下传令。”于谦说；“马顺罪当死，请殿下下令百官无罪。”于谦说罢，百官们终于明白过来，又一次全体跪下，请求宽宥王骇，严办王振余党。
其后，马顺、毛贵、王长随三人的尸体被拖出，陈列于东安门外示众。军民争击尸体发泄郁积心胸的愤恨。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一概斩首。
“左顺门事件”火了率先出手打死马顺的王眩，甚至还有百姓把他的画像制成门神。而于谦再次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出了左顺门，年逾古稀的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连连赞叹：“国家正是依仗您这样大才的时候，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
在左顺门事件中，虽有非理性的言行，但以于谦为代表的能臣还是基本上把握住了事态的走向，也影响了明朝的政治格局。
谋立新帝
左顺门事件成为政局转折的关键，这件事之后，责任心爆棚的大臣开始商议起立皇帝之事。
也先带着英宗朱祁镇四处要挟、招摇撞骗的消息传到北京，大臣们意识到，英宗朱祁镇返国无望，应该为大明朝立一位新天子，让也先手中的英宗失去致命的杀伤力。
百官们事先经过商议，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立部王朱祁饪为帝，以安人心。祁钱年方22岁，正春秋鼎盛，是英宗伯仲之中唯一一人。
朱祁钮生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其生母本是汉王府邸即永乐皇帝的次子朱高煦的一位侍女。宣德年间，宣宗对叔父朱高煦用兵，御驾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返京途中，宣宗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见其美貌，将她留在身边，并生下一子，即朱祁钱。
宣宗一生只有这两个儿子，自然对吴氏宠爱有加，将吴氏封为贤妃。虽被封为贤妃，但由于出身，母子俩仍在宫外生活。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宣宗病重，派人将两人接入宫中，正式承认了母子俩，还将他们托付给母亲张太后。宣宗死后，张太后也没有食言，封朱祁钮为麻王，还修建了王府供母子两人居住。
朱祁铉5岁进宫，想必这也是他与哥哥朱祁镇第一次见面。偌大的禁宫中，两位兄弟相依相伴，读书玩耍，关系一直不错。朱祁镇很早就被立为太子，朱祁铉对皇位也没有非分之想。自成祖朱棣后，明朝对藩王大加限制，不得参与朝政。他的人生好像一眼就能看到尽头，只要安分守己，一生可能也就在锦衣玉食却又平淡无奇中度过了。但此时，上天突然给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因为常年在宫外过着近乎隐居的日子，朱祁锌母子的性格都有些懦弱，凡事不敢出头，所以，与孙太后和英宗母子倒也能融洽相处。如果没有土木堡的狼烟，软弱的朱祁桂母子肯定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
但事情的发展却将其推到了前台。不过，初为监国后的体验并不好，朱祁钮根本没有大权在握的喜悦。危急时刻，朝中之事千头万绪、状况连连，每天都有棘手的事情要处理。这对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朱祁钱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折磨。所以当得知于谦等大臣提议立自己为帝时，他首先是拒绝的。
不过，很快，孙太后的旨意也来了，她接纳了群臣的请求，“命邮王即皇帝位”O
景泰即位
孙太后这时怎么突然就同意让邮王即皇帝位了呢？
她虽然没有目睹左顺门发生的暴力事件，但太监李永昌已经向她描述过了。事件发生后，她发现此时这些浑身充满正能量的大臣们不太好惹，而且预感他们可能要对立君采取行动了。果然，八月二十九日，孙太后最担心、最害怕的事发生了。于谦等联合诸位大臣启奏孙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早定大计，以奠宗社。”
这份奏疏文字虽少，却很有分量。皇帝北狩只不过是被俘的委婉说法，奏疏暗戳戳地告诫太后，当今国家有难，大明朝正处于生死攸关之际，考虑问题就应该以国家社稷为重，想立皇太子为新君或想等着正统帝回来复位，这都不现实，虽没有指名道姓说要拥立邮王朱祁佳，但指向已经很明确了。
局势已经由不得孙太后有多大的选择空间了，身边的太监也在不时地提醒。最终，孙太后下达懿旨：“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郦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当然太后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诏书赋予了邮王即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诏书明确宣布皇统本在英宗一系，景帝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代任其位，不得改变皇统世系，死后仍由太子朱见深继承帝位。
九月六日，朱祁锋祭告天地、社稷、宗庙，正式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颁诏大赦天下。
主要靠着文臣支持而上台的朱祁佳正式开启景泰时代。伴随新君登基与正统旧臣大批死于土木之变，景泰朝政治格局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大批新官员开始进入政治中枢。
然而，这个生于忧患的皇帝并不好当。国家正当危难之秋，京师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新任的皇帝，必然要承担保卫大明江山社稷的历史重任，面临严峻的考验。惶然无助的景帝朱祁钱，便将宝押在积极备战的兵部尚书于谦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