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氏家族逆袭史：从年羹尧的崛起看清初八旗小圈子
受各类演义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影响，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稹的心腹重臣年羹尧常被认为是王府的奴才出身，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除了胤稹对其赏识之外，更或多或少是凭借自己妹妹的裙带关系。
正因如此，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抬旗”和“卸甲”成了象征年羹尧家族兴衰的“名场面”。正史记载，年羹尧的出身并不卑微。胤稹能够在“九王夺嫡”的纷争中崭露头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年羹尧家族数代人所经营的人脉圈子。
从龙入关的汉军包衣
依照年氏族谱的相关记载，年羹尧家族本姓严，是军伍世家，族中甚至还出现过一位名叫严孟扬的元朝万户。元末明初之际，严孟扬错误地站到了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对立面，在农民起义军进攻滁州的战斗中被打死，家族也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滁州全椒县，避祸于同属安徽的怀远县许家河柘塘村。
按照年氏族谱说法，明初，严氏以乡音，以“严”为“年”，从此改姓“年”。不过更为合理的推断是，当年的严遇春应该主动通过谐音的方式，改换名姓以躲避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
年氏家族在永乐年间涌现出了一位名叫“年富”的读书种子。会试中榜，步入官场，从德平县训导爬到了户部尚书的高位。不过，这条通天之路，年富也足足爬了50余年，先后服侍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6位皇帝。年富死后，同族子孙便一度游离在史料的记载范围之外。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个名为年有升的明军军官，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年氏家族才重新回到历史的聚光灯下。
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年有升被俘前后的表现，但考虑到“松锦大战”中的明军主帅洪承畴也没有坚持到底，年有升剃头降清似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依照大清对待明军投降者的政策——“被俘愿降者免死、倒戈一击者有功”，年有升表现积极，很快便作为“包衣”举族被编入镶白旗的汉军。
当时，镶白旗的旗主是兵强马壮、野心勃勃的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是以，年有升虽然只是“包衣”，却在跟随多铎击败李自成起义军及南明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捞取了不少军功和战利品。
在家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稳步攀升中，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年有升之子年仲隆考中进士，从此摆脱了包衣奴籍。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年仲隆被外放到安徽和州担任知州，两年之后有所升迁。虽然相关史料中并未说明年仲隆被调往何处，但从他随后卷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漂阳一县的“江南奏销案”来看，年仲隆很可能是由和州直隶州调往富庶的江南担任知府。
所谓的“江南奏销案”，与日后雍正初年对江苏积欠税赋钱粮的大规模清查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都是地方缙绅豪强凭借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但由于主持此案的乃是日后被打成“乱臣贼子”的瓜尔佳•鳌拜，手段又是“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革职”的一刀切，时任江宁巡抚的朱国治更是一手制造了“通海案”和“哭庙案”，诛杀金圣叹等江南名士，是以引来朝野上下的口诛笔伐。被百姓斥为“朱白地”的朱国治最终丢官。接任江宁巡抚的韩世琦到任后不久，便题本参劾年仲隆“屡催钱粮未报，无法完册，难辞其咎”，被夹在上司严令和下情汹汹之间的年仲隆日子显然不好过。
有趣的是，身为年仲隆顶头上司的朱国治和韩世琦同样是“汉八旗”。略有不同的是，朱国治出生于辽东抚顺，是以较早“从龙①”，捞了一个正黄旗的旗籍。韩世琦则祖籍山西蒲州，只能加入正红旗。
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间，皇权衰落，正黄旗亦萎靡不振。是以，朱国治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因为父亲去世后没等人来代职就先回家丁优而被革职，直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才补任了云南巡抚，最终死在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之乱”中。而韩世琦所在正红旗，却在代善子孙的经营之下兵强马壮。韩世琦虽然骂名远播，却依旧官运亨通。
当然，在康熙初年得势的汉军旗人并非只有韩世琦。当时京师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若要百姓安，除非杀三南。”所谓“三南”者，就是指江南、河南、湖南的三个巡抚，即韩世琦、张自德及周召南三位“汉八旗”出身的大将。正是在清政府为了统御江南，不得已大量任用汉军旗人的情况之下，年仲隆虽然遭到了弹劾，但仕途却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更可喜的是儿子年遐龄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被擢升为“笔帖式”。
深得信任的笔帖式
努尔哈赤时代，为了解决文书往来中满、蒙、汉多种文字并用的乱局，清沿袭金帝国设立“史译史”、蒙古曾用“笔且齐”的惯例，在各级机关中编制专门的“书记员”“翻译员”，满语称“笔帖黑”，之后逐步音译为“笔帖式"。“笔帖式”职级不高，除少数佼佼者可达五品、六品外，其他大多不过七品、八品、九品。
①从龙：旧时以龙为君象，意为随从帝王或领袖创业。
但由于这些人直接接触各种机要文件，清政府对其出身和背景审核得相当严格，并有专门的培训和考试制度。满蒙亲贵子弟出任“笔帖式”之后，往往平步青云，像康熙朝辅政大臣赫舍里•索尼那样官至宰辅的不在少数。因此，“笔帖式”也被称作“八旗出身之路”。而日后把持清帝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其父惠征亦是“笔帖式”出身。
从年遐龄能够在22岁的弱冠之年出任笔帖式，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其一，清廷对其家族的忠诚颇为认可，已将其归入“自己人”的行列；其二，年遐龄的才干在同龄人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当然最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他已经被归入后备干部的培养序列，未来可期。
果然，在此后的20年中，年遐龄按部就班地从“笔帖式”做到了兵部主事，参与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调兵遣将，升任刑部郎中后又经过河南道御史的历练，最终成为巡城御史，负责巡视北京中城。也正是在这20年中，年遐龄膝下先后有了年希尧和年羹尧等5个儿子和至少两个女儿。
作为年遐龄的长子，年希尧一度被视为家族未来的希望，并沿着自己父亲的道路，从“笔帖式”开始，按部就班地在45岁时当上了安徽布政使。然而，年希尧的仕途很快进入了瓶颈期。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他更因为下属颍州知州王承勋的举报而卷入了凤阳知府蒋国正的“亏空案”。
从康熙末年清政府的政治生态来看，年希尧勒索规礼、徇庇蒋国正一事八成是真的，只是因为此时年遐龄虽然已经退休，但依旧有些人脉，年家更已然打通了雍亲王的“天地线”，才令赶来彻查此事的左都御史田从典最终以“查无实据”上报。当然“罚酒三杯”是免不了的，在蒋国正被处斩之后，年希尧也以失察之罪被革职。至此，年遐龄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幼子年羹尧和已嫁人雍亲王府的女儿身上。
纳兰性德的东床快婿
年羹尧出生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虽然在家中5兄弟排行老幺，但由于其出生时，年遐龄的仕途已然步入升迁的快车道，因此，年羹尧的童年生活可谓顺风顺水，其日后倨傲的性格可能是此时养成的。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20岁的年羹尧参加科举便以第42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乡试。在此前后，年羹尧更为纳兰明珠所看中，将其爱子纳兰性德之女许配给他。关于这段政治联姻，后世多认为是纳兰明珠有意拉拢年羹尧乃至整个年氏家族。但分析当时的政治格局，情况却可能比世人想象的更为复杂。
首先，纳兰明珠出身于爱新觉罗氏的死敌叶赫那拉氏。虽然其父叶赫那拉•尼雅哈率部归降之后屡立战功，但在朝堂上下的一干满蒙贵胄眼中，终究还有几分门户之见。是以，在尼雅哈死后，纳兰明珠一度仅以侍卫的身份在宫中值班。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纳兰明珠迎娶了英亲王阿济格之女。这桩婚事对其仕途多少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阿济格虽在其胞弟多尔衮死后被幽禁赐死，但毕竟门生故吏众多。纳兰明珠不避风险，将这位王爷的女儿礼聘为妻，自然令那些树倒之后一哄而散的湖狮们肃然起敬。
康熙初年，纳兰明珠逐渐在侍卫系统中崭露头角，并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任弘文院学士，开始参与国政。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纳兰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又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兼任实录、方略、一统志、明史等重要皇家著述的总纂官，不久被加封太子太师，可谓权倾朝野。
不过，纳兰明珠的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最终招致了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炸的打击。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纳兰明珠的大学士头衔被罢黜，交给侍卫处酌情留用，虽然没过多久便官复原职，但经此打击，纳兰明珠在朝堂之上一蹶不振。但其家族仍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纳兰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病故；次子纳兰揆（kui'）叙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以二等侍卫的身份入宫，后升人翰林院，历任侍读、侍讲学士、掌院学士，又兼礼部侍郎、工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仍掌翰林院事；纳兰明珠的三子纳兰揆方则迎娶了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的八格格，成为礼遇与“公爵同”的和硕额驸。
在康熙末年“九子夺嫡”战中，纳兰揆叙看好“八阿哥”爱新觉罗•胤裱（Si），多次与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钮祜禄•阿灵阿等公开攻讦废太子胤初（reng），并串联群臣共推胤撰为皇储。在这样的情况下，纳兰明珠将孙女嫁给年羹尧，是为了壮大自己家族的羽翼，但也有分散投资、两边下注的意图，毕竟年羹尧家族很早便与长期韬光养晦的“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稹相亲近。
雍亲王的潜邸旧臣
玄炸第四子胤稹，大体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夏、太子胤初第一次被废后明确表现出参与夺嫡的欲望。然而，此时朝野之上大多数派系已然站到“八阿哥”胤禊一边，胤稹即便有意结党也很难找到合适的突破口。更何况，玄惮对诸子勾连朝臣一事深恶痛绝，多次公开批评“八阿哥”“十四阿哥”名为“虚贤下士”，实则“颇有所图”。
为了在父亲面前树立所谓的“孤臣”形象，胤稹不得不与朝野各大势力保持距离，直至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胤稹才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网罗羽翼的名义。此时，他除了被封为雍亲王外，还成为镶白旗的旗主，如此一来，出身镶白旗的年氏家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部下。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四十八年的年羹尧同样已非池中之物。借助父亲年遐龄积累下的人脉以及纳兰明珠家族的扶持，年羹尧在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考中三甲进士，并以庶吉士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更先后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正考官。待到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已经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出任内阁学士。
面对年羹尧这样一颗政治上冉冉升起的新星，胤稹自然全力拉拢。他首先通过皇家赐婚机制，迎娶年羹尧的妹妹，同时将年氏家族“抬人”镶黄旗。胤稹这一给年氏家族“抬旗”的举动，可谓一举多得：一方面，镶黄旗隶属于皇帝直属的上三旗，相当于公然告诉年氏家族自己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年羹尧此时在中枢官场已至瓶颈，即将外放为封疆大吏，在此时给予“抬旗”的殊荣，几乎等同于昭告天下——年氏家族与皇室的非一般关系。
喝完了妹妹的喜酒，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在四川期间，年羹尧逐渐展现出了军事才能。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准聪尔部出兵西藏。年羹尧在四川平定叛军、保障后勤，受到玄炜的赏识，此后总督四川、陕西两地军务。西藏平定之后，玄烽谕令年羹尧护凯旋诸军人边。
年羹尧在外领军，对胤稹在帝位之争的最后胜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三月，胤稹授年羹尧太保、加三等公。同年十月，敕授为抚远大将军，率岳钟琪等人出征罗卜藏丹津，加封二等公。长期赋闲在家的年希尧也被任命为广东巡抚。
等待青海部落悉数被压制，年羹尧班师回朝时，胤稹又亲自相迎，升任其为一等公。
然而，此时的年羹尧也背上了巨大的政治包袱。常年治理川、陕及出兵青海，令年羹尧麾下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要安抚和使用好这些人，年羹尧需要更多的政治资源。然而，雍正对此却颇为不满，加之年羹尧长期以来在官场树敌无数，最终令其成为“雍正八案”之首的要犯。
作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稹的心腹重臣，年羹尧的人生伴随着胤稹的继位而走向巅峰，成为雍正初年手握数十万兵马的“抚远大将军”，却又伴随着青海战事的终结而迅速走向覆灭。他的人生悲剧，固然是与胤稹之间基于各自性格缺陷的君臣相忌所导致的，但要说年羹尧只是凭借胤稹的提携而平步青云，却也并非历史全貌。事实上，年羹尧家族三代苦心经营的人脉网络，几乎是清初满汉八旗贵族小圈子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