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那些读过旧制度的总督与其上级和下属通信的人，无一不惊叹于政治制度的相似居然令那个时代与我们时代的行政官几乎毫无二致。大革命的深渊仿佛并未将他们隔开，跨过这深渊，他们将手握在了一起。我认为被统治者也是如此，立法在人们精神上所显示的威力从未如此显著。

大臣已萌生一种愿望，即要洞察一切，亲自在巴黎处理所有事务。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及政府的完善，这个愿望一日比一日更强烈。至18世纪末，在任意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均需要由总监亲自监督开支，制定规章，确定地址。就连创建乞丐收容所也要向总监报告收留乞丐的名字及出入的确切日期。早在18世纪中期（1733年）达尔让松先生就曾指出：“委托给大臣们的具体事务没有尽头。少了他们，任何事都做不成，唯有通过他们，事情方能做好；假如他们的知识不足以支撑他们行使巨大的权力，他们就被迫将所有事务都交由办事员处理，而这些办事员也就成了真正的掌权者。”

总监要求，收到的报告不仅应包括那些涉及事务的，还应包含关乎个人详细情况的内容。总督则写信给总督代理，把报告中所提供的情报一字一句地重复一遍，就像是他亲自了解的准确情况一样。

为了能够在巴黎领导并洞悉一切，需要发明数以千计的审查手段。书面文件已经非常庞大，行政程序则缓慢得令人惊讶，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整修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可以低于一年获批；一般情况下，需要两年或三年方可得到批准。

在一份判决（1773年3月29日）里，御前会议承认：“行政手续无限期地拖延误事，只会不断激起最正当的抱怨之词，可是手续又是绝对必要的。”

我本来以为对统计的癖好为我们时下的政府官员所独有，然而我错了。在旧制度末期，人们常会把印制好的小型报表寄送给总督，这些报表是由总督代理和教区理事填写的。总监要求呈递报告，详细介绍土地特征、耕种、产品类型与产量、牲畜数量、工业和居民习俗。与现在的专区区长和市长在同一情况下提供的情报相比，如此这般取得的情报同样的详细而不精准。在那种场合，总督代理对其属民的品性的评价往往都比较差。他们时常重复这样的评价：“农民本性慵懒，如果不是迫于生存，就不会劳作。”这种经济学说在行政官员中是相当流行的。

两个时代的行政言辞，并无彼此截然不同之处。它们的言辞风格一样缺乏文采，就跟流水账一样，模糊又脆弱无力；撰写者的特有面目被遮盖于一般的平庸里，省长的语句和总督的语句如出一辙。

唯有到了18世纪末，当狄德罗和卢梭的特殊言语经过一段时间蔓延开来，并用通俗话语加以繁长描述的时候，这些作家的著述里洋溢着的黯然神伤才把行政官员感染了，这种黯然神伤甚至蔓延至财政界。行政文风往往是乏味的寒暄之词，此时变得有些许打动人心与柔和。一位总督代理对置身巴黎的总督发牢骚，“他时常在履行职责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苦楚感，将充满同情的心刺伤了。”

政府像现在一样，对各教区分发慈善赈济，前提是居民也需要作出一定的贡献。当他们贡献的份额足够之际，总监就在分派清单边上记录：好，表示满意；不过，当份额巨大时，他记录：好，表示称心如意与感动。

行政官员差不多都是资产者，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阶级，有其独特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耀感和自尊心。他们是新社会的贵族，它已经形成，并且朝气蓬勃，只等着大革命为其留出空间。

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具备下述特征：资产阶级或贵族，所有企图从它的外部控制公共事务的人，对于政府所抱有的愤恨都非常强烈。想不依赖政府帮助就自己做主建构起的最微末的独立团体也让其恐惧；最小的自由结社，无论目标怎样，都让政府闷闷不乐，它只允许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大工业公司也不大令它满意。总之，它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插手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可潦倒穷苦，也不想有竞争。不过，必须让法国人吸取一些放纵的甜头，以对他们所受的奴役予以告慰，所以，政府允许非常自由地讨论涉及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各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对政府的不起眼的小官不进行恶意中伤，政府则很乐意对他们批评社会当时赖以存活的基本原则采取宽容的态度，或者甚至议论上帝的问题，在它看来那种事跟自己并无瓜葛。

18世纪的报纸，或当时人们所唤为的“加泽提”，登载四行诗句比刊载争议性的文章要多，即便这样，政府对这支微小的力量已馋涎欲滴。它很宽容地对待书籍，但却十分苛刻地对待报纸；由于难以蛮横地进行废除，它就努力让报刊转而为政府独自享用。我搜罗到一份1761年致王国各总督的通告，其中宣布国王（即路易十五）的决定，从那以后，《法兰西报》 [1] 将由政府监督编排。“由于国王陛下意欲让该报极有趣味，保证它立足于其他报刊之上，所以，”大臣进一步说道，“你们要寄送一份简讯给我，说明你们财政区内诱发公众好奇心的所有事物，特别是涉及物理学、博物学的逸闻趣事。”通告还附带着一份内容介绍，其中扬言道，新报纸尽管较之它所取代的报纸出版更频繁，内容更丰腴，不过订阅的价钱则更为低廉。

收到这些文件后，总督就给其代理写信，发号施令去执行，不过总督代理开始回复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于是大臣将第二封信寄送出去，厉声批评外省缺乏能力。“国王陛下命令我告知你们，他要你们颇为慎重地对此事负责，向你们的属下发出最精准的指令。”总督代理开始执行起来：其中一位报告有个私盐贩子（偷偷贩盐）被处以绞刑并表现出足够大的魄力；另一位报告该区有一名妇女生了三胞胎；第三位报告引发了一场可怖的暴风骤雨，但一点损失也没有。有一个人说道，他曾经非常留意，但并没有什么需要特意指出的事，不过他自己依然订了一份很有用的报纸，并计划让一切有教养的人均去订阅。但这番努力看来收 效并不显著，因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指出：“国王陛下任劳任怨，亲自详细弄明白种种举措，让报纸兴办得更上一层楼，并愿给这家报纸应得的特殊荣耀与名气，可国王看到他的敕令那么被轻视，便表现出了强烈的气愤情绪。”

由此可知，历史是一道画廊，在那里原作少得可怜，但复制品却数量庞大。

此外不得进行否定的是，在法国，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对欧洲南部那些政府进行过模仿，它们管控一切好像只是为了让一切都陷入萧索。法国政府对自己的事项往往是非常理解的，而且总是表现出超乎人想象的积极性。然而它的积极性往往并无收效，甚至反而弊端重重，因为它有时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情，或做没有人可以操控的事情。

政府不大进行最为必要的改革或迅速就放弃最为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坚韧的意志力方可达成，然而政府不断地对一些规章或一些法律予以变动。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在它所置身的范围里获得一时半会的宁静。新规则以这般神奇的速度连绵不绝地更替着，让官员们由于身受上级管辖，时常摸不清应该如何言听计从。市府官员向总监本人发牢骚，附属的立法稳定性太差，他们指出：“仅仅财政条例的变化就可以迫使一个市府官员——就算他的职务是终身制的——懒得处理自身事务，只去对各种新规章进行研究。”

就算法律并无变动，执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假如没有从旧制度政府遗留下来的秘密文件里看到政府的工作状态，就没有办法想象法律最终居然这样不被人重视，甚至遭到执行法律者的鄙夷，因为那时既没有政治议会，也没有报纸，大臣及其官署的肆无忌惮、飞扬跋扈和变化无常都不受约束。

在御前会议的判决里，有很多都引用了之前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是最近新制定、已经颁布但并未实施的。国王敕令、宣言、诏书都经过严肃的登记注册，然而在执行中均受到层层变更。在总监和总督的信函里，我们可以见到，政府不断许可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办事。它不怎么糟蹋法律，但它每日都依照特殊事例，为了处事便捷起见，悄无声息地将法律朝着任意方向弯曲。

总督写信给大臣，提及一个国家工程招标者要求免交人市税的事情：“的确，依循我刚才引证的敕令和判决的庄严规定，对于这些捐税，王国内无论是谁均需交纳，并没有可以网开一面者；然而熟悉法律事务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些硬性摊派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处罚一样，虽然有确立税制的各种敕令、宣言和判决，却从来没有对例外措施造成阻拦。”

旧制度暴露出其本来面目：条规强硬庄严，实行起来却松懈而不强硬。这是它的特征。

一个人要想通过法律汇编来判断那个时代的政府，那么他就会陷于最可笑的谬误里。我找到国王于1757年颁布的一个宣言，宣称只要是编写或印刷书刊对宗教或现行制度有所违背，将统统被判处极刑。兜售该类图书的书店，贩卖该类图书的商人，都应该受此刑罚。那么我们难道不是又返回至圣多米尼克 [2] 的时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时期正是伏尔泰震撼文坛的时期。

人们经常对法国人蔑视法律怨声连连。哎哟！何时他们才可以懂得尊重法律呢？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的观念应该在他们思维中占有的空间从来都是零的待遇。每个恳请的人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对现行法规予以撇清，其坚决而严肃的态度就跟要求人们遵 行法规一样，确实，唯有当他们试图对法规进行拒绝之际才会以法规来攻击法规。人民对当局的俯首帖耳还是全面的，不过他们顺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本心所想；因为，如果人民时不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迅猛就能够把人民引向暴动，此时镇压人民的并非法律，而是暴力和专制。

在18世纪，法国中央政权还没有具备它日后方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不过，由于中央政权已经将一切中间政权机构予以捣毁了，所以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仅存在广阔空旷的位置，所以在个人看来，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助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仅有代理人。

对于这一点，没有比诋毁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加以证明的了。当大革命前的长时间的困扰开始发挥效力时，各种各样涉及社会与政府的新体系蜂拥而入。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尽管有所差别，他们的手段却是一如往常的。他们企图凭借中央政权之手将一切都予以捣毁，并依循他们自己设计的新蓝图，对一切进行再创造；在他们眼中，可以完成该任务的只有中央政府。他们宣称，国家力量应该跟国家权利一般不设限——问题只在于如何劝说它恰当地应用它的力量。老米拉波是一个对贵族权利甚为痴恋的贵族，他将总督直白地唤作僭越者，并宣布，假如将挑选法官的权力统统授予政府，法庭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成为特派员帮伙。米拉波本人仅对中央政府有信任感，认为只有依赖中央政府的行动方可将他的幻想变成现实。

上述思想绝不停留在书本里，它们渗透到所有人的头脑中，与风尚熔为一炉，渗透到人们的习俗，以及其他所有部分，甚至深入到日常实际生活里。

每个人都以为，如果没有国家插手，什么重要事务也难以做好。种田的农夫平日里对清规戒律反抗最激烈，连他们也居然坚信，假如农业得不到改善，主要过错应该在政府那里，因为政府既不提供充裕的咨询，也不提供强有力的援助。一个种田人给总督写信，信件中充满愤怒的口吻，已经预示着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为什么政府不任命巡视员，每年在各省对农作物状况进行巡视，教育农夫对耕作方法加以改善，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对牲畜进行管理，如何将牲畜养得肥肥壮壮，如何喂养它们，如何售卖，以及必须在什么地方上市？这些巡视员应该获取丰厚的报酬，而取得最卓越业绩的耕种者将能拿到荣誉奖。”

巡视员和十字勋章！这套方法是萨福克郡的农夫从未曾想到过的！

在大多数人看来，现在只有政府方可对公共秩序予以确保：人民只对骑警队有所畏惧，而有产者只信赖骑警队。对彼此而言，骑警队骑兵不仅仅是秩序的重要维护者，简直就是秩序本身。吉那纳省议会宣称：“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只要一见到骑警队骑兵就自觉地收敛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有骑兵守在自己的门口。这一类性质的恳请在总督辖区的档案中俯拾即是，似乎没有谁想到主宰者可能就藏匿在保护者背后。

逃亡贵族流转到英国之后，最令其惊诧的是英国没有这种自卫队。他们愕然不已，有时对英国人也非常鄙视，其中有个人，尽管德才兼备，但他所接受的教育并未让他对即将看到的事物做到未雨绸缪，他写道：“这是非常确切的事情：英国人被偷盗以后反而有幸运之感，说至少骑警队在他们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些人愤怒于扰乱治安的一切事物，然而看到煽动分子回归社会当中却又有欣慰之感，认为法律的条文优于全部思虑。”他进一步指出：“这些错误思想并没有存在于全部人的思维里，有些智者想法就与之相反，长此以往，智慧必然处于优势地位。”

英国人的这些怪现象或许与他们的自由有些许联系，不过这位流亡贵族并未想到这一点，他喜欢用更科学的缘由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他指出：“潮湿的气候，没有生机的周边空气，这两者给人的性情留下的色彩是阴郁的。在这样的国家，人民自然尤其对严肃的事物兴趣浓烈。喜好对治国之道予以关注是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性情；相比之下，法国人民则差得太远。”

政府既然将上帝取代了，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向政府恳求。诉状数量多如牛毛，尽管一向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只是细小零碎的私利。盛放诉状的文件箱或许是汇聚旧制度社会的一切阶级的唯一处所。这些诉状读起来让人忧愁：农民恳请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庶的所有者则要求在开发土地方面对自己施以援手；工业家则祈求总督批一些特权给自己，避免一些对自身不利的竞争。最司空见惯的是，制造商对总督诉说买卖不景气，并请他向总监申请资助或贷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好像设置有一笔基金。

有时候连贵族也加入恳求者的行列。这些人的身份让他们在祈求时也保持一种高傲的姿态。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而言，二十分之一税是造成他们依赖性的主要症结。御前会议依照总督报告每年制定贵族税额，所以贵族时常给总督写信，申请推迟期限或免除税款。我读过大量该类的请求书，贵族是书写的主角，差不多都有封号，并且时常是大领主，他们宣称，由于收入不足或景况不好，他们才着手写请求书的。通常说来，贵族称呼总督为“先生”，但是我注意到，在请求书里，他们像资产者一般向来称呼他为“阁下”。

在请求书里，贫穷与傲慢有时会以一种可笑的方式彼此结合。一个贵族给总督写信说：“您那敏感的心断然不会许可一位贵族的父亲像一个平民的父亲一样，被分文不差地收取二十分之一税。”

在18世纪，饥荒频繁发生。当饥荒发生时，各财政区的居民一律向总督求助，好像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粮食。诚然，每个人都因困顿而对政府加以指责，将那些最难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甚至连季节气候的异常，也说成是政府的错。

对于本世纪初中央集权制如此易如反掌地重建于法国，我们一点也无须感到讶异。1789年的勇士们虽曾将这座建筑推翻，但其基础却仍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留存，在这个基础上，它才得以突然重新崛起且比过往更加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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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西报》，1631年创办，是法国第一家报纸。1762年成为政府官方报，一周两份。大革命时（1702年）改名为《法兰西国民报》，成为日报。19世纪变成保王派的喉舌。1914年停刊。——译者注

[2] 圣多米·尼克（1170—1221），多明我修会的创始者，主张苦修，曾经通过布道团与阿尔比派异端斗争。——译者注