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既然文明有了种种进步，为何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居然比13世纪还要糟糕

在18世纪，法国农民不再被封建恶霸欺侮，也很少遭致政府所加的暴行，他们享有公民自由，手握部分土地，然而所有其他阶级都对他们敬而远之，或许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见不到比其处境更为孤单的人了。这种压迫十分新奇，其造成的后果值得进行单独详察。

据佩雷费克斯 [1] 所言，从17世纪初开始，亨利四世便对贵族抛弃乡村予以抱怨。进入18世纪，逃离农村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当时的一切文献都对此有所指明并深表痛惜——经济学家的书、总督们的信笺、各农业协会的论文，无不指明这一点，甚至在人头税登记簿中都能找到真凭实据。人头税的征收是在实际住所进行的，全部大贵族和部分中等贵族的人头税均在巴黎征收。

差不多只有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还留在农村。他们与农民为邻并每天生活在一处，可是在我看来，富裕阶层从没有过像他们那样的处境。他们已不再是农民的首领，因而在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方面，也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心。另外，他们既然不必像农民那样承担公共捐税，因而也就没有那种切肤之痛，就不会同情农民的凄楚或分担农民的苦难。这便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农民不再是贵族的臣民，而贵族也还没有成为农民的同胞。

此种情况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不在地主制，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它比严格说来的不在地主制更频繁，也更富成效。所以，依旧居住于自己土地上的贵族时常怀有他不在乡间时其管家的各种观点和情感。如同管家那样，他认为佃农仅是债务人而已，并想方设法勒索他们，凡是依照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他都要抓住。最终，这些封建残留权利对乡间的勒索的苛刻程度居然胜过了封建时代。

他时常债务缠身，向来贫困潦倒，在城堡中，通常情况下，过着吝啬无比的日子，心里念想的只是存钱，以便过冬之际到城里去挥霍。老百姓说话通常一针见血，他们给这一类型的小贵族取了个名字，用猛禽里身段最小的种类来称呼他：燕隼。

毫无疑问，人们会用单个人的事例对我的观点提出驳斥：我说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当占据历史。在当时，也有大量富裕的所有者，他们无时无刻不计利害地对农民的福利予以关心，谁能否认这一点呢？不过，这样做的人恰好与他们新的社会地位的规律相冲突，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这一规律促使他们漠视农民，同样也促使他们之前的附庸满怀愤恨。

人们往往将贵族抛弃农村归因于某些大臣、某些国王的特殊影响：有些人归因于黎世 留，另一些人归因于路易十四。的确，君主制在最后300年里让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至宫廷奔向仕途，这几乎始终是历代君主的主导思想。尤其是在17世纪，当时贵族阶级还让王权畏惧。向总督提出的各种问题里还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省里的贵族想要留在老家还是想要离开？”

对于上述问题，有一个总督写信给予了答复。在信里，总督抱怨他省内的贵族不想在国王身侧尽义务，反倒情愿跟农民待在一起。不过请特别关注这一点：此处提及的省份是安茹，也即是之后的旺代。据传，只有这些拒绝对国王尽义务的贵族，后来端起武器，捍卫法国的君主制，并为之舍身战斗；他们能有如此的荣耀，皆因他们可以将农民吸引在他们附近，虽然有人攻击他们喜好在农民之中过日子。

不过，当时组成民族头脑的那个阶级抛弃农民的现象，万万不可以归因于某几个国王的直接影响。这种现象的最重要而持久的原因不是某些个人意志，而是各种制度的缓慢而持续的运动；18世纪时政府想要剔除弊端，却连弊端的蔓延也控制不了，这便是明证。随着贵族彻底丧失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贵族的迁移增多了，人们再也不需要引诱他们逃离，他们已无心留下：田园生活对他们已变得索然无味。

我此处所谈论的贵族，应当视为全国各地富裕的地产主来理解：中央集权的国家，开明有钱的人不断离去的乡村——我是否能更深入地说，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粗放式耕作而又落后保守的国家。并且，我还要对孟德斯鸠深刻的言语有所评论，同时对其含义加以明确。孟德斯鸠宣称：“土地的产出少，主要不关涉壤肥沃的程度，而关涉居民是否拥有自由。”然而我不想过于偏离主题。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及资产者抛弃农村，想方设法在城市寻觅到一处栖身之所。这一点在旧制度的所有文献中都是完全一致的。文献证明，农村里基本上从没有目睹过超过一代的富庶农民。种田人一旦通过勤奋赚取到一些财产，就马上令其子弟丢掉犁锄，吩咐其到城里去，并给他购买一官半职。直到今日，法国种田者对令其致富的这个行业还经常表现出一种怪异的讨厌心理，这种现象应上溯至这一时期。其缘由已然不复存在，但后果仍然存在着。

确切说来，长时间居住在农民当中并与农民一直保持联系的仅存的有教养者，或依照英国人所说，本堂神甫就是仅存的绅士；虽然伏尔泰曾经说过，倘若本堂神甫本人并未那样密切地、公开放肆地与政治权力制度联系在一起，他原本能够主宰农村居民；尽管政治权力制度让本堂神甫享有了很多特权，不过他也部分地使人民对这种制度滋生了仇恨。

就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基本上完全分离开了；他们也疏离了那些原本可以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这些人有了文化，富裕之后，就对农民避而远之；农民好比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被丢弃到一边。

事情演变至这个田地，是欧洲哪一个文明的大民族都从未发生过的，就算是在法国，这也是最近才出现的。14世纪的农民承受着更深的压迫，也获得了更多的救助。贵族有时会对农民施暴，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将农民抛弃。

在18世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所有成员均穷困、愚昧、粗俗，村里的行政官也同样毫无学识、遭人蔑视，村子里的理事目不识丁，村里的收税者不会亲自盘算邻人及他自己财产的账目。往昔的领主对农民不仅已经没有统治权，而且在他们眼中，介入村庄的治理简直是一件掉身价的事情。议定军役税、征集自卫队、确定徭役，这些都是卑微的行当，是理事 的职业。唯有中央政权才对农村共同体予以关注，鉴于中央政权地处遥远，对共同体内的居民还没有畏惧，因此它关注共同体只不过是试图从共同体捞取好处而已。

现在来不妨来看看一个被抛弃的阶级的处境：既没有人试图对其施以暴政，也没有人意图对它进行开导并为其服务。

毫无疑问，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各种最沉重的负担都已裁撤或减轻了。不过，有一点人们却所知甚少，那就是另一些负担取代了它们，可能较之前的更加沉重。农民不用再承受其先辈所要承受的那些苦难，但他却遭逢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诸多苦楚。

在1772年总监本人写给各省总督的一封密函里，我找到了涉及军役税的描述，这幅图画可谓是一幅精确简明的微型杰作。这位大臣指出：“军役税在摊派上是随心所欲的，在征收时是连带责任的，在法国绝大部分地区均是对人而不对物的，随着每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的变动，军役税也不断有所变化。”几句话就将一切加以概括了，没有比其能更精巧地形容这个他们以此残民自肥的弊端了。

教区每年都要对应缴纳的所有税额作出规定。依照这位大臣所言，税额一直在变化，以致种田人前一年难以估计下一年所应缴纳的数量。在教区中，每年随意将一位农民任命为收税员，由其负责将捐税负担分配给其他的农民。

我答应要说一说这个收税员的处境。让我们来听听1779年贝里的省议会的发言吧。这个省议会是无可指摘的：它彻头彻尾是由不缴纳军役税的、由国王选定的特权者们构成的。它在1779年宣称：“由于众人都不情愿做收税员，每个人就不得不轮流担任。所以征集军役税的责任就每年委托给一个新收税员，无论其能力是高是低，是正直还是卑劣；每年纳税人名册的编制也就受到编制者人品的影响。收税员的恐慌、羸弱或罪恶均能够在纳税人名册上觅到印迹。此外，他如何才能将这桩事情做好呢？他是在黑暗里摸索，因为没有谁可以切切实实地知晓邻人的财富是多是少，以及这份财富与那份财富之间的比例。不过这仅能凭收税员的意见来断定，他要以他的一切财产乃至人身，对收税员的职务负责。一般在两年之内，他必须花费一半时间奔走于纳税人之家。凡是目不识丁者必须在邻居中找到替补者。”

更早一些时候，杜尔阁曾经提及另一个省的情况：“对于那些任职者而言，这一职务给他们带来了绝望，基本上总是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一切殷实之家相继陷入困顿。”

不过，这倒霉蛋身上并不缺少横征暴敛的本事，他身兼两职，一方面是牺牲品，另一方面是暴君。在任职期间，不仅他自己要破产，也决定着小康之家破产的命运。还是那位省议会讲得好：“对亲属、朋友和邻人的照顾，对敌人的仇视与报复，对庇护者的需求，以及生怕激发起派活的富裕公民的不悦，这一切都在他心中与正义感相抗衡。”恐惧往往令收税人变得冷酷无情，甚至在有些教区，若无催税员和执达员相随，收税员就难以前行半步。有位总督在1764年写信给大臣说：“在收税员不带执达员前往的时候，该缴税的人就不愿意缴纳。”吉耶内省议会还告知我们：“单是维勒弗朗什财政区这一个地方，就有106个拘役传令人和其他执达吏助理整日跋涉在路上。”

在18世纪鼎盛时期，法国农民为了躲避这种横征暴敛的捐税，也如同中世纪的犹太人一般：他在外表上伪装得潦倒困顿，而事实上有时并非如此；他的富庶理所当然地令其忧心忡忡：有一份文献我不是在吉耶内，而是在距它百里之内获得的，它提供了十分明显的证据。曼恩农业协会在它1761年的报告中说，它计划分配牲畜作为奖品，以资鼓励。“这个想法被取消了”，农业协会指出，“因为低劣的嫉妒心会给获奖者招致危险的后果，令他们在往 后数年里由于强派的捐税而心生无穷烦恼。”

在这样的捐税制度里，每个纳税人都的确有直接的和长远的切身利益去窥探邻人，向收税员告发邻舍增加的财富数量，人人被挑唆去妒忌、告密、仇视。

人们不是说，这种事是发生在印度斯坦 [2] 的贵族领地上的吗？

然而就是在法国，也同时有着轻徭薄赋的区域：一些三级会议省就是如此。这些三级会议省的确有权自行征税。比如在朗格多克，军役税只依照地产抽取，不会因为所有者的富庶程度而有所变化；为此特别编制了固定的土地清册以供查阅，编制精细的清册每隔30年要重新修订一次。在清册上，按照土壤肥瘠将土地分为三等。任何一个纳税人事先都会精准地了解到他所该缴纳的捐税数量。倘若他不缴纳，只有他本人，或者不如说，只有他的土地，对此事负责。如果他以为他在捐税摊派里有所损害，他始终有权要求将他的捐税份额与他自己选定的教区的另一居民的份额相对照。这就是时下我们所谓的“比例平等上诉”。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恰恰都是我们今日所依循的那套规章制度，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没有对其加以改进，只是推而广之罢了。因为，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我们从旧制度的政府手里接过了我们国家的管理形式，但并未去效仿旧制度政府的其余事务。我们是从省议会而并非从旧制度的政府那里，“拿来”了我们最好的管理方法。我们采纳了机器，丢弃了产品。

农民时常处于困顿的现象，还催生了种种不利于消除贫穷的格言。黎世留在其政治遗嘱里写道：“人民一旦富庶起来，便难以再遵章守纪。”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其看法尚不至于这样绝对，但依旧认为农民如果不经常为生活所迫，是万万不会劳作的：贫穷是预防懒惰的仅有的保障。这恰是我偶尔听到人们提及殖民地黑奴时宣称的那套理论。这一观点在执政者中广为流传，使得一切经济学派无不摆出姿态对其进行驳斥。

众所周知，军役税刚开始是供国王招募士兵以免除贵族及其附庸军役之用的。不过，到17世纪，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军役的义务再次纳入自卫队名下，并彻头彻尾地降临到人民头上，而且几乎全部降临到农民头上了。

对于总督官邸里汗牛充栋的涉及追捕抗命自卫队士兵或逃亡者的骑警队的办案笔录，我们只要略加考察，就足以判定征募自卫队有着层层障碍。对农民而言，的确没有比自卫队这种公差更令其难以忍受的了；为了躲避该差役，他们经常隐遁至林莽，政府必须进行武装追捕。这种情况不免令人惊讶，因为在今天，实行强迫征兵制是如此易如反掌。

旧制度的农民对自卫队的厌烦态度，应该归因于执行法律所采取的方法，而不在于法律原则自身，尤其应该归因于这种做法让有被征危险的人长时间心神不宁（只要没有结婚成家，直到四十岁都有被征的可能性），他们忧虑朝令夕改，就算抽中免征签也是徒劳的，且禁止找人替代，还因为农民不情愿去做艰苦危险又没有一点提升希望的事项；不过特别让农民厌烦的还在于，这样巨大的重担唯独落在农民身上，落在农民中最贫困无依者身上，他们地位卑微，更难以容忍苛政。

我手头有大量1769年在很多教区抽签的记录，每个教区免征者的情况都列于其上：这一位是贵族家的仆人；那一位是修道院的守卫人；第三位其实只不过是资产者的奴仆，但这个资产者过着贵族一般的日子。只有富庶者能够享有免征权；当一个种田者每年被列入最高纳税者行列之际，他的子弟就享有了特权，免征人自卫队：这就是所谓的鼓励农业。在其他 方面，经济学派最喜欢鼓吹平等，但对这一点却麻木不仁；他们只是要求将该种做法广为实行，即将最穷苦、最没人荫庇的农民身上的负担加重。经济学派中的一员曾指出：“士兵的微薄军饷，其吃穿住的方式，其彻底的依附性，除了底层百姓之外，对其他人而言，都过于严苛，难以承受。”

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交通要道都或是无人养护，或是由交通要道的全部使用者，即国家或沿途全部的所有主来养护。不过，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交通要道的维修便开始单纯仰仗劳役了，就是说由农民独自承担了。不掏一分钱即可让道路行驶通畅，这种方便之计简直是别出心裁，这就难怪1737年总监奥里在通报中要将其推广至整个法国了。对于负隅顽抗者，总督有权随心所欲地将其羁押，或派兵到他们家里搜捕。

从那时起，每逢商业增长，对优越道路的需求和兴趣更加普遍时，徭役就被用于新辟道路上，其负担便会增加。1779年，在贝里省议会提出的报告中，这个贫穷的省一年中通过劳役所实施的工程约价值70万里佛。1787年，下诺曼底的估量与此数额相差甚少。还有什么比这能更明白地显示农民命运的凄惨吗？社会的进步让一切其他阶级变得富庶，却让农民垂头丧气——文明偏偏是与他们作对的。

大概在同一时期，总督们在通信中指出，由于徭役应该独自用于交通要道，或者依照当时的人所说的，用于王家道路的修筑，这样就禁止在村间特别道路上使用徭役。最贫穷、最少出门旅行的人反而要付过路费，这种想法颇为不同寻常。不过，这种思想虽然奇异，却非常自然地在那些从中渔利者的大脑里扎了根，他们短期内不再觉得事情还有其他解决之道。1776年，人们意欲将徭役改为地方税，于是不平等旋即改头换面，徭役化为新税，不平等依旧存在。

徭役从原来的领主徭役摇身变成了王家徭役，并且日渐蔓延至一切公共工程。我观察到，1719年的徭役居然被用来建筑兵营！法令中说，各教区必须派出最上乘的工人，一切其他工程都要为其开道。将苦役犯押至监狱，将乞丐押至慈善收容所，它们都属于徭役；每逢军队换防之际，军队用具的搬迁也算为徭役：那时，每支军队均携带沉重的军用物资，所以这种徭役非常繁重，必须从遥远的地方调集诸多车辆和牛，方可将这些东西运走。这类徭役刚开始不多，但随着常规军越来越多，这就成为一种最沉重的徭役。我阅读到一些国家承包人大声呐喊，要求调派劳役给他们，把建筑木材由森林运送至沿海的军舰修造厂。这些服徭役的人一般都能领取工资，但工资却一向是随意规定的，为数也不多。赋税负担这么不合理，有时是那么沉重，以至于军役税收税人忧虑无比。一位收税人于1751年写道：“过不了多长时间，为修建道路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就要令他们无力再缴纳军役税了。”

假如在农民周遭有一些既富有又有知识的人，他们就算是无心对农民予以保护，至少有兴趣、有权力在掌握穷者和富者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帮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出来吗？

我曾读到一封信函，那是一个大所有者在1774年时写给他所在省的总督的，信中恳请总督开辟一条道路。按他所说，这条道路必能让整个村子富庶昌盛起来。他摆出各种理由，之后还提及开设一个市集，并断言食品价格将随着市集的建成而翻一番。这位好心的公民还指出，只要稍微进行一些资助，人们就能够创办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更加勤勉的臣民。在 这之前，他从未思虑到这些必要的改良。两年前，国王密札 [3] 将其软禁在自己的城堡里，从那时开始，他才思考这些问题。他坦诚地写道：“两年在故土之上的流放，让我确信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极为有益的。”

然而，特别是在饥饿的岁月，人们发现往昔维系农村大所有者和农民的那些荫庇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动或破裂。在危机之际，中央政府因孤立和羸弱而倍感恐慌；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捣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力或政治团体，呼吁其前来相助，却没有得到响应，它通常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消亡，而且是被政府亲手夺去生命的。

遭逢如此危境险情，在最贫穷的那些省份，有一些总督，比如像杜尔阁，贸然抵触法律，下令富裕的所有者必须养活他们的佃农，直到翌年收获。我找到大量本堂神甫1770年写的信笺，他们跟总督建议向本教区内的大所有主抽税，无论他们是在教的还是在俗的，他们写道：“这些人享有大宗田产权，但并不居住在那里，这些人从中攫取大笔收成，却带到其他地方去消费。”

就算在正常光景，农村中也会遇到乞丐侵扰。因为，正如勒特罗纳所言，穷人在城里得到赈济；然而在农村中，一到冬天，行乞就成为绝对必要。

人们不时以最暴戾的手段对付那些不幸者。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想一举清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能够观察到所用手段是如何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一切乞丐；据说如此被抓捕的乞丐达5万多人。身强体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收纳：让富裕者再发发慈悲之心不是更好吗？

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就如同我所提到过的，在站在人民头上的那些人面前是那么温良恭顺，当它对底层阶级特别是对农民出手时，却往往冷漠无情且一向是猝不及防的。在我所查看过的文件中，通报总督下令将资产者逮捕的连一份也没有；然而农民却陆续被逮捕，不管是在服徭役、军役，是因乞讨、治安问题，还是在诸多其他情况下。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法官为他们开了独立的法庭，进行长久的辩论，其监护性是公开审理；而对于底层阶级特别是农民，他们却即席判决，连上诉也是不被准许的。

内克于1785年写道：“人民和其他一切阶级之间存有巨大差距，很容易将人们的眼光加以转移，令其不关注政府如何被操纵来对付一切老百姓。抛开仁慈与人道这法国人的特性和世纪精神，该问题就会让那些对此屈辱怀有怜悯者感到忧愁无比，虽然他们自己免遭其苦。”

然而，压迫不光体现于这些不幸者糟糕的处境上，而更多体现在禁止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加以改善上。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其愚昧几乎依旧如同其农奴先辈，但他们却往往更加贫穷。身处工艺奇迹加倍出现的岁月，他们却没有丝毫技艺；处身于光辉璀璨的知识世界，他们却仍没有开化。他们身上维持着他们种族特有的睿智和敏锐，却并未学会怎样对其加以运用。种田本是他们的唯一生计来源，他们甚至连田地也耕种不好。“我所目睹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一位知名的英国农学家指出。他们只擅长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其他阶级还有着与生俱来的必要联系。

农民便是生活在这道孤立困顿的深渊里；他们被囚禁于此，完全与世隔绝。在天主教崇拜还未反抗就被废除，而教堂同时被亵渎之前的不到20年里，政府为查明一区有多少人口，有时候就会采取这种策略：本堂神甫在圣桌上清点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加上孩子和病患者 的估摸人数，计算出居民总数。在我发现此种情况时，我很惊讶，近乎感到恐惧。不过，时代思潮已经从各个方向深入到这些粗俗者心中，这些思潮经由多条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在这些狭窄暗淡的处所，使用着种种奇特的形式。不过，从外部看来并无丝毫变化，农民的风尚、习俗、信仰都好像一如既往，他们已臣服，可他们仍欢喜。

对于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时常表现出的轻松愉悦，是万万不可信以为真的，轻松愉悦只是法国人对无力避免噩运的苦中作乐，借此假装对其不放在心上，而绝不是彻底忘记。为这些人开辟一条出路吧，让他们逃离他们貌似不介意的悲苦，他们马上会朝那个方向迅猛地奔去，势头强劲；如果你拦住他们的道路，他们连瞧都不瞧你一眼就从你身上跨过。

对于上述事情，我们今日看得非常明白，那时的人们却见不及此。上层阶级要想清楚辨析发生在老百姓灵魂中，特别是农民灵魂中所的一切，是颇为不易的。教育与生活方式让农民对人类事务有其自身的独特理解，这个理解对其他所有人始终是封闭的。不过，当穷人和富人差不多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抱怨、共同事务之际，那隐藏彼此精神的黑暗就变得幽深难测，穷人与富人之间就会视为陌路。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所有置身社会大厦高层和中层的人们生活在何其怪异的安全感里，当1793年已近在眼前，他们还在巧言谈论什么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愉悦，这些所见所闻，如何让人不感到怪异：这种景象多么可笑而又可怖啊！

让我们在此稍作逗留，通过我刚阐述的这所有的小事，考虑一下上帝用来治理社会的最伟大的一条法则吧。

法国贵族阶级执意要跟其他阶级分离，他们最终免于缴纳多数公共捐税，而将其加之于别的阶级头上。他们认为摆脱了这些负担，也就保住了其权威，起初时看上去的确是这样的。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被一种看不见的内疾纠缠住并日渐羸弱，却没有人过问，其豁免权越多，其家境却越困顿。与此相反，他们害怕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却变得富有而有教养。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周围，他们不需要贵族，对贵族持反对态度。贵族既不想把资产阶级视为合伙人，也不愿将其看作同胞，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现资产阶级才是他们的竞争者，之后更变成了他们的敌对方，并且终将成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领导、保护、救济其附庸的责任，被一个奇怪而特别的政权解除了，不过同时也将他们的各种金钱权利及荣誉特权给予了保留，估计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他们依然走在最前端，自以为仍在发挥着领导作用，并且他们周遭确实仍围绕着公证书里称之为臣民的人，剩下的人则被称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农等。但事实上已无人再听从其命令，以至于这些孤家寡人最后面对攻击时只能溜之大吉。

虽然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命运差别极大，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资产者与贵族一样，最终也与人民隔离开来。资产者压根就不与农民接近，以免触及农民的困顿；资产者未能与农民密切合作，共同对抗普遍的不平等，反而试图为一己私利创设出新的不平等：贵族竭力对特权进行维持，资产者也一样拼命谋取特权。资产者本来是农民出身，但农民在他眼中反而不仅形同陌路，甚至可说就像从不相识，只有当资产者将武器交由农民之际，才意识到他已不经意间将民众的激情唤起，但他对此既控制不了也领导不了。他曾经充当一个鼓动者，但过不了多久就将沦为牺牲品。

当这座曾经一度蓄势称霸整个欧洲的法兰西大厦已成废墟之时，千秋万代都将对此感到诧异，但留意阅读其历史的人对其衰亡是不难理解的。我刚才述及的罪恶、错误、致命的偏 见等，其产生、持续与发展几乎全应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向来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

然而，当资产者与贵族互相之间彻底孤立，农民与贵族及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开来，而与此相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上演时，特殊的小集团也会在其中应运而生。它们互相孤立，就如同各阶级之间的情况，此时或可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无任何瓜葛，并且再也组织不起任何力量来约束或援助政府。最终，若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那么这座君主的雄伟大厦瞬间就会彻底崩塌。

最后，唯有人民好像从其主子的一切过错与失误中获取了益处，实际上就算他们真正摆脱了主子的统治，恐怕也没有办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任他们吸取的各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及不良倾向的枷锁。人们有时观察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之际，居然将奴隶的喜好也移了过去，无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以致在对待自己的教导者时态度蛮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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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佩雷费克斯（1605—1670），法国高级教士，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1664年担任巴黎大主教。——译者注

[2] 印度和巴基斯坦原本是一个国家，后来独立为两个国家。——译者注

[3] 密札，国王颁发的捕人密令，持有密札就可以不经审讯将拘捕的人押解入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